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是一个慈善组织，你信吗？

提起哈马斯，多数人脑海里的标签是“恐怖组织”——爆炸、袭击、冲突似乎是它的全部注脚。这一印象并非空穴来风，从自杀式爆炸到火箭弹袭击，哈马斯的暴力手段使其长期被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也让它成为中东冲突的“风暴眼”。

哈马斯的标志

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哈马斯其实是一个慈善组织、福利机构，你会相信吗？它送面包、办学校、开诊所，把援助物资变成触手可及的温暖，把生存保障变成贴在门上的标签。它经营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提供从食品到丧葬的“一条龙”福利。

哈马斯创办的医院

“如果一个人给你免费面包，你吃还是不吃？”在加沙，这是200万巴勒斯坦人每天睁眼就要面对的生存选择题。过去17年，哈马斯把这片被封锁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福利领地”，用一车车面粉、一间间教室、一瓶瓶药品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对许多巴勒斯坦人而言，哈马斯是“活着的依靠”。

今天，我们就拆开这张“福利网”，看看哈马斯是如何在加沙立足的，它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我们认为的残忍的恐怖组织却有那么多人追随，为什么那些恐怖袭击事件却出自一个慈善组织之手？

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武力冲突从法塔赫手中全面接管加沙地带。彼时的加沙，早已是一片风雨飘摇的废墟：以色列出于安全考虑实施的陆地、海上和空中封锁刚刚升级，法塔赫官员带着最后的行政资源仓皇撤离，发电厂、水厂、公路等基础设施在之前的冲突中损毁过半。联合国当时发布的报告显示，加沙走廊的失业率飙升至50%以上，青年失业率更是突破65%，人均日收入不足2美元，超过80%的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加沙地带发生爆炸

就在这片绝望的废墟上，哈马斯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他们将几十辆破旧的面包车改装成移动面包房，车身喷上绿色的新月标志和“真主的恩赐”字样，每天清晨、中午、傍晚三趟，准时穿梭在难民营狭窄的巷道里。“刚出炉的大饼，不要钱，真主给大家的礼物。”穿着绿色马甲的工作人员一边吆喝，一边把还带着余温的面包袋塞进居民怀里。对于家里有孩子的家庭，还会多给两个甜面包——那是用卡塔尔援助的白糖做的。

对当时的加沙人来说，思考“面包从哪里来”是件奢侈的事。当孩子因为饥饿哭闹不止，当橱柜里连一点面粉都找不到，那袋免费面包就是救命稻草。没人会追问面粉是用伊朗的资金购买的，还是通过埃及边境的走私通道运进来的；也没人会在意分发面包的人是不是昨天还在街头宣讲“圣战”。生存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理性判断。

这正是哈马斯想要的效果——精准投喂。在经济学上，这种在极端需求下的物资供给，属于“价格弹性为零”的情况，即无论附加什么条件，需求者都会接受；而在政治学层面，这是最隐蔽的“权力入口”。当一个组织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你就不得不开始依赖它、顺从它。就像加沙老城的面包师萨利姆说的：“我曾经有自己的面包房，每天能卖200个大饼。但哈马斯的移动面包房来了之后，没人买我的了。现在我只能去申请他们的‘救济面包摊主’资格，前提是每周要参加三次他们组织的‘教义学习’。”

那袋免费面包，本质上是一张“依附门票”。拿到门票的人，从此进入了哈马斯构建的生存体系，也一步步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当生存问题暂时缓解，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加沙的公立学校在封锁中早已名存实亡：一间教室挤着70多个学生，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板，老师已经3个月没领到工资，教材更是几年没更新过。就在家长们为孩子的教育发愁时，哈马斯旗下的“伊斯兰综合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这些学校的招生简章极具诱惑力：学费全免、校服免费、午餐免费，成绩优异者还能获得推荐到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大学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由“伊斯兰慈善机构”承担。对大多数加沙家庭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招生简章角落里那行小字：“需遵守学校的意识形态教育要求”。

走进这些学校的教室，你会发现这里的“教育”与外界截然不同。墙上没有牛顿、爱因斯坦的画像，取而代之的是“烈士笑脸墙”——上面贴满了在对以色列袭击中死亡的哈马斯成员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写着“为真主牺牲，永享天园”。课程表上，除了数学、阿拉伯语等基础科目，比公立学校多了两门必修课：《耶路撒冷简史》和《圣战文学》。

