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蒙文通：治学杂语 （其三）

编者案：蜀学是近现代思想史中一个极为重要并很有特色的“流派”，其中多今文经学家，但也有不少维新人士和新学代表，比如刘光第，宋育仁等，不过说到思想性，则其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可以廖季平，刘咸炘为代表。而本文的作者蒙文通先生大概可以算是蜀学最后一位大家，他是廖季平的学生，其学问精湛，明经治史通佛。本文是集合他在各种书籍中的笔记，学生的记录，手稿的整理等等多方面的杂录而成，可以看作他论文著作之外的论学论世箴言，因此严格来说不是一篇文章。其中每每有令人警醒之句，如“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也有卓识远见的思想火光，如“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真是通人的绝妙经典之语。其中很多治史经验值得后世学者好好学习。蒙文通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将之整理成一本书，名之为《蒙文通学记》，由于内容较多，不能一次录完，也不适合一次读完。因此《学术与社会》将之分为几次扫描整理，分享给诸位。

西周甸、稍、都、鄙，可同都家之制合并研究，似可从沟洫之制 着手。因王朝贵族不断增多，有釆地的人也不断增多，六乡之人也不 断增多，这就是都家的来源。这些人口向都鄙移殖，应当仍是以五起 数的编制，而不是以八起数的编制。

几十年来，疑古辨伪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但总觉过火点。从前的人不考虑材料的真伪，不分别哪些是后人所增益，把唐、虞三代认 为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显然是愚蠢的，这是传统派的错误。后来的疑古辨伪又一概抹杀，把历史缩得太短，把文化压得太低，任何一 部书都可以挑点问题指为伪书，而确实证据究又难寻。有些疑古派学者一方面既疑某书之伪，却有时又还引用I既不信历史之真，却时又在讲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过。故信古、疑古皆为一偏，对历史应当客观考察。要从社会发展的法则、历史继承的脉络来理解，否则 信古、疑古都是玄学，不是科学。我从前也犯这个病，不喜欢读《周 官》这类书（但也还相信其中的部分)。但现在从社会法则、历史法则 来考察，觉得内容十分丰富，提供很多有用的材料，值得深人研究。

汉代州牧郡守的掾属与天子还没有君臣关系。只皇帝一人是君的观念起于刘宋。

专门史最易反映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可从此进而探讨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业史、文学史等等，从一个部门研究，比 较容易掌握，从一个阶段全面考虑就要困难得多。

历史是客观的，研究历史也必须是客观的，但又总得通过自己的主观作用，有自己的认识，这就与自己原有的认识水平、政治观点 有关。

历史人物的个别事迹是否重要，应从它对人民、时代、历史的关 系上看，看它的关系是大或小。隋炀帝这人毫无足取，但他修运河， 这事对人民、对当时、对历史都关系重大。

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大不同：殖民主义一是移殖，二是掠夺；而中国、中央王朝常常 是禁止汉人进人民族地区垦殖，禁止从民族地区带出金银。

宋朝的社会生产远较汉、唐发达，但王朝却经常处在贫穷状态， 主要是冗兵，冗官，岁币赏赐，开支太大。

宋与西夏的关系最为重要，商税猛增即以西夏之故。过去学者都只重宋与辽、金的关系，而对西夏多所忽视。

宋初君主，鉴于唐之藩镇，遂用文人掌兵，以收兵权，而宋遂无可用之兵。

唐中叶文学、哲学、经学皆一反初唐。赵蕤《长短经》亦有此反 映，反对旧传统。当时唐尚处统一之时竟提出恢复五等分封，此亦一奇特思想，岂中唐时确有此种思潮，遂下启晚唐之割据乎？

乾嘉学者咸宗郑玄，然又喜斥范宁《谷梁集解》，良以范氏注《谷 梁》而又非《谷梁》，不合汉学家法，然宗郑而斥范则又未妥。郑玄 遍注群经，而《春秋》则付阙如。《六艺论》言，“《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是《谷梁》正为郑氏说《舂秋》所 宗，唯未为之作注耳。范氏注《谷梁》当正以宗郑，注中并非三传， 亦郑玄注经并用今古之法，是范氏实为郑学，故清儒之宗郑而斥范之未为是也。

乾嘉诸儒，有仅事考据者，有事考据而不囿于考据者，如惠氏之于《易》，有考据而烦琐者，有考据而不烦琐者，如段氏之注《说文》。

近人多推崇王充，以其为唯物论者则是，惟充之于经学，渊源于 今文，史有明文，书有明据。《程材》以春秋为“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即公羊家说。《谈天》言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亦欧阳《尚书》说。然充不为经学，必谓其反对今文，则未必也。

