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首芳一生呵护弟弟张学良：晚年生活困苦，卖唯一首饰为少帅买书

1953年，北京的一处民居内，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妇打开了一封信，手指颤抖，眼泪瞬间模糊了信纸上的字迹。

信是从海峡对岸飘来的，落款是她朝思暮想的弟弟，张学良。

她想起了母亲病榻前的托付，想起了那个淘气却无依的弟弟，也想起了自己那一身难驯的泼辣与柔肠。

无论生活怎样逼仄，她都不能让弟弟失望。

于是，她含泪打开箱底，拿出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金簪，走出门去，为那个困于囚笼的少帅买了一套字迹清晰的《明史》。

张学良为何会让姐姐帮忙买明史？这又是怎样一对姐弟？

泼辣姐姐的守护

1898年，赵春桂疲惫地靠在炕上，温柔的望着襁褓中女婴细细的眉眼。

这就是张首芳，她与张作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出生在贫寒中的张家大小姐。

那时的张作霖，还不过是个四处奔走、无名无势的乡间兽医。

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把将来的风光厚赏留到最迟的时候才给人张望。

赵春桂带着首芳和后来出生的学良、学铭，靠着缝缝补补、养鸡种菜度日。

三姐弟中，首芳年纪最大，性格也最为鲜明。

她像块从火中淬出来的铁，嘴快手快，一旦弟弟被人欺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撸起袖子就上。

乡下人家多迷信，看到女娃这么强势，不免私下嘀咕“这闺女将来克夫”。

但赵春桂却总是皱眉训斥这些风凉话，转身就搂着女儿：

“咱家没男人撑门面，你就是咱家的柱子。”

首芳听懂了，她从此一口咬定：弟弟在，她就护，谁敢动，就砸谁的狗头。

张作霖当上旅长后，才终于想起了这头乡下的妻儿。

他派人把赵春桂和三个孩子接到奉天帅府，可那时的帅府早已是另一番光景，三妻四妾，膝下儿女成群，热闹非凡，偏偏对赵春桂这“一屋老底子”并不买账。

张首芳第一次踏进那座高门府第，穿着缝补多年的布衣，手里还攥着从老家带来的咸菜罐，立刻成了“乡巴佬”的代名词。

但这姑娘哪受得了人瞧不起？

三天之内，她就靠几次冲突让那些姨太太、姨娘们记住了她的厉害。

帅府的人逐渐明白了，这个从乡下来的姑娘不好惹。

她不是蛮横无理，而是有理必争、有仇必报。

尤其张学良，小时候天性活泼，常因一时贪玩闯祸。

一回，因为闯了祸被抓现行，张作霖一怒之下，拎起马鞭子就抽。

正在屋外的首芳听见弟弟哭喊，立刻冲进正厅，一把扯过案几上的菜刀，“嗖”地指向张作霖：

“张大胡子，你敢再动他一下，我砍你脑袋！”

那一刻，屋内所有人都愣住了。

张作霖也怔住，紧紧皱着眉看着这个张牙舞爪的女儿，半晌不语。

他放下马鞭，转身走了，这个铁血男人或许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女儿，已非当年那个躲在角落啃窝头的小女孩了。

事后，张作霖在书房抽了一整夜的烟，没有再提那顿打。

张首芳则拉着哭成泪人的张学良回了屋，用粗糙的手指擦掉他脸上的泪：

“弟，你记住，大姐在一天，没人能欺负你。”

张首芳的刚强，在那个家里树起了一道铁墙，也照亮了弟弟年少时的长夜。

她没有文化，却有不让弟弟受委屈的底气，她不是英雄，却敢对权威说“不”。

她是张家最不受束缚的烈马，也是张学良一生难忘的天边那道红霞。

嫁入鲍家

张首芳出嫁那一天，窗外红绸飘摇，锣鼓喧天，但她的心却仿佛沉入了冰河。

媒婆带着喜帖来时，她一眼就瞧见那“鲍英麟”三个字，鼻子一哼，冷笑了一声：

“这少爷，我见过，舞厅里搂着小旦唱《卖油郎独占花魁》的那位吧？”

但她清楚，她说不行也得行。

她是张作霖的女儿，不是张首芳。

在这个家，子女的婚姻是没有选择的，大帅一句话，就决定了一生的去处。

所谓的“联姻”，是交换，也是博弈，张作霖要借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之子，来稳住东北军政的另一根支柱，而她，就是那个嫁出去的筹码。

新婚夜，她望着坐在床边抽洋烟、嘴角还沾着酒渍的鲍英麟，心中只觉一阵腻味。

这个男人，她早知道不是个省油的灯，讲武堂混日子，舞场茶楼留名号，从骨子里透着轻浮。

婚后的日子，张首芳过得不算好。

她生下一连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屋子里总是热热闹闹。

但热闹之下藏着这段婚姻的无望，鲍英麟白天应酬，夜里不归，偶尔回家，一身香水味不说，还醉醺醺地在屋里踉跄打转。

张首芳早已不再指望他浪子回头，她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孩子和娘家的牵挂上。

她性子烈，但在外人面前依旧保留着张府嫡女的体面，从不在人前落泪，只是夜深人静时，把拳头捏在被子里，咬着牙熬。

她最怕的，是张作霖不在之后的那一刻。

1928年，皇姑屯的炸弹炸断了东北的主心骨，也炸塌了她最后的遮风墙。

鲍英麟对她破口大骂，说她是丧门星，张家如今要完了，连带他也跟着抬不起头来。

骂完不解气，竟举起手来狠狠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她头撞在了衣柜角上，鲜血从额头滑下，湿透了衣襟。