《耶路撒冷简史》里，几乎所有内容都在强调“以色列是占领者”“夺回耶路撒冷是每个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圣战文学》则收录了大量歌颂殉道的诗歌和故事，其中一篇《骑士与石头》讲述的是一个12岁男孩用石头袭击以色列士兵，最终被打死的“英雄事迹”，要求学生全文背诵。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偷偷展示了学生的作文本，一个10岁孩子写道：“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烈士，这样我的家人就能得到房子和钱，真主也会喜欢我。”

哈马斯把这一招叫做“教育嵌套”——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完美嵌套进教育体系中，用免费福利作为诱饵，锁定家长的选择空间。对家长来说，放弃免费的优质教育（至少硬件上比公立学校好），意味着要承担高昂的私立学校费用，这在人均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加沙几乎不可能。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灌输极端思想，却连质疑的勇气都没有。就像一位有两个孩子在“伊斯兰综合学校”就读的母亲阿伊莎所说：“我知道那些课程有问题，但我能怎么办？公立学校连桌子都没有，我总不能让孩子在家待着。”

这些看似正规的学校，实际上是哈马斯的“兵工厂”。他们用免费教育筛选出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再通过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将孩子们培养成忠诚的“战士”。当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殉道是最高荣誉”，加入哈马斯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生存和教育之外，健康是加沙人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加沙的公立医院在封锁中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一台CT机要供整个医院使用，药品库存经常告急，普通患者预约一个专家号需要等4个月，做手术更是要排到半年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开办的“慈善诊所”成了很多人的救命稻草。

这些“慈善诊所”的服务堪称“贴心”：当天挂号当天就能看病，拍片、化验不收费，医生态度和蔼，甚至还会主动询问家庭情况。35岁的穆罕默德因为肾结石疼痛难忍，去公立医院预约要等4个月，而在哈马斯的“慈善诊所”，当天就做了B超，医生还给他开了两盒抗生素。“医生问了我家里有几口人、靠什么收入、经常去哪个清真寺做礼拜，我以为是关心我，就都告诉他了。”穆罕默德说。

他不知道的是，他回答的每一个问题，都被医生录入了电脑里的“社会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由哈马斯的“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维护，收集了加沙几乎所有接受过“慈善服务”居民的详细信息：家庭人口、收入状况、健康情况、宗教活动、政治倾向，甚至包括是否有亲属在以色列工作。这些数据可不是用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是为哈马斯的“奖惩机制”提供依据。

比如，如果你经常参加哈马斯组织的活动，对他们的态度积极，下个月可能会收到额外的燃气券或食品包；如果你对哈马斯有不满情绪，或者家里有亲属与以色列有联系，那么在申请“慈善援助”时可能会被拒绝，甚至在孩子上学、看病时遇到“麻烦”。加沙北部的一位商人艾哈迈德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因为在私下抱怨过哈马斯的“税收政策”，第二天去“慈善诊所”给孩子拿疫苗时，医生就说“疫苗暂时没货了”，而他邻居家的孩子当天就拿到了。

这种“健康换档案”的模式，是哈马斯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他们用免费医疗作为诱饵，换取居民的全景式透明信息，再通过这些信息对居民进行分类管理，奖励顺从者，打压异议者。福利与监控，在这里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享受了免费的健康服务，就必须交出自己的隐私和自由。

在加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年轻人不向往成为医生、工程师，反而对“成为烈士”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这背后，是哈马斯精心设计的“牺牲证券化”体系——把死亡变成一种“高回报”的投资。

被炸成废墟的房子

18岁的奥马尔是穆罕默德的邻居，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整天在家待着。有一天，哈马斯的“ recruiter”（招募者）找到了他，跟他聊“人生价值”“神圣职责”，还给了他一份“烈士待遇清单”：如果为“圣战”牺牲，家人可以获得3万美元现金奖励（来自卡塔尔的援助）、每月800美元的终身津贴、市中心一套精装公寓的钥匙，孩子可以免费就读哈马斯的所有学校，甚至还能获得“永久烈士家庭”的金色标牌，在社区里享受特殊待遇。

对比一下加沙的就业市场：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在互联网公司写代码的月薪最高也只有600美元，而且还需要有关系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大多数年轻人只能从事临时工作，月薪不足300美元。这样一来，“殉道”竟然成了“最高ROI（投资回报率）”的职业选择。奥马尔最终选择了加入哈马斯的“卡桑旅”，在一个凌晨翻地道进入以色列，第二天，他的名字就登上了哈马斯的“烈士榜”。