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案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

为学要能传世，历史上有过很多学者，不少人是被称为“闻名当 世”的，但多数都不为后世所知，其著作也不传。而有一些在当时并 不为时所重，而死后其名显著，如杜甫、章学诚。

元魏、北周、唐代的三武之厄，都曾灭佛，灭佛则汉文化得以复兴。

对老子和孔子可以从反神权论来评论。《道德经》中的“天”，是 自然之天，这很清楚，毋庸多说。《论语》所载孔子在谈到“天”的 时候，有时候明显是有意志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所 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但他确实又讲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又显然表示天是没有意志的。这就看此种 思想在孔子全部学说中所占的地位。孔于学说的中心是伦理道德，但 他并没有把伦理道德建立在有意志的“天”的基础上，倒是相反，把 伦理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孟子曾说：“《诗》云‘天生蒸 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 乎，夫有物必有则，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

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 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可先论述 当时的变化和风气，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 术界就已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 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 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 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看，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 不会显得突然。讲清初，从一般风气如胡石门、谢秋水、张蒿庵、陆 桴亭等讲起，再突出论述黄梨洲、王船山。又如晚清今文学，应从张 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 则，龚、魏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至乾嘉学术亦应并叙凌廷堪、焦理 堂、洪颐煊，以见一时风气，再突出戴东原，比较好些。

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 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 的。唐前唐后是一个大界限，文学上的变化最明显。唐前文学盛行汉 陚，《三都》、《两京》，排比对仗，而唐后的陚则是《秋声》、《赤壁》 之类，实为散文。经学上更明显表现为汉学、宋学，哲学上则产生了 理学。其他政治、经济也有较大变化。

读一部书，要能用它，如不能用，讲不出如何用，必然困倒书下。像《水经注》是部古地理书，就贵能在解释古地上起作用。在读 经史常常查阅《水经注》，它提供不少有用的东西，但同时也发现一 些与经史所言扞格者，进一步探寻，才看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这样，才能把《水经注》的用处讲得更落实些，那些东西应该怎么用， 就更清楚些。清代一大批搞《水经注》的学者，把《水经注》当作一 门专门学问来搞，跳不出郦道元的圈子，常常死于注下，就很难如实讲出《水经注》的用处来。杨、熊注疏也难免于此，等而下者就更无论了。

古人学问深广，所著书虽有其中心的一面，其他方面也未忽视。如许慎《说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学，而书中的礼制也是自成体系，其水道也可与《水经注》比美。

《颜氏家训》切不可以“家训格言”视之，实为一南北文化交互 融合之作。书中所载南北文化风格之异虽多，然其意在合南北文化于一炉，此实为唐代统一南北文化之先声。

汉代《易》学至京房为一变，京房不为《易》学正宗。承田何 《易》者，当为王弼。马融《易解》颇生异说，郑玄、陆绩之主象 数，皆非《易》义正宗。此皆自其《易》学精神言之，未可取证于文 字也。

西汉学术，应当明确由儒家转变到经生的过程，伏生《尚书大 传》，韩太傅《诗外传》，董生《春秋繁露》，还是儒家，而刘向、匡衡之辈，则为经生。儒家则犹意气风发，经生则章句之徒而已。

廖先生谓大小戴为大小统，应从气度上看，大戴广而博，气魄 大，小戴深而纯，但规模小。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仅有北方民族的南下，同时也还有南方民族的北上。两湖地区的廪君蛮、槃瓠蛮、板楯蛮都有北上的史迹，分散到陕西、甘肃、河南、安徽；四川西部氐人北上，两湖蛮人自峡口入蜀，等等，都对历史有着不小影响。而牂牁僚人入蜀一事， 犹为影响重大。僚人入蜀，在《北史》中不过数十字的记载，《蜀鉴》 及《太平寰宇记》引李膺《蜀记（益州记)》比较详悉。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与《舆地广记》所载，僚人在蜀 分布之广，甚可骇异。此时蜀境长江南两岸都是僚人，嘉陵江川东整个巴山山脉直到汉中也是僚人。岷江东西两岸直到今之崇庆县，沱江两岸直到今之简阳县，涪江两岸直到今之三台县，也显然是僚人居住。由井研东至资中一带也是僚人居住。由李蜀之末僚始入蜀，直到唐时僚人来蜀不绝。如唐之荣州（即后荣县、井研各地)，唐志载旧户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口五万六千一十四，到开元仅有户五千六百三十 九，口万八千一十四。开元户口是唐的全盛时代，但荣州反减少了一 半以上，岂非异事！求之史迹，就因铁山为生僚所据。也就知道生僚是在开元稍前迁来。史言桓温入蜀，岁岁伐僚，但其大军数万人曾在泸州全部覆灭。梁、周、隋、唐和僚人冲突之事至多。唐时中央强盛而蜀独衰，正因僚人骚扰之故，以致对南诏、吐蕃侵扰都须调东兵入援，因蜀无力抗御。也因援兵来蜀，而唐以衰，到唐末僚人与汉人渐融合，到宋时蜀之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不断提髙。宋为中央最弱之时，而蜀独强盛。金、元相继南下，如入无人之境，金百年中始终不能入蜀。蒙古入蜀后，连战四十余年不能得逞。宋人说有蜀则有宋，无蜀则无宋，这反映蜀对宋王朝盛衰关系之巨。宋人只知蜀在南宋关系之大，而斥东晋不知用蜀，实不知僚人入蜀后蜀已荒残，故《南齐书》比蜀于蛮陬之邦，盖蜀已不足用。及至僚人与汉融合之后，而蜀之经济文化都大为发展，僚人与四川历史关系之重是很清楚的。

