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联合国之行表明西方正重新定义全球反恐

作者：王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沙拉的热烈态度，证明它们正以狭隘的地缘政治逻辑取代“9·11”后国际社会达成的反恐合作共识。这种投机主义的选择性反恐立场不仅是巨大的历史性倒退，还将带来极为深远的消极后果。

在近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不仅发表公开演说，还受到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热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个月前此人还是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的“恐怖分子”头目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他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HTS）也因被认为与“基地”组织等联系密切，而被国务院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如今，他在改名换姓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华盛顿的座上宾。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沙拉的热烈态度，与此前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再一次证明西方国家正以狭隘的地缘政治逻辑取代“9·11”后国际社会达成的反恐合作共识。笔者以为，这种投机主义的选择性反恐立场不仅是巨大的历史性倒退，还将带来极为深远的消极后果。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在联大召开期间与沙拉热情交谈。

首先，这一选择性反恐立场或将使“9·11”后国际社会围绕全球反恐合作的基本共识快速消融。长期以来，国际反恐合作一直面临一个巨大悖论：一个国家眼中的“恐怖分子”或许会被另一个国家视为“自由斗士”。不同国家在恐怖主义定义和认识上的分歧为跨国恐怖活动提供了空间，使之可以不断在国际社会找到庇护所和支持者，成为各国反恐斗争中的难言之痛。“9·11”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虽远未根除恐怖分子，却在国际社会形成一些基本共识，不仅恐怖活动被彻底非法化，对恐怖势力的支持和包庇也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国际社会还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机制，成功阻断了大多数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和境外庇护。

然而，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对恐怖分子的重新定义，正使大国之间的反恐合作互信快速消失，并严重挫伤一些国家对未来反恐合作的信心和积极性。而对于全球激进武装势力来说，西方对沙拉的立场转变无异于一种巨大的激励。

其次，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重新定义或将加剧未来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尽管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断宣称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近年仍然处在高位。根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2024年全球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有66个，其中45个国家的反恐形势有所恶化，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3492起，共7555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就全球范围而言，经济贫困、国内冲突严重、国家治理能力较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过去十几年来，全球恐怖活动排名前十的国家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恐怖事件往往很难见诸报端，或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采取选择性反恐政策，主动放弃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并减少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恐支持，未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反恐压力。

▲6月22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部一教堂的自杀式袭击至少造成22人丧生、63人受伤。

最后，西方国家将地缘政治竞争凌驾于反恐共识的做法，还将大大增加恐怖袭击战术在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扩散。众所周知，恐怖主义还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武装袭击战术，往往被称为“弱者的武器”或“穷人的原子弹”。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曾借助这一手段开展“代理人战争”或“低烈度冲突”，试图以此寻求地缘政治优势，并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如今，随着地缘政治算计再度取代反恐合作共识，曾经被装入瓶子的魔鬼再度出现。正如新加坡学者罗汉•古纳拉特纳所言，“恐怖主义威胁已经全球化”，除非各国政府携手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否则威胁行为体将利用全球安全体系的漏洞、缺口和弱点”。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算计，一些地方重新出现使用恐怖袭击战术的冲动，在一些内战和武装冲突中，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官方武装力量开始利用非对称袭击战术发动攻击。另一方面，为了所谓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目标，一些冲突方甚至不顾人道主义底线，开始针对无辜民众和民用设施等“软目标”发动袭击。对长期饱受恐怖主义折磨的国际社会来说，这显然不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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