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于晓华：在普遍的财政危机前，帝国改革自救的理性是有限的

于晓华教授

学人简介：于晓华，长江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德国哥廷根大学发展与转型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200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生物资源经济学硕士；20019年毕业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与人口学双博士。2009年起任教于德国哥廷根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等。曾经或者现在担任Agricultural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Qopen 等国际期刊副主编或者编委。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方华康、赵逸轩围绕《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一书对于晓华所作采访。

01

以财政和金融秩序为抓手，更容易看到事情的本质

学人：您认为以往从“执政者的个人素养”或“权力派系斗争”角度解释朝代更迭，最容易造成哪些盲点？以“主权信用”“杠杆”为抓手，又有哪些独特优势？

于晓华：传统历史研究强调“执政者的个人素养”或“权力派系斗争”，容易忽略历史演变背后的经济理性。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执政者能够居高位，无论是皇帝，或者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高官，他们个人能力都不会很差，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这些当政者从内心来说，都是希望政权能够延续下去，这是他们的目标函数。

对于约束条件来说，最大的约束就是“钱”：官员薪水、镇压叛乱、兴修水利等，都需要钱。“执政者的个人素养”或“权力派系斗争”只是表面的现象， “执政者的个人素养”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获取经济资源的体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执政者也是无能为力；“权力派系斗争”背后很多也是因为经济资源分配的斗争，政治的本质是分配资源。

以财政和金融秩序为抓手，可以更容易看到事情的本质，能够过滤历史的噪声，也能够看到历史的长期趋势。

学人：这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历史的较长时段演变，力图将经济学和历史学融合起来构建新的解释模式。不过不同学科出身的学者在研究经济史时往往还是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为什么想写作这本从金融角度解释政治结构变迁的书呢？您认为经济学能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什么独特的视角或方法论？

于晓华：经济学和历史学是有很多共通点。经济学是较短时间的历史学；历史学是拉长时间的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实证学派和规范学派，实证学派只是分析事件演变背后的逻辑，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不存在价值判断；规范学派更多的是对事件和人物进行价值和道德判断。

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史提供很多新的视角，（1）在历史研究中增加制度设计和经济激励机制的视角；（2）在政府的权力之外，可以看到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逻辑，以及市场力量对历史演变的长期影响；（3）拉长历史，可以看到危机的前因后果以及经济长周期的起起伏伏；（4）从全球化和比较视角的角度看到更大的格局和视野下的历史演变和推动因素；（5）经济学能够给历史分析提供数量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思路。

《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

于晓华 著

中信出版社，2025

学人：金融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您从金融角度解释元明清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与王朝更迭，在写作过程如何处理金融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是否会担心过分重视金融的重要性从而简化真实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为什么会选择元、明、清这三个朝代进行分析？

于晓华：金融的本质是借贷，更是一种制度设计以及资源获取的能力。维持一个政权，需要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财政金融系统。相对其它的因素，比如政治和军事，金融是一个更根本的推动力。

元朝开始，中国经济史上拥有了两个新东西：全球化和全面推行的纸币金融系统。元朝之前的封建王朝地理上比较隔离，经济上比较独立，政治上比较保守。王朝统治不太需要考虑中国以外的势力的影响，王朝主要的任务是在内部不断改进集权统治，保证王朝统治的安全。

元朝以后的世界，在蒙古帝国三次西征之后，欧亚大陆的经济有了紧密的联系，研究中国历史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分析。其次，元朝是第一个全面采用纸币的王朝，它后期废除了纸币和白银的挂钩，滥发纸币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这两点和当下的经济有很多类似之处。

学人：现代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机制，穆迪、标普等大机构都在根据稳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分析。那么，针对古代帝国，它的中央政府信用如何评价？

于晓华：国家“主权信用等级评级”对国家财政融资、财政的可持续性和韧性至关重要。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古代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财政可持续性都有深刻的认识，基本原则都是希望“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很可惜的是，封建集权社会，并没有建立现代化的信用市场，没有中央银行独立货币政策，在国家危机发生的时候制定政策只顾眼前短期利益。比如元朝发行纸币，其结果就是滥发货币来对付叛乱和黄河决堤等危机。

清朝使用铜钱和白银作为货币，在发生小的叛乱危机（比如，白莲教起义）时，通常会通过盐斤加价，或者强迫商人捐纳等方法来筹集临时财政支出需求；而在发生大的危机（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就新开财源，通过征收厘金来筹集镇压叛乱的经费。