近作《成都二江考》，二江就是郫江、流江，就是《禹贡》之 江、沱。自汉至唐、宋无异说，至清《一统志》始悍然以湔为沱，以鄯 为江，这一观念遂成为牢不可破之说。于是研究古地理的人（清代考 据家）都不免从这一错误观点去研究《禹贡》、《汉书》诸问题，不能 出《一统志》之看法而认为已得古人之真，结果都是错误。这一错误 是由于清人素不喜宋、明人书，以为都是错的，不屑研索。我从前也是如此，于宋人书只作参考，合则用，不合则弃而不顾，于其错误之由，从不理会。这次考二江问题才知道宋人于此全不错而错在清人（胡渭、顾祖禹诸人)，由清人之误以读古书，自然以宋、明人之不错为错。好在这一缺点也还容易纠正，就是把宋、明人几部书仔细一读， 也就可解决很多问题。清人于古地山水不甚明白者总喜以大山大川来解释，这是根本错误，他们不信郫江、流江即是江、沱，就是因为是小水，而不知古人居处耕耘之区才为记载所重。成都平原郫、流二江关系灌溉至为重要，《禹贡》不能不记。其他髙山大川无资于民用者如峨眉之类，何须记录。胡氏必以峨眉为蔡山，是不根，而且是荒谬的。古地之学不能凭空去讲。我是在经史中遇着很多问题不能不从地理探讨，积累久了，地理也熟了，问题也多了，好像专门讲古地。其实我与清人治《水经注》的学问全不相同。他们是专搞地理，尽读地 理书。我是从经注、史注中去，而不专从地理书去，所以与他们的结果不同。这可说是学有本末。地理是史学一工具，如其专研地理，方法就不外杨惺吾，结论也应相同。即以这次作二江考，始见杨、 熊《水经注疏》谬误不少，也很可笑。我本不喜校勘板本之学，但论巴蜀问题和二江考就无法不追究版本和校勘了。因五经四史之类不校 勘也可以读，若《华阳国志》或《齐民要术》及古地理书之类，在前代不必人人皆读，又很容易因传写而误，不校就无法用。而校勘一事也不是凿空而来，如清人那样专治校勘学者，是不会成功的。必于此学积累稍多，涉猎稍广，自然提出要校的问题也才能校，必治此学者才可校此书。若专从版本或类书下手，是用处少而害处多，所以清末有反对校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学有本末之意。讲古地不能离开人事（历史）常志：二江上有七桥、大城小城等，都只能从人事上来理解：蜀何以独有大城少城？秦灭蜀后，有蜀侯、有蜀守，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民、蜀民、蜀守、蜀侯，自当分别居住。少城何以分南北，南是市场，隔江是锦官、车官二城是工商业区、经济区，州学在城南，郡学在江南，是文化区；而北是政治区，故张仪楼诸古建筑皆在北城。汉、晋间郡守住少城，刺史住大城，赵厥谋据大城以 叛，罗尚退保大城，都说明大城是军事区。二江上有七桥，上应七星：在南出石牛门曰市桥（郫江上)、笮桥（流江上)，出南门曰江桥（郫 江上)、万里桥（流江上)，此南之四桥。过笮桥道西为锦官城，道东 为郡学，此道即出石牛门而走广都（双流）之大道，故吴汉、桓温攻 蜀自外水（岷江）上至广都，即进而战于市桥，战于笮桥。西有三桥，应是城有三门，西门曰定明门，其北曰阳城门（所谓“阳城之阿 阁，飞观榭于云中”。见《蜀都賦》），其南曰章城门。南四桥二门， 则北亦应二门，曰咸门，曰朔门。西三门以少城繁盛故三门，东则二 门，共有九门。《华阳国志》说：汉武帝立成都十八郭，顾校依《文 选•蜀都賦》注作十八门，实则张仪城成都周回十二里，断无十八门 之理。《续汉郡国志》引《蜀都赋》刘渊林注作立成都郭十八门。《后 汉书•公孙述传》引亦同，知今宋本《文选》仍有脱误，应是城有九 门，郭亦九门共十八门。知《周地图经》、宋《成都志》都说大城九 门，少城九门是臆想之说，毫不足据。郭亦有门，于臧宫攻公孙述入 小雒郭门是其证。总之，地理是人生的环境，总要适于人用。从民生 日用着想去解决亦不患无证。杨守敬、熊会贞，上至顾祖禹、胡渭说 二江都是错。明人省志、府志，清二部《一统志》、府志、县志无一不错，杨图二江桥更荒唐。熊稍有进，亦大错。明人也错得可笑。熊 所谓七桥铁案，根本是错。他以《蜀中名胜记》引李膺《益州记》为 据，而不知《古文苑•注》之引《益州记》但有七星之名才是李义。曹引今名云云，是南宋祝穆的解释，何为铁案？《华阳国志》说七桥 正确，但有误字，《水经注》取志文甚明而去永平桥加昇（升）仙 桥，是重视司马相如之故，误说始此。升仙不在二江上，又在城北， 不可能像七星。此文最小巧，深可笑。但方法最精巧，结论亦奇 而确。

