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开会时突然听到小贩大喊卖糖，会议负责人：快撤退

1946年，宁静的南通小镇上，一声寻常的“卖糖咯”打破了平静，看似普通的叫卖声，却在那一刻成了决定生死的警报。

国民党士兵破门而入只扑了个空，桌椅尚有余温，会议室却人去楼空。

到底是谁在“卖糖”？

这声呼喊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秘密？

传奇牛倌

战乱年代，南通乡下有这样一位放牛倌，平日里穿着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裳，走起路来慢吞吞，不是在牛棚里忙活，就是提着饭罐子坐在田埂上抽旱烟，村里人提起他也只有一句。

“那谁啊？就是那个老实巴交，见了人都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沈忠儒。”

他是乡亲眼里的闷汉子，没啥本事也没啥脾气，哪怕被人占了便宜，也只会咧咧嘴笑一笑，从不吵嚷。

没用的牛倌，抗战期间成了地下党眼中的宝贝，南通县通海区队的一位领导曾私下评价过沈忠儒。

“这样的‘哑人’，才是最顶用的通讯员，你不说他不问，你要办他就做，最要紧的是，他做事有分寸，有胆识，有分寸！”

事实上，沈忠儒于1892年出生在南通一户普通农家，父母一生都在田间劳作，他从小就懂得不多说一句废话，不多做一个动作。

年纪稍长，父母无力供他读书，只得将他送到附近地主家放牛，每天天没亮就得出门，背着干粮扛着鞭子，牵着牛走向大草甸子，任凭风吹雨打，他都默不作声。

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引起了我党南通地下组织的注意，在当时敌我双方激烈角力的背景下，越是平凡、越是不起眼的人，越容易成为最理想的联络人。

沈忠儒在一次偶然机会下，被一位地下党同志试着安排跑了一次腿，交给他了一个布包。

“路上别掉了，到了镇口找个穿灰布褂子的人交给他。”

沈忠儒没有多问一句，老老实实接过布包，像平日里赶集一样慢慢悠悠走向镇口，到了地方，静静站了十分钟，等到接头人出现，把布包递了过去就转身离开，没有一个多余动作。

“太稳了，太像个普通人了，没人怀疑他。”

从那一次起，沈忠儒正式进入地下党的通讯体系，从传递情报、送信到送人，每一次任务都完成得滴水不漏。

有一次，他要护送一位伤员穿越封锁区，面对敌人封锁，沈忠儒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筐装的是真糖，一筐糖布底下藏着伤员，一边走一边吆喝“卖糖咯”。

被拦下盘问时，他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顺手掏出两颗糖递给检查的士兵，对方不以为意，摆摆手让他过去，就这样，他将人安全送出封锁线。

那些年里，沈忠儒没有手握钢枪、身披军装上战场，但他却在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情报战中游刃有余，在一次次关键时刻保全了战友的生命、党的命脉。

卖糖玄机

1946年，抗战虽已结束，但和平远未降临，表面上，国民党还在与我党谈判，背地里却步步紧逼，搜捕地下党人、摧毁据点、布设特务网。

在这样的局势下，通海区的几位地下党负责人决定召开一次绝密会议，旨在商议下一阶段如何应对打压与监控，地点定在川港镇南边的一处集市旁民宅中，靠近闹市最能掩人耳目。

然而，谁来负责外围警戒成了会议前最紧要的问题，一旦出事，外围警戒员必定首当其冲，连退路都难有，就在这时，沈忠儒站了出来。

“让我来。”

“老沈，你每次都抢在前头。”

“我这人不聪明，做别的不行，守着倒还能安心。”

确定由沈忠儒担任外围警戒后，沈惠民作出安排，若有情况，他要立刻进来通报，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也是最冒险的做法，只见沈忠儒皱了眉。

“我扮成小商贩，在附近卖糖，遇事就吆喝‘卖糖咯’，听到这声喊就算暗号，提醒同志们马上撤退。”

“卖糖？这么普通的叫卖，能当暗号？”

“正因为普通，才不会引人怀疑，只有我们知道，这三字里藏着急报。”

会议最终决定启用两道防线，一是沈忠儒发现情况及时入内汇报，二是当情况紧急、来不及接近会场时，即用“卖糖”作为信号。

决定一出，沈忠儒便开始为这一声“卖糖”做准备，找来破旧小帽、褪色的短褂、肩挑竹篓，还特地在篓中装了几个糖人模型，仿佛真是个混迹市井、为糊口而奔波的小商贩。

为了让这身装扮更具说服力，他连续几天出现在镇上的小巷、街口，用低沉沙哑的嗓子试着吆喝“卖糖咯”。

为了那声暗号，他调试着音调、节奏和力度，站在不同角度实验喊声是否足以穿墙传入屋中，不能失手、不能迟疑、不能有任何一次喊错的可能。

这便是“卖糖”的来由，而这名老牛倌、旧农夫，在人来人往的闹市中扮作糖贩，足以搅动一场暗涌风暴。

一个晴朗的上午，川港镇南边的集市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张张面孔从沈忠儒身前晃过，与往常并无不同。

