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与动情的人类学

2003年春天，我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去学校，被另一场病毒困在家里。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翻开茶几上放着的一本《读者文摘》。突然，我被杂志上一张黑白照片吸引：

一位满头银发的女士和一只黑猩猩并肩坐在野外，他们都张嘴在呼喊着什么，猩猩将一只手搭在那位女士的肩上，像一位熟识的老友。

不知为什么，这张照片瞬间“击中”了我。他们之间的那份信任与快乐，如此直接，如此朴素。从那篇文章里，我知道这位女士叫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一位英国的灵长类动物学家。

撰文丨薛茗

跟随珍·古道尔踏上人类学小径

上世纪60年代，二十出头的古道尔受雇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被派到非洲冈比（Gombe）去研究黑猩猩。在冈比，她观察到黑猩猩使用“工具”钓食白蚁——这个惊人的发现曾让利基感叹：“我们现在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此外，古道尔还通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黑猩猩社会行为的文字、图片及影像。

我真正读到她的文字是几年后，我已经在北大生物系读本科。我从图书馆借回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古道尔的书：

“我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一只长着浓密的白胡子的漂亮的雄猩猩，我已经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灰胡子大卫。他很平静地爬上棕榈树，开始吃棕榈果，然后，他自己把我给他准备好的香蕉拿走了。一个月后，当帐篷边的另一棵棕榈树的果子也成熟了，灰胡子大卫又来拜访我们了。其中有一次，他确确实实从我的手里接过香蕉，我几乎不敢相信。”

“弗林特六个月大时开始练习走路和爬树，还学着活动时骑在妈妈的背上而不是老吊在肚子下面走，他慢慢地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两个大哥哥一起玩，他们都对他特别温柔，群体里的其他哥哥姐姐也很好，他们只能这样，因为如果弗洛发现其他的黑猩猩太厉害，就会冲过去吓唬甚至袭击他们。”

“我认识的第一个雄性头领是戈利亚特。后来，到了1964年，迈克取而代之，他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达到目的的。他从帐篷周围搜集了一两个空煤油桶，然后一边敲打桶，一边冲向一群成年的雄猩猩，他的特殊表演把大家吓坏了，都大呼小叫地跑光了。因此，他根本不用争斗就成了头领，虽然他的个头很小，他这个头领一当就是六年。” ——珍•古道尔，《和黑猩猩在一起》

《和黑猩猩在一起》

作者：[英]珍·古道尔

译者：卢伟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年10月

台灯下，我不仅沉浸在她描述的黑猩猩的复杂社会生活里，还好奇地窥探那个独自在野外考察的“女子”：

“其实，我当时几乎没有产生过怕遭野生动物伤害的恐惧心理。我真的相信，那些动物会感觉到我无意伤害他们，所以他们也就不会伤害我……路易斯鼓励我相信这一点，同时又要我明白：如果跟某种动物不期而遇的时候，我要具有理性，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可是与人们在城市里可能遇到的危险相比，这些危险并不算大——也许相对还要小一些，所以我也不在乎。”

“每次我从冈比回到英国，这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总使我感到惊诧不已，感到越来越丧气。我离开的是一个生生不息、非常宁静的森林世界，那里的居民过着简单而有目的的生活。我走进的是一个物欲横流、浪费惊人、相互攀比的西方社会。” ——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注：我在北大的时候读到的译本叫《希望的理由》，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叫《点燃希望》。）

是的，因为那张黑白照片，我高考时填报了生物系。只是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在我翻开《读者文摘》的那个春天，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完成——这意味着现代生物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一上完必修的植物学与动物学之后，宏观生物学逐渐从我们的课程表中退出，生物化学、基因工程和生物制药等等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话题。滴管、凝胶电泳、培养皿和PCR是生物系师生的日常。为了在这个微观世界中得到片刻喘息，我将古道尔的书当作逃离的救生艇。

