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曾被全球公认最健康的企业，一度是“安全”的绝对代名词，却在48小时内成为绑定全球经济的定时炸弹。
救与不救，成为美联储史上最艰难的决策。看懂这家企业的坍塌脉络，或许能提前预判下一个可能倒下的行业巨头。
这家企业便是发源于中国上海、后成长为全美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AIG）。
2008年以前，AIG是全美最安全的企业之一，业务覆盖140个国家和地区，1.2万亿美元总资产超中国当年外汇储备六成，平安、国寿等国内品牌规模远不及它。
2006年英超曼联巅峰期，AIG每赛季斥上千万英镑将Logo印在曼联球衣上，C罗、鲁尼胸口的AIG标志，彼时是金融稳定的象征。
2008年9月15日“黑色星期一”，AIG危机全面爆发。
凌晨1点，美国五大投行老四雷曼兄弟破产，多数人视其为金融海啸起点，但更大风险在AIG酝酿。
同日，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其余四大投行自顾不暇，曾为金融风向标的高盛沦为债主，最大讨债对象正是AIG。
当天AIG股价暴跌60%，信用评级下调，陷入流动性危机，只能向纽约联储申请300亿美元紧急贷款，当时全美仅美联储下属机构有能力施救。
9月15日7时10分，时任财长保尔森接到总统小布什电话，明确政府不再救助华尔街企业。
这既是政府立场，也顺应民意，民众不满金融巨头“盈利私享、亏损公补”，当时正值美国大选，政党需顾及选票。
但AIG并非普通企业，它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心脏”。
全球11.5万员工，体量是雷曼10倍；美国1/3人口（1.06亿人）是保险客户，还是401K社保计划担保方，关系亿万美国人养老金。
一旦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将遭毁灭性打击。
时任纽约联储主席蒂莫西·盖特纳成为“救火核心”。
他成长于驻外官员家庭，曾在中国生活，擅长协调华尔街各方，获基辛格等大佬支持。面对政府与市场对立，盖特纳坚持国家注资救AIG，因AIG与全球金融机构关联盘根错节。
风险敞口近3万亿美元，是雷曼与美林总和的10倍，即便经历多场金融危机的盖特纳也倍感棘手。
AIG危机根源在业务失控。
它曾承保8000多万份人寿保单，面值1.9万亿美元，保费作为“长钱”本可稳健运营，还凭此获3A信用评级（当时美国仅6家企业有此特权）。
但管理层贪念膨胀，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金融产品子公司AIGFP，涉足不熟的衍生品领域。
1998年，JP摩根为规避发行90亿美元CDO（担保债务凭证）需预留7.2亿美元准备金的要求，找AIGFP担保，AIGFP背靠3A评级且非严格意义保险公司。
无需准备金，成理想合作方。AIGFP经分析认为CDO违约风险低，无需准备金就能收“保护费”，最终发行4500亿美元CDS（信用违约掉期）。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住房贷款违约率上升，AIG的CDS巨额亏损。
按监管要求追加抵押耗尽其现金流，现金流紧张又致信用评级下调，触发更多抵押要求，形成恶性循环。
CEO维伦·斯坦德只能向盖特纳求助，德银、高盛等也上门讨债。
盖特纳先尝试市场化救助，却发现有实力的银行均受AIG危机牵连。
当时距AIG破产仅剩48小时，测算显示其需800-900亿美元救助，远超抵押物价值。
9月15日10时45分，盖特纳要求关闭通讯设备，提议依《联邦储备法案》向AIG放贷850亿美元。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因不懂保险初拒，财长保尔森也谨慎，但最终三人达成共识。
2008年风暴过去十余年，金融风险仍在。
财联社8月6日发布，前财长保尔森（2006-2009年任职）与盖特纳（2009年接任，前纽约联储主席），共同警告美国国债风险，批评当前政府关税政策。
两人曾合作2008年救市，现共任阿斯彭经济战略小组联合主席。
保尔森称联邦借贷轨迹不可持续，盖特纳指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温和，依赖财政平衡、赤字削减及美联储独立性，目前这些领域不确定性增加。
保尔森强调美联储独立性对美元信心至关重要。
据美国财政部7月数据，外国持美债9万亿美元，占存量30%。4月美债抛售潮后，市场担忧加剧。
保尔森呼吁制定财政应急计划，考虑增税。
盖特纳警告财政压力或让政府难弃关税收入。
恰逢特朗普预告对医药、半导体加税，保尔森称关税扭曲市场，盖特纳直言关税是制造商“腐蚀税”，但美国经济韧性暂能承受。
特朗普政策与美联储矛盾引发美股震荡。
过去30天，纳斯达克指数跌13%，道指、标普500跌幅显著。
英伟达从1月高位跌30%，特斯拉较去年12月高点腰斩，市值蒸发超7000亿美元。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交易员及华尔街大佬认为，美股暴跌是特朗普人为制造。
因特朗普想加税推制造业回流、让美联储降息，但美联储独立依据通胀与就业数据施政，拒降息，特朗普遂裁员拉高失业率、加码关税推通胀、间接冲击美股，引发资金避险流向美债。
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如Deep seek）改变全球资本配置，高盛预测过去两年流入美国的6700亿美元中，至少2000亿流向中国。
当前美股波动是政策博弈结果，抄底需评估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金融风险从未消失，只有紧盯核心矛盾与数据，才能保持理性。
尽管市场对风险的认知不断深化，但类似“救与不救”的决策困境未来仍可能重演。
如何在维护系统稳定与承担个体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仍然是金融监管与市场参与方需持续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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