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求学时偏科，图画课成绩只有40分，数学更是勉强及格

1914年初冬，长沙城的清晨带着湿冷的雾气，省立第一师范操场上却早已响起学生们的口号声。毛泽东把棉衣一脱，跟着同学跑了两圈，气吁吁地坐在看台石阶上。几分钟后上课铃响，他拍拍膝盖上的灰，却并没有和大伙一起往图画教室去，而是拐进阅报栏，盯着刚贴出的《民报》文章看得出神。

对“半壁见海日”的那根直线，他只用了不到三十秒就画完，把纸推到讲台上就离开。谭柄锷皱眉看着那张试卷，沉默半晌，只在分数栏写了一个醒目的“40”。用谭柄锷的话说：“再多一分，也没理由。”

偏科的理由并不神秘。毛泽东当时正迷上梁启超的时论，课余时间跑到长沙西长街的同成书局抄书、写札记。他觉得社会动荡的根子在人心，改造思想远比描摹石膏像紧要。图画课不过是额外负担，简单应付了事。

数学也好不到哪儿去。王立庵在黑板上推演三角恒等式，教室后排的毛泽东却把《资政新篇》摊在膝上。等到课后抽查，他写出的答案经常只够及格线晃悠。班里流传一句玩笑：“毛同学的数学只能陪跑，国文却常常一骑绝尘。”

有意思的是，老师们对这个“偏科生”并未简单贴标签。王立庵发现毛泽东请假理由千奇百怪，却从不迟到国文和历史。一天傍晚，他索性把学生叫到自家小院，泡了壶茶，开门见山：“你总逃我的代数，原因呢？”毛泽东回答得直白：“国势艰危，救亡要先救心，数理化一时难起作用。”对话不到五十个字，态度却足够坚定。

王立庵没有训斥，而是翻出《进化论与伦理学》手稿递过去：“严复若只懂英文，不懂生物学，翻得出这本书吗？工具不全，想法再好也落不到地上。”这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毛泽东第一次把数学笔记本翻到首页。

暑假补课随之开始。每天上午九点，他准点出现在王立庵家门口，抄公式、算习题，甚至连中午饭都在老师家蹭。三伏天的湘江边闷热难耐，他仍坚持到傍晚才离开。到了学期末，再测验时分，他的分数已从六十多跳到八十出头，同学们啧啧称奇。

图画课的转变稍晚一些。1915年，湖南学友会改组，毛泽东担任总务，他主动拉上谭柄锷，设了个图画部。理由让人意外：“宣传新思想要靠海报、壁报，美术不能丢。”谭柄锷感慨之余，把自己的彩色铅笔借给学生练习线条。那年秋季展览，毛泽东交了一幅速写《渔者》，虽然构图简陋，却被同学投票排进前三。

不过，偏好差异仍旧明显。他在日记里记录：“算学之益，在启思维，不在拘分数；美术之用，在宣道义，不在求技巧。”二十岁的年轻人，对课程的取舍已带着浓厚的目的性。师友们有时觉得他固执，却也佩服这股子笃定。

驱张风潮把这层关系推到极点。省议会勒令每生缴十元杂费，校园沸腾。毛泽东起草传单，直指“苛捐伤学”。校长张干雷霆大怒，拟将十七名首领开除，名单里便有毛泽东。关键时刻，杨昌济、徐特立出面交涉，谭柄锷、王立庵也联名保人。张干最终让步，学潮平息。毛泽东感念师恩，更坚定了“知识分子要与民同忧”的想法。

时间线继续往前。1936年10月，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对斯诺提起这一段旧事，笑言“图画只得40分”，丝毫不讳言自己的“短板”。而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此人精力常常溢出课堂，却能从不及格里找到自信的跳板。

新中国成立后，谭柄锷老先生回乡养病。1954年湘水大灾，他家断粮。旧日同事张干将此情电告北京。数月后，省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一袋米和聘书来到涟源，这才让八旬老人衣食无忧。

同一时期，王立庵已病逝，其子女生活窘迫。毛泽东收到求助信，批示“设法照顾”，孩子们因此得以继续学业。教师与学生的角色此时互换，却保留了早年课堂里的信任。

常有人惊讶，毛泽东在笔耕治学上所表现出的深厚底子竟发端于那所师范。对此，他曾简短评价：“我的学问根柢，一师所赐。”简短八字，却把个人成长与学校资源、师长关怀连成一线。

不得不说，偏科并未成为障碍。对社会科学的热情驱使他主动汲取，而理科、美术的补课又让思维框架更趋严谨。湘江水畔的那些课堂插曲，看似琐碎，却在无形中磨出了后来领袖的复合能力：既能纵论天下大势，也能用数字与图表说话。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王立庵的耐心、一袋大米的惦念，也许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文学青年，而不是那个能把战略与逻辑融合的统帅。偏科固然存在，但求学的核心从不是所有门门优秀，而是在关键节点有人提点，自己也肯转身。

几十年后，许多教育研究者回头分析这段经历，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兴趣主导方向，师者点亮方法，两者叠加，成绩的高低就不再是唯一标尺。毛泽东早年偏科的故事，正好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