在写《巴蜀史的问题》时，已疑成都早有灌溉，因劳动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在成都平原，知稼穑必知灌溉，知灌溉就应早有二 江（意指成都平原上的河道)，不必待李冰守蜀。“深淘滩，低作堰” 是总结了长期治水经验的结论，不是李冰短期所能提出的。所以汉人 认二江就是《禹贡》的江、沱，是正确的，自成都平原地理条件考 察，有此广大平原以来，不会没有水流。李冰守蜀前，司马错已以六 百万石米浮江伐楚，说明农业早已发达。如认为李冰始凿二江，就忽 视了自然规律。但我们也不能反对人工河，人对自然的利用总是要加 工的。李冰之为汉人所称道，也如江淮通流见于《禹贡》、《墨子》、 《孟子》诸书，而吴通邗沟也是事实。李冰之功在于秦灭蜀后对水利 更合理地调整，迸行大规模的治理。章樵说李冰穿二江只是用二江引 渠为灌溉，是很合理的，用作全文写作骨干。

我很赞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弃现代。从来没有只搞古代不搞现 代或只搞现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学家。现在古史部分仍是待发掘的 荒地，问题多，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两汉材料不多，你可专力六朝 和唐代。我从前搞先秦，后来感觉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谜，自汉以下具 体一些，才有可讲。后来看宋代。历史是愈后材料愈详备，探讨社会 情况较有把握。但材料多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乱说。先搞 唐、宋，由后推前，然后两汉、晚周才会明白。所以我建议你可从六朝、隋、唐着手。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 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 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 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治史。其实，经学也不 是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 学或史学。也有不谙考据而治史的，却也是缺点。治史应专治一二时 段，但通史终不可忽。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 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学问是循环反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 不可忽，这对理解历史是大有帮助的。乃至书画艺术之事应该都要留 心，不过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已。社会经济是治史的首要工作。我在 1953年草写农产量一文也是这个看法，后写熙、丰变法也是从社会经 济着眼。

《孔子与今文学》，也可说是我的经学研究告一段落，比之《经学 抉原》是有改变。昔在峨眉读两汉各家书，并及先秦诸子，读到《韩 诗外传》时，恍然感到：先秦时儒家何以变而为两汉经师之业，其间 问题显然有个脉络过程，惜于已读之书未能将有关材料录出。现在要 写这篇稿子至少需半年时间重读一遍周、秦、两汉著作，但始终无此 时间，私心以为甚可惜。

