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法律专家咨询”，究竟有多大用？

近日，有律师发文称，如今的法院为了降低上诉率，可谓办法已经想得太多了。一审结束之后，不仅法官助理一遍一遍的打电话询问是否要上诉，有没有新的上诉意见，而且可以申请“判后答疑”的。

律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服务”弄的不知所措了，要知道，自己明明已经交了上诉状了，已经交了上诉费了，一审法院居然还在问，是否上诉，是否申请判后答疑。

后来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看到了某法院发的一个书面提示（见下图），才猜到些端倪。跟同行聊起来才知道，如此这般的“热情服务”，背后的原因是，法院要考核上诉率。

如此多次、不厌其烦的询问上诉情况，估计法院人员也是知道让当事人撤回上诉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貌似成了电话推销员。也真是难为这些法官助理了，为了考核业绩只能如此了。

为了降低上诉率，一些法院推出了类似的首席法律专家免费咨询制度，类似的是如下图所示的“法律专家免费咨询提示”，具体的内容是，安排一些律师到在法院，或是社会治理中心设立的专门工作室，提供参与诉前调解、疑难复杂信访案件评查分析化解、判后答疑等方面的的法律咨询工作。

如上图中“法律专家免费咨询提示”所讲的，这些律师提供的是“中立、客观、公允的法律专家意见”，可是，这些法院选任、安排、考核及统计支付报酬的“法律专家”，真的会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为当事人提供“中立”的法律观点吗？

关于中立概念的常识，要保持中立的话，首先要做到的是，跟任何一方没有利益关系。试想，如果这些“法律专家”从当事人拿来的一审裁判文书中，发现了法律问题或是结果异议，是否需要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及对自己今后工作的影响问题。如此考量之下，还能向当事人提供“中立”的观点吗？

如果站在法院的角度，设置如此的“法律专业咨询”制度，确实或是可能多向当事人提供了一条获得法律帮助的渠道，但如此的大动干戈的在律师中海选“法律专家”，鼓励当事人在法院接受自行安排的“法律专家”进行判后答疑，是否考虑过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

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很多法院设置的此类“法律专家”咨询制度，大多仅停留在官宣的报道里，在律师层面、在当事人层面，几乎没看到有人自发的出来称，帮助自己解决了实际问题。

如此的借助外力，来开导当事人、证明一审裁判具有说服力，不如还是从一审具体的案件审理上下功夫，从案件审理步骤的依法办案，从程序步骤中的充分保障诉讼权利，从裁判文书中的辨法析理上下功夫，而不是要求承办人员降低上诉率，事后招募大量人员“开导”当事人。

这里面，是个本末的问题。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以语人君进行诉讼的实际感受为例，本来是法律规定可以复制的卷宗材料，可办案人员就是不提供，甚至称，这是法院内部材料，找谁也没用，就是不能给。

无奈之下，语人君求助法院信访部门，按步骤的写了登记表，可最后还是交办给了具体办案的案件承办人，人家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提供。如此无效的“外力”途径，除了消耗当事人的精力和时间、给当事人增加麻烦之外，而不从具体的办案中强调依法办案的约束，如何能解决实际问题？

被水泡变形、裂缝的地板

再如，楼上楼下漏水造成巨大损失的纠纷，正常情况下，办案人员起码是要到现场组织勘验，形成基本的办案统一认识的。即便原被告对漏水影响范围及造成的损失，存在巨大的争议，办案人员还是不组织现场勘查、固定证据，而是任由原被告在法庭上各说一词。

不仅不组织现场勘验，前后两次司法鉴定，办案人员的法官、法官助理还是均不到场，任由鉴定现场原被告跟鉴定机构就鉴定范围发生争议。如此的将损失范围这一法院认定事项推给鉴定机构，等到案件除了判决结果，再说什么“判后答疑”、“法律专家”咨询，还有什么意义？

正如律师在文章中说的，降低上诉率，本质途径应该是尽可能的加强一审裁判的公信力、发挥二审的审判监督作用，而不是推出一帮律师去法院坐班为法院“背书”、法律规定之外设置一些上诉流程消耗当事人、甚至推出法官直面本就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满的当事人进行“判后答疑”，采用各种，包括考核在内的办法，人为的降低上诉率。

如此取得的上诉率下降，真的能保证系当事人的自愿意思，保证当事人事后不反悔，真的属于司法文件里追究的“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