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通过非升即走，疯狂教授枪杀同事，3死3重伤!

Tenure-Track：预聘-长聘制，指大学教师通过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积累，获得终身教职的过程。在国内，人们更直白地称其为「非升即走」。

这一步的跨越，往往被视为科研人员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道门槛。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只要选择了学术之路，青年学者们几乎都会被卷入这场 Tenure-Track 的斗兽场。

然而，当对 Tenure-Track 的执念走向极端时，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焦虑和迷茫，甚至会酿成悲剧。

曾经就有人，在 Tenure-Track 失败后，举起枪无情地屠杀了自己的同事。

砰！砰！砰！

2010 年 2 月 12 日的下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的生物系职工会议正在例行召开。

与往常一样，预聘研究员艾米·毕晓普（Amy Bishop）也参加了这场会议。只是这次她一言不发，眼神麻木地坐在会议室内。

图源：NBC NEWS

会议进行了约 40 分钟，艾米突然起身，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直接对准了身边的同事。

「砰！」

第一枪，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主任戈皮·波迪拉倒在地上，紧接着是会议记录助理斯蒂芬妮·蒙蒂乔洛。

「那看起来几乎像一场处决」，目击者回忆道。

没有太多犹豫，艾米转向左侧，继续朝离他最近的肠胃生理学家奥迪瑞尔·约翰逊和植物学家玛丽亚·戴维斯开枪。

会议室里一片混乱，艾米堵住了唯一的出口，涌出的鲜血染红了地毯和桌椅。

三位遇难的教授 图源：Wordpress

反应过来的神经生物学家黛布拉·莫里亚蒂钻到桌子下，她跪在地上，抓住艾米的裤腿，恳求道：

「停下来艾米，想想我的孙子，想想你的女儿。」

艾米的大女儿正在这个学校上大学，主修生物。

艾米听到声音，转过来将枪口对准了莫里亚蒂。

几周前，艾米邀请莫里亚蒂一同申请一项关于抑制乳腺癌生长因子的基金，但由于艾米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而即将离开，两人约定好等艾米到了新的机构，再一起重新申请。

莫里亚蒂以为两人是朋友，她再次恳求：「求求你，快清醒过来吧！」

艾米冷漠地看着她，扣动了扳机，一下，两下……

老天有眼，枪卡住了。众人在艾米低头检查枪的间隙，将她推到了门外。

艾米从容地将外套和枪丢进垃圾桶，走出了大楼，像一个刚完成工作的普通中年妇女，给丈夫吉米·安德森打去电话：「我结束了，你来接我吧。」

受到枪击的同事们 3 名死亡，3 名重伤。

「非升即走」引发的惨案

被捕后的艾米，在被问及动机时佯装失忆。事实上这是一起策划已久的恶性事件。

2009 年 9 月，艾米再次向 UAH 生物系提交终身教职申请，和以往一样，由于多数教授的反对票，她未能通过，按照「非升即走」的规定，2010 年的春天将是艾米在 UAH 的最后时光。

要通过 tenure-track，需要 5 年科研和教学成果的评估。艾米主要研究方向是一氧化氮在神经疾病中的影响。在 UAH 的 5 年，她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论文。

只是在一次科技竞赛上，与丈夫安德森一同开发的「便携式细胞培养箱」获得 2.5 万美元的奖金，安德森所在的公司还筹集了 125 万美元来准备大规模开发这种培养箱。

艾米和丈夫的便携式细胞培养箱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在承担的教学工作中，艾米获得的反馈还不错，本科生很喜欢她，称她为「迟早要获诺贝尔奖的天才」。

但是在自己的实验室，艾米的研究生要不然自行转导，要不然被她直接劝退或开除，这些学生事后回忆，艾米常常会辱骂他们，称他们比哈佛的学生要差劲很多。

在来到 UAH 做预聘研究员前，艾米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从 1993 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做了近 10 年的讲师——因成果平平且频繁因生育休产假引发同事不满，她始终未能晋升。

从哈佛大学离职后，艾米找到 UAH 的职位，她视 UAH 为「降级」，并试图在这个自己眼里的「二流学校」中拿到终身教职。

然而，她的成果远未达标。

为了能够快速发论文，艾米甚至还向掠夺性期刊投稿过一篇文章，其中论文的作者分别是艾米自己，老公安德森，和她的四个孩子。

光鲜的职位下，艾米和安德森的家庭早已不堪重负，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不到 6 岁，艾米的收入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已多次面临债务危机，濒临破产。

申请终身教职失败成了压垮艾米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曾试图上诉，并暗示同事们她记得谁给她投的反对，谁给她投的同意。

精英主义下的悲剧

艾米出生在一个精英家庭，父亲是波士顿东北大学的艺术系教授，或许是觉得艺术这条路不确定性太多，父母有意引导艾米学习科学。

艾米 21 岁时，曾开枪杀死了自己 18 岁的亲弟弟——两人从小一起学习小提琴，但弟弟表现得更有天分。

这起事件最后在艾米父母的极力保释下，以「意外走火」告终。

艾米母亲的理由是，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连女儿也失去。

右：弟弟塞斯，左：艾米 图源：The Patriot Ledger

或许是一直没有走出这次事件的阴霾，艾米发誓一定要考上哈佛医学院，她曾多次对朋友说起，如果考上哈佛医学院，我就会变得引人注目，到时候就没有人会再看不起我。

然而，哈佛的光环并未带来内心的平静，反而强化了她对「身份」的病态焦虑——每当她感到自己被轻视时，怨恨情绪就会爆发。

她曾经给自己哈佛医学院的导师邮寄过炸弹，只因为其导师在她申请职位时表示，她还没有达到该职位的相关要求。

还有一次艾米在一家蛋糕店要求一位女性给她让座。遭到拒绝后，她大喊着「我是艾米・毕晓普博士（I am Dr. Amy Bishop!）」，并拳击了这位无辜女士的头部。

艾米极其在意各种与「地位」有关的细节，她曾多次向朋友表示，自己想住在波士顿以北的地区，因为看起来很上档次。甚至曾要求丈夫吉米改名为詹姆斯，因为前者听起来像低级的技工。

丈夫吉米对自己的妻子多是容忍和顺从，「她可是哈佛的毕业生」，吉米认为天才理应有点个性。

吉米打理家务，而艾米则专注于获得终身教职，他认为这是一种并肩战斗的方式，「就像居里夫人那样。」

在艾米家几乎是简陋的客厅中，只挂着一个装裱精良的相框，里面就是艾米的哈佛博士学位证书。

艾米曾在其自传式的小说中写道，「当今这个时代，一个超级妈妈既是贤妻，又是慈母，还是首席执行官，如果做不到，那你就是失败者。」

她同时也写到，「一想到自己将成为一个失业的失败者，一个非哈佛出身的人，一个非科学家，就因失去身份认同不寒而栗……」

对精英身份近乎偏执的追求，让她时刻活在跌落「神坛」的恐惧中，最终在「非升即走」制度的重压下，她失去了理智，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和他人的生命。

艾米·毕晓普的悲剧提醒我们，学术制度的设计，理应在竞争与支持之间取得平衡；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也不该狭隘到只有「精英」与「失败者」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