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李克农赴朝前参加儿子婚礼，期间放声大哭：我对不起赵瑛同志

“润儿的婚事，能不能赶在你出发前办完？”1951年6月上旬的清晨，北京西四胡同里还带着薄雾，赵瑛悄声拉住刚下车的李克农。院门吱呀一响，林间的麻雀被惊得扑棱飞起，李克农摘下帽子，微微点头，却没立刻回答。他知道，妻子指的“出发”，并不是普通的公差，而是秘密前往朝鲜——他被点名率队去板门店主持谈判。

两个月前，李克农还在莫斯科处理对外联络，电报一个接一个：中央电示速回。飞机落地北京后，他来不及歇口气就被请到中南海。毛泽东看着他，语速并不快：“这次事关停战谈判，我点了你的将。”李克农心里清楚，朝鲜前线烽火正炽，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要和战场的牺牲对标。可就在这当口，最小的儿子李润（后改名李伦）也提出要上前线搞后勤，他与赵瑛商量，决定先把婚事办了，再让小伙子去火线锻炼。

提到孩子，李克农难免愧疚。1917年，他和同龄的女师范女生赵彩英相识于家乡芜湖。那年秋天，芜湖长江边的烟雾像现在的北京晨雾一样湿重；小姑娘提着书包经过照相馆时，一个高个子青年替她扶住门帘，两人第一次对视。四年后成婚，热闹的流水席刚散，李克农就投身“五四”后的学运，紧接着组建民生中学。婚后七年，他已是地下交通线上公认的“活络机”，而赵瑛则一连抱来四个孩子，抱孩子的手上常常带着烫伤——那是煮饭添柴不慎留下的疤。

上海时期的惊险更让这位母亲练就了“处变不惊”。1928年，李克农被中共中央派去潜伏“中统”，为掩护身份，他把妻儿也接到法租界。顾顺章1931年春天大叛变，赵瑛带着两个孩子在南京路口流落街头一整月，“孩子饿了就抱着到药房门口闻糖浆味儿”，她多年后轻描淡写地对朋友说。那段日子，父母孩子三拨人像断线的风筝，各自飘摇：李克农随周恩来转移江西，半年内换了五处落脚点；赵瑛靠乞讨和一只破搪瓷盆过活；两个年幼的孩子白天跟着她要饭，晚上缩在报纸里取暖。

真正的长别发生在瑞金。1931年底红都成立，李克农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昼夜审讯敌特、改写密码表，常常一支蜡烛燃到尽头，火苗舔着手背才惊醒。斯诺到苏区采访时见他包着左眼，自嘲“一只眼也能看清敌人”，李克农笑得爽朗，可第二天又在文件灯前咳到喘不上气。五年，没有一封家书传到芜湖；五年，赵瑛靠小教员的月薪支起七口之家，孩子们的学籍表里“父亲”一栏统统写着“李德胜”（李克农父亲的名字），她说：“少给学校添麻烦。”

1941年冬，夫妻终于在桂林重聚。李克农奉命前往重庆，从桂林路过，夜里十点抵达租界边的旅社。灯泡昏黄，赵瑛把手炉塞到他的怀里，只说一句：“人活着就好。”那是分别十三载后第一次抚手，李克农的眼圈当场红了，却被隔壁房里“砰”的一声枪响打断——特务又在四处摸底。短暂团圆只维持了三天，他又匆匆离去。

抗战胜利到建国，李克农的岗位“连轴转”：机要、外事、情报、资产接收，每一个都急，家却一直是“挂账”。大女儿李宁结婚，他在香港侦办伪敌台；大儿子李冶婚礼，他在北平策划护送傅作义；二女儿李冰牵手同行护士，他正在上海谈判接收租界。账越攒越厚，到了小儿子，赵瑛终于替孩子“讨”来一次父亲出席。

1951年7月2日，北京孝友胡同，八仙桌上并排放着四瓶北冰洋汽水和两坛绍兴黄酒。亲朋围坐，李克农举杯连喝三盏，本来脸色苍白，这会儿涨得通红。一曲《凤阳花鼓》刚落，他突然站起，握住儿子手腕：“哥哥姐姐出门子我都缺席，你们不是靠我，是靠党。”话音刚落，他竟嚎啕大哭，肩膀抖得厉害。全场静得只剩碗筷轻碰声。赵瑛上前扶住他，他又转身握住妻子手臂，泣不成声地挤出一句：“我对不起赵瑛同志！”

酒席散后，他收拾行囊只用了十分钟。一身旧呢军装，胸前没有一颗勋章，惟有大檐帽里塞着儿媳的喜糖。离院门三步远，他回头看了妻子一眼，没说话，就像1928年那次在上海巷口分手一样，转身钻进吉普车。十天后，他出现在板门店谈判帐篷里，与美方代表针锋相对，一字千钧。

赵瑛继续在家守着五个子女。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那天，广播里念到“中朝代表李克农”时，她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抹。有人问她：这一路苦不苦？她笑着摇头：“哪家没有自个儿的账，有人替咱扛枪就值。”

李克农去世前仍念叨：“欠赵瑛一场像样的旅行。”终究没来得及。后来子女为父母补拍了一张合影，把它挂在客厅中间。照片里，他仍戴那顶军帽，妻子依旧站在他左侧，神色安定。没人再提当年婚礼上的眼泪，可老友相聚时，总会有人低声感慨：这对夫妻，把个人的柔情压进国家的大局里，硬生生扛了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