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汉朝强制早婚早育，又限制彩礼的背后

据相关史料记载，汉朝对于各阶层的婚配，有硬性的约束，尤其是彩礼，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汉朝从建立之初，就面临一个致命问题：人口太少。

而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直接办法，就是“鼓励婚嫁、强迫早婚”，汉朝的婚嫁制度，从一开始就带着“人口增殖”的强制属性。

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刻颁布了“早婚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谁家的女儿15岁不嫁，就要多交五倍的税）。

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政策被进一步强化，地方官的考核指标里，加了“婚嫁率”“生育率”。

哪个县的女子早婚率高、生育率高，县令就能升官；反之，就会被罢官。

这种“强制早婚”的效果很显著：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全国人口从1500万涨到3600万，只用了70年。

人口多了，就能开垦更多土地，征收更多赋税，组建更庞大的军队。

汉朝能打败匈奴、开拓西域，背后有“早婚制度”的功劳。

可没人问那些15岁就出嫁的女子：她们的身体是否能承受生育的风险？她们是否愿意嫁给素未谋面的男人？

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体的意愿被完全忽略，婚嫁成了“人口增殖机器”的零件。

强制早婚的同时，汉朝还刻意压低了平民婚嫁的“成本”，确保底层百姓“嫁得起女儿、娶得起媳妇”。

比如平民的“纳采礼”是“粟米二斗、麻布一匹”，“纳征彩礼”是“布帛三匹、钱一千”——这些标准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是地方官根据“平民年收入”制定的。

按《居延汉简》的记载，汉朝一个普通农夫，一年能收粟米30石（约3600斤），除去自己吃的15石，还能剩15石，换算成钱就是4500钱。

三匹布帛（约900钱）、一千钱的彩礼，加起来1900钱，占农夫年收入的42%。

这个比例刚好让农夫“咬咬牙能拿出来”，又不会因为娶媳妇而破产。

要是彩礼定得太高，比如要5000钱，农夫根本拿不出，就会出现“娶不上媳妇”的情况，人口增殖就会停滞。

统治者甚至还规定：“贫不能自聘者，县官赐钱”，家里太穷娶不上媳妇的，官府会给“婚嫁补贴”。

汉章帝时期，一次就给“贫人无妻者”赐钱“人五千”，帮他们娶媳妇。

这种“低成本婚嫁+官府补贴”的组合，本质是为了让底层百姓“能结婚、多生孩子”，确保人口持续增长，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兵源。

如果说“早婚”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那“彩礼”和“嫁妆”就是为了解决“社会资源分配”和“阶层矛盾”问题。

汉朝的彩礼、嫁妆，从来都不是“私人财产交换”，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

它既要防止“豪强兼并资源”，又要给“底层百姓留活路”，还要通过“资源绑定”让不同阶层的人“各司其职”。

汉朝贵族的彩礼，核心是“土地和奴婢”，而且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诸侯王的彩礼不能超过“土地百顷、奴婢百人”，列侯不能超过“土地五十顷、奴婢五十人”，关内侯不能超过“土地三十顷、奴婢三十人”。

这个限制不是为了“公平”，是为了防止贵族通过婚嫁“私自扩充势力”。

按《汉律》规定，商人嫁女儿，彩礼必须是“平民的三倍”。

平民纳征是“布帛三匹、钱一千”，商人就必须是“布帛九匹、钱三千”；平民的嫁妆是“衣服三套、木箱一个”，商人就必须是“衣服九套、木箱三个”。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商人有钱，要是不限制他们的婚嫁成本，他们就会通过“高额彩礼”和贵族联姻，然后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士人阶层”，进而影响朝政。

平民的彩礼和嫁妆，走的是“互助式路线”：男方给的彩礼是“布帛、钱”，女方给的嫁妆是“衣服、农具”，本质是“两家资源互补”。

统治者甚至还鼓励平民“互助婚嫁”，这不是“好心办好事”，而是为了让底层百姓“抱团取暖”，减少因“娶不上媳妇、嫁不出去”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汉朝的婚嫁制度，用“六礼”做框架，用彩礼、嫁妆做杠杆，用早婚政策做动力，成功解决了汉初的人口问题、资源分配问题、阶层矛盾问题，为汉朝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可这部“手册”的代价，是无数女性的自由和尊严。

贵族女子成了政治工具，商人女子成了阶层歧视的受害者，平民女子成了生育机器。

汉朝统治者用“国家利益”掩盖了个体的痛苦，把婚嫁变成了“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工具”。

六朝何事，不过是门户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