学人：您研究的领域是农业经济，您认为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古代王国、帝国，和近现代崛起的工业国家之间，金融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晓华：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学，能够理解古代农业社会和近现代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农业社会被称为“马尔萨斯经济”，土地面积固定，投入的增加会呈现严格的边际递减效应；工业社会被称为“索洛经济”，不再严格依靠土地面积，经济活动主要发生人口聚集的城镇地区。无论是“索洛经济”还是“马尔萨斯经济”，金融扮演着同样的重要性。

金融的本质是借贷。从微观个人或者企业来说，需要金融来支持个人和企业生存、发展，并提供汇兑服务。钱能够流向最能够创造财富的人群，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或者政权来说，需要金融来调节财政的丰缺，尤其是短缺，来保证国家稳定和安全。

02

在普遍的财政危机前，帝国改革自救的理性是有限的

学人：过去国内学界对元代的经济、金融状况和历史地位似乎重视不够。您在这部新作中的相关论述更显得重要。能否请您扼要梳理一下元代在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不应被忽视的重大创新？

于晓华：元朝在历史上有很多的金融创新。首先，元朝建立“斡脱”组织，专业化负责蒙古帝国的各种金融服务，包括为其军事征伐提供金融融资和转账服务，并为蒙古贵族在欧亚大陆提供投资和贸易。

第二，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纸币（交钞、中统钞、至元宝钞）的官方化与全国性流通。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设立“中统钞”，后又发行“至元宝钞”，用丝和白银进行价值背书，并可以在缴纳少数手续费后与白银进行兑换。与宋代的“交子”“会子”相比，元代的纸币发行范围更广，法律地位更高，体现了国家垄断信用货币发行的雏形。 第三，这是一种早期金属储备支撑纸币信用的尝试，由于财政纪律不够严格，因而导致滥发导致贬值，但在货币制度史上意义重大。

学人：“财政货币化”是国家直接滥发货币缓解财政缺口过度导致的后果，您的书中提到，元代朝廷陷入财政乃至统治危机就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界限越发模糊，直至消失的结果。为什么元代朝廷无法阻止这一问题恶化？

于晓华：古代封建社会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生产力不高，税收资源有限。元朝皇帝需要由蒙古各主要部落的贵族来选举产生，每一次选举后都是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统治阶层长期处于权力斗争与不稳定的状态。经济上，这些统治贵族们认为国家财政和私人钱袋子是没有区分的。

元朝中期28年间换了8位皇帝，每一位新登基皇帝都需要花费大量钱财来进行政治收买，来换取各方贵族的政治支持。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需求。尽管元朝也意识到滥发货币的长期危害，但是在各种危及政权安全的危机下（比如新修黄河堤岸，镇压农民起义），限制滥发货币的政策都会被破坏。

学人：目前，中国史学界对于明中叶“隆庆开关”和同时发生于世界上的“白银时代”间的联系多有探讨。您认为，隆庆开关是基于明初的财政制度崩溃，还是对于“白银时代”的主动回应？这种共时性是否只是一个巧合？

于晓华：“隆庆开关”是在明朝宗室人口急剧扩张，财政收入不足的背景下，对“白银时代”的对外贸易潮流一种合法性的追认，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隆庆皇帝登基前，尤其是沿海的倭寇被荡平后，福建等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经冒着明王朝的禁令如火如荼的展开，他们对外交易地点包括西班牙人占领的吕宋岛、葡萄牙人占领的领澳门。这个时候，如果明王朝继续采取闭关锁国，这些商人可能沦为海盗，对国家稳定也不利。不如让他们合法贸易，一方面增加沿海居民的收入，减少社会危害，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收取关税，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学人：明清两朝，也有帝王本人亲自主导的制度设计，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代的康熙、雍正二帝。从现实上来看，皇权似乎能保证其确立的财税体系更为持久。但在思路上比较，您认为明清两代杰出帝王的财税水平谁更有理性和远见？

于晓华：明清两代，开国皇帝都是采取了“薄赋轻徭”的税收政策，以便在经过大规模战争之后，人民得到修养生息。但是王朝成立后，经过百年以上历史发展，财政制度弊端丛生，明朝宗室人口增加使得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但是作为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又会发生土地兼并严重（免税土地增加），使得财政收入下降，盐引的“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使得边境安全受到破坏，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把粮食、徭役等税收折算成银两，按田亩交税，方便了交易，但是白银流通却受限于海外贸易，1630年代由于日本德川幕府采取闭关锁国、西班牙在墨西哥查禁和中国的贸易、以及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抢劫，中国对外贸易中断，这有连锁反应导致了金融危机，使得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清朝康熙雍正更是公平了赋税，采取了“摊丁入亩”，“永不加税”，“官绅一体纳税”等政策，减轻了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的负担，带来了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并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明清两代的帝王都是顺应历史，采取了非常理性的财政政策，但最后王朝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很难说谁更有理性和远见。