“有时候，在月色迷人的野外，我就呆在‘山峰’上。从上面朝下看，之间银色的月光照在由无数叶子形成的树冠上，把平滑光洁的棕榈树叶映照得闪闪发亮。有时，月光明亮，只能看见最亮的星星。有时，天空中灰蒙蒙的雾气紧贴着山顶，向下一直蔓延到谷底。这样的美景使我惊叹不已。当月亮最终落到湖对岸的大山背后，那淡淡的月色渐渐退去时，一番迥然不同的夜色展现在眼前——到处一片漆黑，还有不祥的沙沙声和小树枝断裂的声音。不难想象，那是一只猎豹在深深的草丛中穿行，或者是一群野牛在啃低矮灌木上的叶子。可是，没有任何东西来伤害我。” ——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

珍·古道尔。

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我接受潘文石教授的建议——大学最后两年我曾“逃”到他在广西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基地去实习——申请去美国读“人类学”，一个潘老师认为更适合我的专业。

尽管我那时不是很清楚人类学是什么，我还是登上了横跨太平洋的飞机，行李箱里塞进了一张美国国家地理为古道尔和黑猩猩拍摄的纪录片光盘。我本以为在美国（这里，古道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家喻户晓）、又是在“适合”我的专业里，我能够重拾《读者文摘》为我点亮的火光。但事情和我想象的几乎完全相反。

我博士就读的人类学系，汇集了出色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生态行为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我的同学们也拥有令人羡慕的野外考察经历——南美热带雨林、非洲草原、澳大利亚沙漠。然而，当我提到“珍•古道尔”这个名字时，不但没有得到“她太棒了“或“我也很崇拜她”的回应，我反而嗅到了轻蔑与不屑。

“我不确定她做的算不算是‘科学’，”一位同学边喝咖啡，边狐疑地看着我，因为我在讲刚上映的一部有关古道尔的纪录片（Jane’s Journey，2010），那天早晨的公共广播正好也在讨论这个片子。另一个同学笑着说：“她就是个popularizer（这个词，现在也许可以翻译成：科普网红）。”有人接茬儿道：“你试试在提案报告里写，‘噢，我还打算看看灰胡子大卫怎么搭积木，’你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屌不屌你！”教室里一阵哄笑。

很快，我们的“科学”讨论课就开始了。这些“正统”的训练告诫我们，像古道尔那样书写她所观察的动物，哪怕不再是学术界的滔天大罪（cardinal sin），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陋习，或为讨好大众而进行的马戏表演。坐在教室里的古道尔的“后辈”，已经有更细致的荷尔蒙监测图、统计表格和计算模型来分析野生动物乃至人类社会的复杂生活。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剧照。

不可否认的是，新的理论问题与研究方法，能够将我们引入“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个层面之上、对人类和文化更深刻的追问：比如，“合作”（cooperation）如何进化而来，我们如何与“自私”的基因博弈从而适应了群体的生活，“利他”（altruism）究竟是普遍的情感还是为达到“利己”目的而不得不进行的精打细算。但在这样的语境里，研究者始终是置身事外的“仪器”，甚至会因为所谓客观的测量分析带来的优越感而武断地抛出结论——一项“吃水稻的南方人更偏向合作，吃小麦的北方人更崇尚个人主义”的进化人类学研究，足以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瞠目结舌（参见Talheim, Thomas, et al.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603-608.）。

Popularizer，这个词在人类学里还真不鲜见。更早些的时候，“正统”的人类学家恰恰也是用这个词形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的。和古道尔一样，在书写萨摩亚人的民族志中，米德用大量细致而生动的描述向读者展示萨摩亚的风土。虽然米德是二十世纪公众影响力最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她在学界却往往受到孤立。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1902-1973）更是将米德的写作讥讽为“风掠过棕榈树沙沙作响派”文体。很多年后，当我在自己的书中回顾这段学科的历史时，将批评米德的人类学家（尤其是男性人类学家）戏称为“烟夹在指缝间滔滔不绝派”，以回敬他们高高在上的态度（参见《77街的神龛》，pp. 223-225）。

然而，正在读书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科学”的傲慢。那场课前的对话给我浇了一瓢冷水，那天我没有再提起古道尔。事实上，我读博士的那些年都没有再提过她。那张从中国带过去的纪录片光碟，在行李箱里躺了很多年。

“有人认为，为了获得有用的科学数据，就有必要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把所有看到的情况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尤其不能允许自己对观察对象产生移情。幸亏我在冈比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我对这些聪明的生灵的理解，有不少恰恰是建立在对他们产生移情的基础之上。” ——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