他坐在街边的阴影里，手中捏着一根小木棒，无精打采地在糖液上描画着轮廓，偶尔抬起头，目光悄然扫向不远处的那栋民房，那是此次地下党会议的地点。

自清晨开始，他就在这里，一动不动地守着，在人潮翻涌之中，细微的变化却被他一一收入眼底。

临近中午，原定会议早该结束，那栋屋子依旧没有动静，令沈忠儒隐隐不安，心中不禁泛起了疑问，正当他胡乱猜测的时候，一道违和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是一位身着灰色绸缎长衫、头戴毡帽的男人，步履不紧不慢地穿过街道，与周围混着汗水和灰尘的小贩们格格不入。

更关键的是，那人经过会议地点时，似有意无意地向屋内瞥了一眼，沈忠儒心头一紧，他熟悉这种目光，不是随意张望，而是试图确认目标是否存在。

没过几分钟，街口突然涌入几名面孔陌生、行踪鬼祟的男子，他们神情紧张，眼神始终在寻找什么，沈忠儒低头装作描糖人，却从眼角余光看得一清二楚。

他知道，这或许只是侦查哨，更大规模的动作很可能还在后头，他不能打草惊蛇，不能贸然行动。

就在他准备悄悄绕道靠近会议室时，转角处的巷子猛地涌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直奔会议地点而去，刀枪明晃，气势凶狠，是突袭。

沈忠儒猛地从地上站起，但人群太密，他根本无法穿越，时间不等人，若等他跑进屋子提醒，会议室的同志早已陷入包围之中。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转身对着屋内方向，用尽全部的力气扯开嗓子。

“卖糖咯！卖糖咯！”

这一声不同于往日懒散低哑的叫卖，而是带着焦急的震颤，带着胸腔翻滚的力道，喊得破音，嗓子都在颤，声音划破空气，震散了街头的喧嚣。

屋内，会议负责人沈惠民骤然起身，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吆喝，这是暗号，是预设好的紧急撤退信号。

“快撤！”

所有同志立刻反应过来，从事先安排好的后路撤离，资料被迅速卷起，脚步声纷至沓来，整个屋子瞬间清空。

就在此时，国民党士兵已抵门前，猛地一脚将木门踹开，士兵冲入，枪口环视四周，只见桌椅凌乱、凳子倒翻，角落里还残留着刚刚人的余温。

“人呢？追！”

一切都晚了，地下党人早已如烟般消散在后巷的迷网之中，这场血色风暴，就在那一声“卖糖”中被巧妙避过，组织得救了，但沈忠儒却没能全身而退。

他喊完之后，本欲趁乱撤离，却被街口买糖的小孩缠住了片刻，不远处的国民党士兵循声而至，他扔掉糖篓试图逃走，却在人群混乱中被扑倒在地。

棍棒如雨而落，沈忠儒没有挣扎，只是闭了闭眼睛，任凭粗绳将他紧绑，他知道，这一回，自己是走不掉了，但他无悔。

忠骨不朽

被捕之后，沈忠儒没有任何挣扎，国民党士兵将他拖进据点，军官冷笑着将一张桌子拍得震天响，语气中带着试探与不屑。

“姓沈的，说吧，那屋里的人都是谁，是谁安排你喊的暗号？”

“我就是个卖糖的，不知道你说的啥。”

此后，皮鞭、竹板、铁钳、辣椒水轮番上阵，招招下狠，可他从未发出一声呻吟，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始终反复念着。

“我就是个卖糖的。”

酷刑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拂晓，负责审讯的军官走到沈忠儒面前，看着这个几乎失去意识的男人，冷哼了一声。

“嘴倒是硬得很，可惜你自己都不值这个命，处理了吧。”

没有正式审判，没有公示罪名。

1946年11月，一天早晨，沈忠儒被两名士兵架出据点，押往一处偏僻的荒地，他没有哭喊也没有哀求，只是默默地走着，低头拢了拢破旧的衣襟，轻声嘀咕了一句。

“糖还没卖完呢。”

枪响划破清晨的宁静，鲜血溅在潮湿的泥地上，一代隐秘战士就此倒下。

几天后，这个消息传回了组织，得知沈忠儒牺牲的那一刻，沈惠民沉默许久，最终只说了一句。

“要不是老沈，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后来，组织将沈忠儒追认为革命烈士，将他那次“喊卖糖”的英勇行为记入档案。

多年以后，曾参加那场会议的一位老党员回忆起当年的撤退，仍潸然泪下。

川港镇那片集市，或许再无人听过那样的卖糖声了，可人们却记得，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声叫卖，把一群革命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沈忠儒，这个沉默一生的放牛倌，他的忠骨埋在荒地之下，却仿佛仍在守望着那个再也没有暗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