在奥马尔的葬礼上，哈马斯的发言人亲自到场，将3万美元现金和公寓钥匙交到他父母手中，还对着摄像机说：“奥马尔是加沙的英雄，是所有年轻人的榜样。真主会保佑他，他的家人会永远受到我们的照顾。”葬礼现场挤满了人，很多年轻人眼里闪烁着羡慕的光芒。“你看，奥马尔的家人以前住的是棚屋，现在有了精装公寓，他的弟弟以后上学全免费。”一个16岁的男孩对身边的朋友说，“也许我也可以试试。”

冲突中受伤的儿童

哈马斯把这种模式叫做“牺牲证券化”——将“殉道”拆分成可计价、可流通、可继承的“资产包”，用丰厚的物质奖励吸引年轻人“投资”。在生存压力巨大、看不到未来的加沙，这种“高回报”的诱惑很难让人抗拒。于是，死亡不再是可怕的终点，反而成了改变家庭命运的“捷径”。而哈马斯，就这样用金钱和物质，源源不断地获得了“战士”，也把更多家庭绑上了他们的“战车”。

加沙居民与以色列士兵对峙

17年过去了，哈马斯的“福利体系”看似让加沙人“过得更好”：人均援助金额从2007年的450美元涨到了2023年的1300美元，免费面包、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覆盖了大部分人口。但实际上，这套体系正在慢慢摧毁加沙的社会根基。

首先，免费福利摧毁了本地经济。面包越免费，私人面包房越倒闭——加沙的私人面包房从2007年的300多家，减少到现在的不足50家；学校越免费，私立教育越消失——曾经有10多所私立学校的加沙城，现在只剩下2所，而且濒临破产；医疗越免费，市场化诊所越无利可图——大部分私人诊所要么关门，要么被哈马斯“收编”，变成他们的“慈善诊所”。整个加沙的本地工业萎缩了40%，经济完全依赖外部援助，变成了一个“靠救济活着”的社会。

其次，免费福利拉高了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时间偏好”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重视程度。当哈马斯用“今天就能拿到的面包”“现在就能享受的免费教育”诱惑居民时，人们会更倾向于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规划。“今天能领一袋面，绝不考虑五年后有没有工作；此刻能换津贴，谁还去想十年后的产业升级？”加沙的经济学家阿卜杜勒说，“整个社会失去了积累资本、发展产业的动力，所有人都在等着‘免费的午餐’。”

最后，免费福利让整个社会陷入“顺从陷阱”。当所有求生通道都被“免费”堵死，唯一剩下的路就是“忠诚于哈马斯”。商人不敢批评哈马斯，怕被税务稽查或吊销营业执照；老师不敢质疑哈马斯的教育理念，怕被解雇；家长不敢说哈马斯的坏话，怕孩子被学校开除。加沙的社会氛围变得压抑而诡异，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

自由市场、长期规划、个人责任，这三大支撑社会发展的支柱，在哈马斯的“福利体系”下被一根根抽掉。加沙就像一个被“免费毒药”慢慢侵蚀的病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吃有穿、有学上、有医看，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已经被扼杀，只剩下通往奴役的独木桥。

哈马斯用“福利组织”的外衣，把“收买人心”的游戏玩到了极致。它不是第一个用福利换权力的玩家，但却精准抓住了加沙人在封锁下的生存焦虑——用面包敲开信任的大门，用教育完成思想的驯化，用医疗织就监控的网络，最后用“烈士福利”把死亡变成收割人心的工具。整个过程环环相扣，让200万人在“被照顾”的错觉中，一步步失去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场悲剧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当人们以为得到了救命的福利时，其实早已被绑上了哈马斯的战车。

暴力与福利，如同哈马斯的“一体两面”：前者塑造了其国际形象，后者巩固了其民意基础。这种双重角色，正是理解哈马斯为何在封锁与打击中仍能生存的关键。

加沙的故事，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免费”背后，都藏着你看不到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你的隐私，可能是你的思想自由，也可能是你的未来。当一个组织或机构用“免费福利”来诱惑你时，你一定要多问自己几个问题：谁在为这份“免费”买单？他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份“免费”会让我失去什么？

如果答案是“用你的独立人格买单”“想要你的绝对顺从”“会让你失去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那么即使再饥饿、再无助，也请对那块“免费的面包”说不。因为一旦你把生存的责任交出去，收回来的，很可能是无形的锁链。

我们永远要保持对“免费”的警惕，永远保持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因为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恩赐”获得的，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独立的思想争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