人或有谈到我对《水经注》的研究，这项工作我估计至少也要五 年专力为之，未敢懵然展开，若有助手当徐图之。汉、晋人经注中有 很多古地理解释，史汉注中亦多，皆比道元为优。而清人解经乃 至《说文》和《段注》之解说，亦每每比《郦注》、《杨疏》为长。清 人过信道元之注，至以《郦注》易《班志》，而不察此乃六朝晚期之 说，于古事多不合。东汉、魏、晋人说颇自相同，安得以道元为是而 悉废郑玄、服虔、许慎、应劭、文颖、孟康、杜预、京相瑶、郭璞、 高诱、王隐、司马彪以来之说。道元于南方水地之误，清人敢言之| 道元于北方水地之误则未敢言。清人治经自乾、嘉汉学者皆能以汉师之说正六朝之误，独于地理之学信六朝而背汉、晋，事亦大奇。杨氏 之疏可谓集清儒地学之大成，亦颇有突过清人处，惜其谬误矛盾亦复 不少。近人迷信杨疏亦太过，况其墨守道元弃清人经解于不顾者乎? 非敢谓我可窃比杨氏，徒以有两经解耳，非我敢轻议道元，徒以有 汉、晋诸家经、史注说具存耳。这一搜讨工作岂衰年如我者能之耶! 倘有一二得力青年商量着手，此或不失为巨业、为奇作。尝作《古地 甄微》，略启其端而已。

战国局势的发展，初年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是魏国独强。魏 要并吞韩、赵，桂陵、马陵两战败于齐，徐州之役，齐又败于楚，七 国之中没有独强之国，于是纵横之事起。“五国相王”是这一时代的开 始。到齐、秦称帝是国最强；到乐毅合六国之兵破齐，于是秦人独 强。纵横之说也就不行了。而白起、王翦专用武力。纵横为一时期， 其前为一时期，其后为又一时期，可分为三段。

《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至日出榑桑之野。西方之极自流 沙，西至三危之野。中央之极自昆仑，中至太室之野”。知此之昆仑必 在三危之东，此为汉人旧义。刘逵注《吴都赋》云：禹所受地理书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礼记•正义》引《地统书 括地象》曰：“地中央曰昆仑，其东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尚书•正 文》引郑玄云：禹所受地理书曰：“昆仑山东南地方五千里曰神州，西 王母在流沙之滨，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淮 南•地形“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 南海。”《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张掖郡删丹县：“桑 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 为流沙”。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西 有弱水、昆仑山祠。”流沙为今居延泽，弱水为今居延水，皆在甘肃。有昆仑障之广至县在今甘肃安西境，其西有昆仑山祠。临羌县治今青海 西宁市，与昆仑有关之地皆在今青海东部及甘肃西部，而非今昆仑山地。《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河关之西南宪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李贤注：“谓 宪地是也。以上，并《续汉书》文。”《水经•河水注》引司马彪 曰：“西羌者，自折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径 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应劭曰：“《禹贡》折支属雍州。在河关之 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河关为后之青海贵 德县，三危所在应于贵德西千余里求之，即河曲也。知三危在大积石以 东。汉、晋所说三苗徙处，其时亦惟知河出积石，此与张揖、王隐说三 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连，是最早之昆仑，只能于岷山求之。

从地理看古今之变，在水而不在山。水之变迁多在北而不在 南。《水经注》正是解决这一问题之重要典籍。《水经注》于南方水道 之误，前人多已指出。且为对历史关系较多的地区。郦道元本北人，许 多地方皆曾亲自探访，且记载详细，脉络分明，不易看出有误。苟一水 有误，则将涉及三、四水道是否亦误，较为繁难。故虽明知《水经注》 与他古书不合，亦皆多疑他书而不疑《水经注》。清代考据家无人不 读〈冰经注》，说经之家于经中地理无不考之《水经注》。经中地名 除《禹贡》、《尔雅》外，皆因事偶见，既不全面，也不系统。《禹贡》、 《尔雅》、《职方》虽全面、系统，却又太略，注者不易提出相矛盾的问 题，但如王先谦注《汉书•地理志》，就不能不提出，但他却认为都是 班固错了。专治《水经注》的人都是从唐、宋地理类书取材，从正史、 m理志》之类取材，就都不容易发现《水经注》的错误。我三十岁以 后才稍治地理之学，四十以后因专在史学系教课，才放开了经学，五十 以后始确知《水经注》与《汉书》的矛盾是大量的。

近年整理先君遗稿，其可以独立成篇者.皆分别整理编入各集•其短笺札 记如（肤浅小书>.论学书翰之类，多无所属.虽多信手所记，末必定论.然 率皆治学经验之谈.读史会心之论，或探究问题之思考过程.咸足以启迪思路。1957年后，默得侍先君讲席，时有所记，亦多此类。兹并整理如上。非谓必皆有益，要不愿深藏于秘而私之耳。

蒙默整理后记

1986年11月

《蒙文通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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