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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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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全球汽车行业迎来一则振奋消息:丰田汽车销量实现连续八个月攀升。仅在8月份这31天内,其全球交付量便高达25.1万辆,展现出强劲的市场韧性与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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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绩的背后,美国市场功不可没——当地消费者对多款混合动力车型表现出持续高涨的购买热情,推动该区域同比销量实现13.6%的显著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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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观察行业动态的人士早已注意到,如今各大车企纷纷将周度销量发布视为常规操作,部分品牌甚至频繁更新数据以抢占舆论高地,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统计口径与真实性的公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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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年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就曾发出倡议,呼吁停止过度披露短期销量数据,防止信息误导和非理性竞争,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多数企业仍坚持高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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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本质来看,任何企业都渴望产品畅销,但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像汽车业这般将销量视作生命线,并围绕排名展开激烈角逐的现象,除娱乐圈外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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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深思:为何车企如此看重销量?这些数字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战略意义与生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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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焦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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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对销量近乎执拗的追求,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上世纪初福特汽车的革命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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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亨利·福特推出T型车并首创流水线生产方式,极大压缩了制造周期与单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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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型自1909年定价825美元起步,历经多次优化后最低降至260美元,成为历史上第一款真正走入大众家庭的交通工具,最终累计售出1500万辆,创下空前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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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福特后期集中资源专攻T型车,且仅提供黑色车身选项,通过高度标准化提升零部件通用率,进一步摊薄成本,实现了稳定可观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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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功案例生动诠释了制造业中的“规模效应”法则:产量越大,单车分摊的成本越低,利润空间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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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学术研究持续验证这一规律。20世纪中期,两位英国学者深入分析了上半叶英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发现当年度产量由1000辆增至5万辆时,单车制造成本可下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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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指出,唯有单一车型年销量达到20万至30万辆区间,才能真正迈入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门槛;一旦超越此范围,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则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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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丰田正是基于此类研究成果制定发展战略,将其每一代平台的目标年产量锁定在20万到30万辆之间,达成后即启动新平台研发,以此不断拓展用户覆盖,精准把握规模化运营的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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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能源时代,规模效应的重要性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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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亚迪e平台3.0为例,该技术架构具备高度模块化特征,支持跨级别、多类型车型共用,零部件复用率极高。随着销量上升,不仅电池等核心部件的采购议价能力增强,前期巨额研发投入也能更有效地分摊至每一台下线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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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规模效应并非简单堆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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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福特因长期依赖T型车单一产品线,未能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多样化趋势,最终被采取多品牌、多车型策略的通用汽车逐步蚕食市场份额。这一历史教训表明,若忽视消费者偏好变迁,即便产能庞大,也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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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生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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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能源汽车新势力群体成为销量公布最为积极的一方,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难以回避的行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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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建厂、布链、研发等环节动辄需投入数十亿元资金,在首款车型正式交付前几乎无法产生正向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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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过高易丧失竞争力,定价过低则面临亏损风险,企业在夹缝中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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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媒体测算指出,新能源整车企业需实现年销36万辆以上,才有望初步形成规模优势,而目前达成该门槛的国产新势力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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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数初创车企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维持运转,同时采用低价策略刺激销量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必须卖得多”的生存倒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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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传统合资品牌的焦虑更为复杂且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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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4年间,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及市场占有率持续走高,而合资车企在2017至2018年达到巅峰后,整体表现呈现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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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系品牌已基本淡出中国主流乘用车市场,韩系与美系份额逐年萎缩,即便是曾经最受欢迎的日系与德系品牌,市占率也在逐年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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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作为跨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仍可在其他区域存活”,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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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至今仍是宝马、奔驰、奥迪(BBA)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其中国区销量占全球总量的30%至40%,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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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中国区销量占比约为33%,丰田则为16%,中国市场对其全球业绩构成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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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库存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合资企业的经营压力。整车与配套零部件积压意味着大量流动资金被冻结,还需承担仓储、折旧与管理费用,严重侵蚀企业现金流健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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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汽车产品迭代速度已趋近智能手机节奏,若旧款车型未能及时清库,新款上市后旧款将迅速贬值,消化难度呈几何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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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合资品牌经销商透露,部分主机厂为冲刺阶段销量目标,常强制要求经销商增加提车数量;为回笼资金,经销商只能自行补贴促销,不少小型终端因不堪重负选择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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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众汽车为例,自2021年起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与营收双双下滑,2024年第二季度甚至出现短暂亏损。受此拖累叠加欧洲本土市场疲软,大众被迫在德国与中国同步推进裁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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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菲克的案例更具警示意义:该公司2017年销量达22.23万辆,2021年骤降至2万辆,2022年上半年仅售出1861辆,最终于同年下半年申请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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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例清晰表明,即便是国际巨头,也无法承受长期销量萎缩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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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敢赌“淡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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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对销量的极致追逐,根本目的在于规避“死亡螺旋”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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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传统厂商普遍徘徊在10%左右,远低于消费电子或互联网科技企业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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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峻的是,汽车行业的淘汰率极高。正如巴菲特所言,他不愿投资车企的原因在于:“美国历史上曾有超过2000家公司涉足汽车制造,但能存活至2009年的仅有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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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销量出现拐点,便会触发连锁反应:首先造成现金流紧张,继而导致研发预算削减,产品更新滞后,竞争力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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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感知到品牌势弱后,容易产生“这家品牌可能要退出市场”的担忧,持币观望情绪蔓延,反过来抑制终端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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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销量下跌—利润缩水—创新乏力—销量再跌”的恶性循环,企业极难从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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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三菱、铃木、讴歌等品牌相继退出中国乘用车市场,皆以销量持续下滑为起点,逐步滑向边缘直至彻底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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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不依赖销量冲高的发展路径?例如一些小众品牌专注于硬派越野或高端定制领域,虽总体销量不高,却拥有较高利润率与忠实客户群体,是否可作为差异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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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是,绝大多数车企不具备转型此类细分市场的条件。在重资产运营模式下,销量下滑不仅危及自身存续,还会波及上游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与下游数千家经销网络,引发整条产业链的连锁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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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企业陷入困境,依靠转向小众市场实现逆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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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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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围绕销量数据展开的明争暗斗,并非出于浮躁心态,而是源于深刻的生存危机感——不是不想保持从容,而是“从容”可能意味着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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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全局视角审视,汽车产业链条绵长,涉及数百万就业岗位与上下游协同体系。若多家车企接连陷入经营困境,不仅将冲击就业稳定,也将大幅压缩消费者的购车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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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车企对销量的执着坚守,本质上是对企业生命力的捍卫,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责任担当,而不仅仅是一场市场排名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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