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637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伦敦”号缓缓驶入珠江口，船上的事务长彼得·芒迪睁大了好奇的双眼。作为少数早期抵达中国的英国人，他详细记录了中国南方的风土人情，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在江海间往来的各式舰船。他的笔记，如同一扇时光之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明朝末年水上世界的生动景象。
盖伦船
芒迪笔下，广州水城的面卷徐徐展开。珠江上“船只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船舶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船上度过”，形成了独特的水上社会。这种“浮家泛宅”的景象，展现了中国南方深厚的水上文化传统。
在船舶类型方面，芒迪的记录尤为珍贵。他细致描绘了大型平底河船，这些船只采用平缓的弧线船底，特别适合在珠江的浅水区航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欧洲船舶已普遍采用龙骨结构，中国船只仍保持独特的船型设计。芒迪特别提到了一种“快速帆船”，它们能够在季风季节横跨南海，从事与东南亚的贸易。这些船只通常配备有“席制帆”，以竹条加强，既坚韧又便于调整。
明朝鸟船
更令芒迪惊叹的是中国船舶的建造工艺。他详细记录了中国人如何不使用欧洲常见的肋骨结构，而是通过巧妙的水密隔舱设计来增强船体强度。这种技术不仅使船舶更具抗沉性，也方便货物分装。船舶的连接方式同样独特——工匠们熟练地使用榫卯结构和铁钉，而填缝工则将麻丝与桐油石灰混合，形成完美的水密层。
明朝福船
在武器装备方面，芒迪注意到明朝水师战船已普遍配备火器。他在广州见到的一些战船上装有“旋回炮”，这种火炮安装在旋转炮架上，可以调整射击角度。然而与同时期的欧洲战舰相比，中国战船的火力配置似乎更侧重于近程作战。特别有趣的是，他发现一些商船为防御海盗，也悄悄装备了火器，这反映了明末海上安全形势的严峻。
芒迪还敏锐地观察到明末船舶技术中的东西方交汇。他记载了少数中国船只开始采用欧洲的帆装技术，同时，一些葡萄牙的船舶设计理念也正在被本地造船匠吸收。这种技术交流在澳门的船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混合式帆船。
透过芒迪的记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仍在活跃但已显疲态的水上帝国。明朝的船舶虽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但在关键技术领域已显滞后。当欧洲船舶不断进行革新时，中国的造船技术似乎停留在传统的框架内。郑和下西洋的巨舰时代已成过往，取而代之的是更实用但缺乏突破的船舶设计。
他的旅行日记被整理出版，名为《彼得·芒迪欧洲和亚洲旅行记》。在该书的第三卷中，他详细描绘了在珠江口看到的中国船只，并绘制了素描图。他明确记录了一艘拥有两层甲板、装备28-30门火炮的中国战船，以及另一艘较小的、装备约10门火炮的战船。他的素描和描述是证明明朝末期广东水师拥有西式双层甲板炮舰的直接证据。
实际上《兵录》中的记载，“将此舩下层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大约一舩要兵百余名，大小铳共五六十门，多多益善。”“船下层( 主甲板) 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船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与五百觔之铳，必要五百觔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每艘船或者一门或者六门或者八门两千三百明制斤左右的红夷大炮，按现代的重量是3600斤左右，17世纪初这个重量的火炮，基本就是18磅炮，其余都是12磅炮跟6磅炮。这个火炮配置其实真的算不上顶尖，明末也是不遑多让，而且明朝是在保持世界第一陆权帝国上依然能打造出如此规模的海军，如此生产力真的是恐怖如斯。
红夷大炮
历史总是充满隐喻。就在芒迪游历中国后不到十年，明朝在内外交困中覆灭，而世界的海洋正迎来欧洲列强争霸的时代。芒迪笔下的那些中国舰船，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们承载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却在变革的前夜未能驶向新的航程。这些航行在珠江上的舟船，既是明朝海洋活动的最后辉煌，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只是那个时代的主角，将不再是东方的帆影，而是西方的炮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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