她咬着牙站起，冷冷地瞪着鲍英麟：“你敢打我？你也配？”

第二天清早，她披着斗篷回了帅府。

张学良见她额角的伤，脸瞬间阴沉下来。

他向来敬她、怕她，如今姐姐成了这般模样，他怎能不怒？

话不多说，转身就叫了两名卫士，提枪上马，直奔鲍家。

鲍英麟吓得跪地求饶，口口声声“有眼无珠”，再不敢动手。

可认错换不来长久安宁，张学良能护她一时，却不能护她一世。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后被囚禁，自此一别五十余年。

失去弟弟这道护身符，张首芳仿佛被剥了甲壳的蜗牛，一夜之间，身边的人变了脸。

鲍英麟不再伪装，赤裸裸地撕下面具。

他不仅动手，甚至将她和几个孩子轰出了鲍宅。

昔日的张府大小姐，如今在街巷里穿行，只为换几文钱，她开始卖掉陪嫁的金器、母亲的首饰，能换米的换米，能变油的变油。

她曾是帅府里最骄傲的一朵蔷薇，如今被泥土掩埋，但她依旧挺直脊梁，不为命运低头。

潦倒岁月

那段日子，或许是她不愿回忆却也刻骨铭心的岁月。

她已不再是那个锋芒毕露、敢拿菜刀与父亲争执的张家小姐，也不再是风光出嫁、嫁妆成箱的新娘。

她只是个无依无靠的中年女人，怀里揣着几个孩子，手里攥着越来越少的底牌。

她没学问、无技艺，曾经的尊贵身份此时只成了人情的累赘，她不能下街叫卖，更不能去饭馆打杂。

那些地方的人见她就笑，“原来张大帅的闺女也能落到这步田地？”

她的首饰盒越来越空，心也越来越沉。

但有一样东西，她始终不肯碰，那支嵌着碧绿猫眼石的金簪，是母亲赵春桂临终前塞给她的，是她的念想。

她不曾向命运低头，也未曾向任何人求援。

唯一念念不忘的，是远在囚禁之中的弟弟张学良。

她托熟人去打听他的近况，他在南京、在重庆、在台湾……

消息断断续续，几经辗转才传来一些零星线索。

她始终是那个“扛得住事”的张首芳，不肯把苦说出口，也不愿把累写在脸上。

她不需要别人可怜，她只要弟弟安好，孩子能活下去，就觉得一切还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张首芳带着孩子站在人群中，看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她感觉，这个国家或许真的会不同了。

不久，有熟人替她写信，信中写明她是张作霖之女，是张学良之姐，如今生活潦倒，望能给予照拂。

没多久，一封亲笔批示的文件送到她手中，周恩来总理批示，安排张首芳在北京落户，发放生活补助。

这是命运在千万次试图压垮她之后，给她留的一点温柔。

最后的馈赠

1953年，张首芳习惯清晨起身，先给炉子添几块煤，再把厨房的粥熬上。

屋子不再漏风，孩子读书去了，街坊邻里也都认得她是个硬气的老太太。

那天，她刚端起粥碗，一封贴着红线的信从门缝下滑了进来。

她放下碗，拂去封口的灰尘，目光落在那熟悉的落款：张学良。

她的手一抖，慢慢拆开，信纸带着微微的潮气，但字迹清晰，还是他一贯的字体。

张学良在信中并未多言家国大事，只说近来闲居，读书成了最大的慰藉，偶然听说有人可从大陆邮购大字版《明史》，恳请姐姐设法为他觅来一套。

她反复看了那封信三遍，嘴唇动了几次，却说不出话，那是她多年未听到的称呼。

她没有迟疑，信封尚未收好，人就已经走进卧室，蹲在那口老旧的衣柜前。

她翻开最底层，用指甲剥开层层布包，一点点揭开那件压箱底的黑布。

那是一支她珍藏多年的金簪，母亲临终前亲手塞到她手心的那一支。

她凝视了很久，对着簪子轻声说：

“娘，我要把它卖了，不是舍得，是咱家那孩子还等着书看。”

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动辄拍桌掀碗的烈性姑娘，但对弟弟的情，她从未动摇。

第二天一早，她拎着一个旧布包出了门。

她去了城南的一家老字号书局，那掌柜一听她要订大字版《明史》，直摇头：

“那书贵得很，特别的纸，特别的字号，没人买得起。”

她没言语，只从布包里取出金簪，小心递给掌柜：“我不讲价，你只告诉我够不够。”

掌柜接过簪子看了看，愣了许久，点头说：“这……绰绰有余。”

半个月后，那一套厚重的《明史》被郑重包好，随船漂洋过海，寄往那个远在异地的弟弟手中。

她知道他收到那书的那一刻，会摸到书页间熟悉的温度，会知道姐姐还在。

但命运又一次提前谢幕。

1954年，她卧病在床，咳嗽不止，茶饭难进。

孩子们急忙送医，但她自己却清楚，这一遭怕是挺不过去了。

她走得很安静，不过五十多岁，正是女性一生中最沉稳坚韧的年纪。

她的一生像极了一盏油灯，虽不炽烈，却足够温暖，足够守护身边的人走完风雪岁月。

几个月后，张学良终于收到了她去世的消息。

他自小被她护在羽翼下，风雨不侵，他以为她永远在那头，会不疾不徐地写信、包饺子、骂人。

他万没想到，这封信，是她留给他的诀别。

这一生，她没有功勋显赫、没有名垂青史，她只做了一件事，护着一个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