北宋最有争议之人，当时都以为是奸臣，后世却评价他为千古名相

熙宁七年四月，汴京宫门前的石狮子被晒得发烫。一辆沾满黄泥的马车停下，个老农颤巍巍抱出卷绢帛，绢角还沾着未干的泪痕。守宫宦官刚要呵斥，却见绢上画满灾民：卖女偿债的老妇、拆房还贷的汉子、啃树皮的孩童 —— 这是京东转运使郑侠冒死呈上的《流民图》。

宋神宗展开绢帛时，指尖都在抖。画里 “拆屋卖材，以还官贷” 的木牌，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当晚，神宗一夜无眠，次日便下旨暂停新法。这场由一幅画掀起的风波，把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早年王安石：放着京官不当，跑去鄞县种庄稼

庆历二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按惯例，他该留在汴京入馆阁，那是文人最快的晋升路。可他却递了奏折：“愿为地方官，解生民之困。”

消息传到朝野，人人愕然。多少人挤破头想留京城，这个新科进士却要去偏远的鄞县（今宁波）当知县。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王安石却不管这些，带着简单的行李就赴任了。

到鄞县的第一个月，他没进县衙办公，而是带着衙役翻山越岭。三个月后，他拿出手绘的《鄞县田亩图》，上面标满了荒田、水渠的位置。他发现，农民不是懒，是被高利贷逼得种不起田 —— 遇旱要借粮，利息能翻三倍，丰收了连本都还不上。

王安石没等朝廷批复，就搞了个 “鄞县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借粮给农民，秋收后还，只收二分利息。他还亲自带着百姓修水渠，踩着齐腰深的泥水测水位，打着火把巡堤坝。

四年后他离任时，鄞县的荒田少了一半，农民家里有了存粮。百姓要为他立生祠，他却悄悄让人拆了：“我做的这些，本就是官该做的。”

二、变法初衷：想让天下人吃饱饭，却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此时的北宋，早没了 “仁宗盛治” 的模样：国库空虚，每年要给辽和西夏送 “岁币”；地主兼并土地，农民流离失所。神宗看着奏折里的 “流民百万”，想起了口碑极好的王安石，连夜召他入京。

君臣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才能让天下富强？” 王安石答：“变祖宗之法，行利民之政。” 熙宁二年，王安石拜相，变法正式开始。

他推出的新法，每一条都盯着 “利民”：青苗法帮农民避高利贷，募役法让不愿服役的人交小钱免役，方田均税法让地主多交税…… 可这些 “好经”，从一开始就触动了既得利益者。

地主们骂：“青苗法断了我们的财路！” 以前农民借粮，利息是官府的好几倍，现在官府低息放贷，谁还找他们借？官员们怨：“募役法让我们没了摊派徭役的权力！” 以前他们能随便让百姓干活，现在得按规矩来，还得给服役的人发钱。

连太皇太后都哭着对神宗说：“王安石这是要乱天下啊！” 可王安石不管这些，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以为只要初衷是好的，就能顶住压力。

三、新法变味：他的 “利民”，被手下搞成了 “害民”

王安石没料到，他的理想，会被执行中的贪婪碾碎。

青苗法本是自愿借贷，可地方官为了政绩，变成了强行摊派。河南有个县，连不种地的和尚都被 “劝贷”；陕西的官员更狠，把利息提到四分，还说 “这是为了完成指标”。

《流民图》里的老农，就是被这样逼到绝路的。他本不想借青苗钱，却被衙役堵在家门口：“不借就是抗法！” 最后只能拆了房子还贷款。郑侠在奏折里写：“新法本是救民，如今却成了害民的刀。”

更糟的是，王安石信任的人里，混进了不少投机者。吕惠卿表面支持变法，私下却挪用公款；曾布为了争权，故意曲解新法条文。这些人的乱作为，全算到了王安石头上。

反对者抓住这些把柄，骂他 “祸国殃民”。苏洵跟王安石素不相识，却写文章骂他：“穿得像俘虏，吃得像猪狗，蓬头垢面还装读书人，这一定是大奸臣！”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嘉祐集》，成了攻击王安石的 “武器”。