《希望的理由》

作者：[英]珍·古道尔

译者：祁阿红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让人类学具有真正的灵魂

博士毕业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人类学这条路走的方式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方式也很多。我们的智识与见地，并非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必然进步。“移情”不应被一概视为不专业、能力不足的表现。相反，这也许恰恰是研究者对自己立场与特权的审视。就像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露丝•贝哈（Ruth Behar）所说，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参见《动情地观察者：伤心人类学》，贝哈著，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老弗洛死于1972年，这是我特别难过的一天。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了，她教了我很多事。她是在过水流湍急的卡冈比河时死的。她看上去很安详，好像她的心脏是刚刚停止跳动似的。我低头看着我的老朋友，我知道没有了她的冈比将再也不会是原来的冈比了。” ——珍•古道尔，《和黑猩猩在一起》

人类学后现代的风潮，虽然让我也常常摸不着头脑，但它对知识生产的反思以及对书写者立场的质问，却解开了我多年的疑惑：古道尔吸引我的地方，不仅是她非凡的田野经历、惊人的科学发现、对环保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她的“发心”——这位优秀的写作者，一位愿意在作品中勇敢地呈现“自我”与“情感”的女性，始终以真诚的文字传达更大的善意——其实，古道尔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她的“责任”。

在古道尔抵达冈比之前，那里就已经不是世外桃源。树木砍伐、河流污染、肆无忌惮的偷猎，正迅速威胁着黑猩猩与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古道尔的工作重心逐渐从纯粹的行为学研究转入野生动物与生态的保护。1977年，她创办了“珍•古道尔研究所”（Jane Goodall Institute）；1991年，她又成立了“根与芽”（Roots and Shoots）组织，旨在全球进行环境保护的工作与推广环保教育。此后，她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与宣传，参与当地的环保和慈善工作——这包括2024年她在中国的“希望之旅”，那是她第17次访问中国。

古道尔纪录片剧照。

质疑、批评与不屑，从未阻拦过她的脚步。世界上的种种生态“悲剧”也没有让她停止希望——“希望”，不是愤怒，不是表演，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一代一代的改变。

“……那没有任何词句的强有力的音乐是不是向我传递过某种特别的信息，被我吸收，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能够做出解释。现在通过体验与反思，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信息，而且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我们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而且应当尊重和热爱我们周围的生命...” ——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

虽然我现在并不直接参与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的工作，但我也能够目睹身边的改变：我在博物馆的许多同行向我坦白，他们都是因为受到古道尔的启发才选择了人类学。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生态学家及动物行为学家不再因为给动物起名字而感到羞耻——科罗拉多大学的Marc Bekoff教授，正在撰写有关大象智力和行为的童书绘本。原住民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Robin Wall Kimmerer教授将植物学知识、原住民的知识体系、自我的经历编织出感人至深的文字——就像她的祖先在树阴下编织甜草一样，这位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以故事的力量给绝望的探索者带来启发与光亮（参见Kimmerer, Robin Wall. 2013. Braiding Sweetgrass: Indigenous Wisdom,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Teaching of Plants.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在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做评审的这几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提案中有了研究者“自己”的影子——能够“共情”的人类学者往往更容易说服评委某项提案的意义，而设计花哨却“冷冰冰”的实验通常会被全票否决。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我们神奇的大脑的确把我们的记忆存储了起来。这本书就是根据回忆写成的，是我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挖掘的，为的是与那些愿意看的人共享。” ——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

2025年10月1日，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突然从新闻上得知珍•古道尔去世的消息。她去世在巡回演讲的途中，那时她正在洛杉矶。没有难以忍受的病痛，没有被囚禁在病房里，她在传播善意与勇气的路途中悄然离世。

只有功德很高的人才有这样的福报。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大的悲伤。这种情绪让我不断回望自己跌跌撞撞的成长中，与古道尔的一次次“相遇”。在我意识到之前，古道尔已经以她的智慧引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们——看到了心中的根与芽。无论我把她的书或者她的纪录片放在行李箱的哪个角落，她的指引，一直都在那里。

谢谢你，珍•古道尔，感谢你用故事点亮的火光，用足迹守护的希望。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纪录片海报。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薛茗；编辑：宫子；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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