学人：您在讨论清朝的改革与崩溃时，提到“绅商不分”这一问题，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洋务官员盛宣怀，都有商界和政府两处暧昧的身份。在您看来，这种特殊的“官商”是中国独有的吗？这种“官商”主导的金融模式，在清朝融入世界秩序的时候又造成哪些影响？

于晓华：“官商关联”或者“官商不分”不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产物，欧洲中世纪比中国更复杂，不仅“官商关联”，还要加上“宗教”这个因素。但是，欧洲美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厘清了政府、商人以及宗教的边界。这种“官商”主导的金融模式，一方面使得清朝晚期融入世界的谈判变得更加灵活有效；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官员利用权力经商，扭曲市场公平竞争，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绅商”很多时候都是官商勾结，罔顾普通民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阻碍改革，最后就是人民起义，王朝覆灭。

学人：您认为自元代以来中国受到五波全球化的影响，颇具新意。在您看来，这几次全球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程度有什么不同？古代中国社会面对每次全球化时的处境和态度是否都有很大不同？

于晓华：元朝之后五次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看起来有很多不同，但是背后的逻辑又是相似的：长期贸易不平衡最后都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危机来矫正。元朝通过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的贸易，马可波罗的到来使得西方对中国的繁荣充满了憧憬，并激励欧洲探险者们通过航海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这是第一次全球化。

第二次全球化的是由16世纪的世界霸主西班牙来推动的，第三次全球化由17-18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来推动的。这两次全球化中，都是中国长期单方面出口茶叶、陶瓷、香料等产品，换取外国的白银流入。第二次全球化的结果是明朝灭亡和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同时发生；而第三次全球化中，英国采用了鸦片来平衡贸易，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中国进入屈辱的近代史，而英国却通过鸦片贸易的收入，殖民了整个印度以及全世界。因为封建王朝专注于加强内部封建集权统治，而忽略了贸易不平衡、金融和财政之间的长期复杂关系，最后导致了王朝灭亡或者衰落。第四次全球化是20世纪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各自全球化。苏联崩溃，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这是现下的第五次全球化。

03

今日的秩序建立在旧日的教训之上

学人：如今，在许多国家，主导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不仅与财政部相互独立，甚至保持和政治的距离。从金融视角来看，这是否和历史教训有关？

于晓华：人类进入20世纪，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和黄金脱钩，我们可与观察到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信用纸币，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贬值。有的贬值很多，比如津巴布韦货币，有的贬值较少，比如我们国家的人民币。基本上，世界各国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来调控货币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次的恶性通胀和国家政权崩溃带来的教训后的制度创新。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发生恶性通胀之后，国家信用也随之丧失，政权也接着轰然倒塌，比如我们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政府。相对独立的央行制度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通胀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刹车作用。

学人：元、明、清三朝在统治后期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长期入不敷出。具体分析的话，三个时期为什么财政支出规模都会不受控制地不断扩大？这对现代国家合理控制财政收支是否有所启发？

于晓华：元明清中晚期都遇到了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窘境，财政支出增加原因开起来不一样，其实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元朝财政支出最大的开销是对蒙古贵族和官员进行大额的赏赉，因为元朝的皇帝相对弱势，需要用金钱来政治收买；明朝主要是皇室人口急剧扩大，朱元璋的子孙们既不允许生产、也不允许经商，完全靠国家来抚养。这样，明帝国的财政支出就和朱元璋后代数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朝早期采取了“摊丁入亩”等政策后，财政收入相对稳定，而且支出也受到控制。但是到了清晚期，中央政府支出快速增加，这些支出包括战败赔款、实业、新军训练，以及研发与购买新式武器、镇压叛乱，现代社会也要考虑到财政的可持续，防止不可控的长期的财政支出的增加。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纸币都会发生通货膨胀，从长期历史来看，所有纸币最后都会被老百姓所弃用，请问这个判断应该如何理解？为何现代国家依然发行纸币这种信用货币？

于晓华：长期来看，没有价值支撑的纸币，都会发生通货膨胀。在纸币时代，国家遇到重大危机，需要大额财政支出，最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发行货币，代价就是通货膨胀，当通胀率太高的时候，普通百姓都会弃用纸币，采取铜钱、黄金、以及大米等实物作为交易的媒介，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尽管如此，现代国家依然发行纸币作为信用纸币，因为钞票发行成本很低，不会像贵金属那样受制于国外的流入白银数量，而且制定法律让中央银行拥有独立的地位，防止过分滥发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