四、当时的评价：从宰相到 “奸臣”，只隔一场变法

熙宁七年，《流民图》事件后，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他回到江宁（今南京），住在小院子里，每天读书、散步，像个普通老人。可朝堂上的争论没停过，旧党官员天天上奏，说新法 “致民流离”。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掌权，旧党领袖司马光拜相。司马光一上台就废除所有新法，还说：“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祸乱的根源。”

南宋时，官方对王安石的评价更狠。《神宗实录》是旧党编的，里面说他 “变乱祖宗法度，致靖康之祸”—— 把北宋灭亡的锅，直接扣到了他头上。元朝修《宋史》，干脆把他列入《奸臣传》，说他 “挟私智，乱成法”。

明朝杨慎更夸张，骂他 “把王莽、曹操、司马懿的坏，全占了”。那时的人提起王安石，都觉得他是 “误国奸臣”，没人记得他当年在鄞县帮农民种庄稼的事。

五、后世翻案：从 “奸臣” 到 “千古名相”，差的是一个时代的视角

时间到了近代，情况变了。

梁启超写《王荆公》时，翻遍了宋代史料，最后说：“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 他说，当时骂王安石的 “君子”，其实是守旧的乡愿；被骂的 “小人”，才是真为国为民的国士。为什么？因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王安石这样敢改革的人。

列宁看到王安石的变法内容，称他是 “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他特别肯定均输法 —— 官府调控物资，避免商人囤积居奇，这和当时苏联的经济调控思路不谋而合。

1944 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特意提到王安石：“罗斯福新政的农业贷款，灵感就来自他的青苗法。” 原来，华莱士在研究农业政策时，看到王安石 “低息贷粮给农民” 的做法，觉得能用到美国的农业救济里。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虽然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却也说：“他的理想是好的，只是太急了，没考虑到执行的难度。”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王安石的 “奸臣” 名声，是时代需要的替罪羊；而他的改革精神，才是真正的价值。

六、王安石的私德：一辈子清廉，连块好砚台都不要

不管是骂他的还是夸他的，没人否认王安石的私德。

有次客人来拜访，见他桌上只有糙米饭配咸菜，惊讶地问：“相公何苦这么节俭？” 王安石笑着说：“我要是先贪了口腹之欲，还怎么说‘让天下人吃饱饭’？”

有人送他块稀有的砚台，说 “呵口气就能出水”。王安石接过砚台看了看，又还给那人：“就算能出一担水，又能值多少钱？” 他一辈子没攒下私产，退休后住的房子还是租的。

他对家人也严。儿子王雱想利用他的关系当官，被他骂了回去：“要当官，自己考进士去！” 后来王雱病死，王安石把儿子的遗产全捐给了慈善机构，没给孙子留一分。

这样一个清廉、实干的人，当年却被骂成 “奸臣”。不是他做错了，是他的改革，太超前于那个时代。

七、争议背后：不是王安石变了，是评价的标准变了

王安石的争议，从来不是 “好” 与 “坏” 的争议，是 “守旧” 与 “改革” 的争议。

当时的人骂他，是因为他动了祖宗之法，动了既得利益；后世夸他，是因为看到了他改革的勇气 —— 在那个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时代，他敢说 “祖宗不足法”，敢为了百姓跟整个士绅阶层对抗。

他的变法确实有问题：太急、太理想化，没考虑到地方执行的偏差，也没管住手下的投机者。可他的初衷，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是 “苦读从政，有补于世” 的信念 —— 从鄞县的知县，到变法的宰相，他一直没忘这句话。

现在再看王安石，我们不会只说他是 “奸臣” 或 “名相”。我们会记得，有个北宋文人，为了让天下人吃饱饭，顶着骂名搞改革；会记得，他放着京官不当，跑去乡下种庄稼；会记得，他一辈子清廉，连块好砚台都不要。

这些，比 “奸臣” 或 “名相” 的标签，更能让我们读懂这个有争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