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伦：阎连科的眼泪

阎连科的泪，从来不是软弱的注脚，而是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过往的温柔，以及对世间苦难的深切共情。

第一次看到阎连科当众落泪是在刘剑梅家的饭局上，那个学期他在香港科大教19世纪外国文学。他一个人住在教职员宿舍，平时中午自己在食堂吃饭，晚上他通常是自己做个西红柿鸡蛋打卤面。似乎永远也吃不腻，冰箱里除了鸡蛋和西红柿就没别的东西。周末则经常是我和剑梅轮流叫他来家里吃饭，天色早我们就去科大海边的田径场快步走，我和剑梅一左一右，听他讲文学，这成了我们的日常。

那天我们在剑梅家吃饭，在座的还有人文学院其他的年轻教授，问起连科为何嫂子（我们都喊他太太嫂子）不过来照顾他，他说家里的老狗需要照顾，说现在它已经耳聋眼瞎，步履蹒跚，离不开人，说着说着哽咽起来，两行热泪就滚了下来。一开始还努力克制，但是止不住，我们赶紧递上一盒纸巾换个话题。这条老狗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眼睛连着几天都是红肿的。

几年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吃饭，看到了另外一条老态龙钟的狗。嫂子做了一桌子的菜，连科挑了块炖得酥烂的肉，放在自己嘴里咬得碎碎的，然后吐在自己的掌心里，一点一点地喂老狗。他说老狗的牙都已经掉光了，只剩下牙床来磨烂食物；接着蔬菜也是用这样的办法喂食，我们吃饭期间，老狗发出一点动静他便去看，如果看到刚才吃进去的食物又吐了出来，他就再喂一遍，直到老狗趴进窝里躺平，他才放下心来。我这才理解当年老狗的离去，连科的泪水里有多少的哀恸和不舍。

连科面相敦厚，他的大多数照片都是紧锁眉头、一筹莫展的形象，几乎是看不到笑容的；跟他相处得久了，知道他不但很少笑，而且动不动就落泪。

有一次科大数学系的教授约他在校园里的餐厅吃饭，席间聊起他如何离开家乡去当兵，当兵后家里曾经给他说过一门媳妇，最后他还是服从了自己内心的感觉，拒绝了这门亲事。

这段往事在他的散文里写过，他在许多公众场合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但是那天我们开玩笑地问起他和姑娘再次在家乡邂逅的细节时，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远处看到她，已经嫁作人妇，一手牵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生活的粗粝和艰苦很明显地写在脸上……说到这里，他沉默了，眼泛泪光。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仍然在连科心里留着一个柔软的位置，触碰到时仍然令他心痛。虽然他和姑娘之间当年只是书信往来，在家人的安排下见过几面，谈不上嫌弃，更不是背叛。姑娘的境况和连科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在连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辜负。

最近几年，他每次来香港教书，都会去珠海探望文学泰斗刘教授，每一次回来他都心情沉重。看到几年前思想敏锐、条理清晰、可以脱稿演讲的刘教授每况愈下，从可以扶着墙走几步，到坐轮椅；从可以言语交流，到失语；从可以自理，到需要两位保姆全天候照顾，目睹生命正一步步地奔向枯萎、破败，无法控制，不可逆转，感慨人的无奈、无助、无能。我常常陪着他在海边走路，如果他不说话，一圈一圈地走，我知道他不仅眼中有泪，心也在流泪。

让连科签过名的、英文版的书，我一直用来当作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尤其是他的散文集《我与父辈》，尽管英文版无法跟原版相比，我经常跟朋友解释说“lost in translation”（翻译后原汁原味打了折扣），却还是感动了很多人。实在说，能够读他的中文原版是幸福的，不知道这些感人的文字里曾经流淌过多少他的眼泪。

连科泪点低，是因为他始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