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病逝后，苏雪林公开撰文怒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

“报上那篇《论鲁迅人格》的檄文，你看了吗？”——1936年10月24日傍晚，上海虹口一间印刷铺里，两名排字工压低嗓音嘀咕。外头灵车的号角声才刚刚散尽，新的文字战火已在纸版上点燃。

鲁迅辞世仅五天，吊唁簇拥的浪潮仍在延伸。宋庆龄、何香凝送来的挽联还挂在万国殡仪馆门口，周海婴却已被母亲匆匆带回住所，避免冲撞人群。就在同一天，《大风》月刊提前付印，苏雪林署名的四千字长文被置于显眼版面，题目直指“鲁迅为党国之大患”。读者翻到那页，无不倒吸冷气：才女出手，没有半分哀悯。

苏雪林并非始终与鲁迅势不两立。1919年五四新潮初起，她在东京师范读书，通过《新潮》杂志第一次接触《狂人日记》，在日记本上写下“鲁迅先生文气如匕首”。几年后回国办学，她把自己印成的小册子寄给鲁迅，信封工整注着“学生雪林敬呈”。若故事止步于此，两人的关系大概率留在礼貌与仰慕。

真正的转折埋在1928年那场闷热的午宴。北新书局老板为了促销量，邀作者聚餐。林语堂、郁达夫都起身寒暄，唯有鲁迅微微颔首，右手仍握着茶杯。仅一瞬的疏冷，却令苏雪林的手停在空中。回到旅舍，她越想越不对味——自己常在《现代评论》发文，而鲁迅屡次讥讽那本刊物，“或许他把我归在同一阵营？”这句自我设想的疑问，逐渐酝酿成硝烟。

第二年，北平女师大学潮爆发。杨荫榆硬要开除组织学生的骨干，鲁迅连发檄文声援青年，矛头直指这位“反动女校长”。苏雪林的立场却在杨荫榆一侧，她相信校规高于一切。立场对立，加深嫌隙。两人在报章上隔空交火：鲁迅的语句刀光剑影，苏雪林的笔法亦丝毫不让，文人笔战就这样一步步升级。

1935年起，鲁迅肺病恶化，频繁咳血，他坚持写作，甚至不肯接受住院。美国医生的诊断——“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不治”——成为坊间谈资。鲁迅笑称：“那我算多赚五年。”此后，他再未让医师踏进门槛。到了1936年深秋，上海湿冷的空气和工作积劳一起压垮了他的肺叶。10月19日凌晨五点，强心针也救不回那颗倦极的心脏。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失去了一支犀利之笔。

吊唁者蜂拥。三天内，约万余人到灵堂拜别，挽联堆满庭院。看似无可挑剔的社会共识，却在第四天被苏雪林打破。她写给蔡元培的一封“私信”变成公共文本，《大风》月刊将其标题加粗，火药味十足——“心理病态，人格矛盾”。文章开宗明义，把鲁迅归为“煽动青年、破坏文化”的首恶。之所以奉劝蔡元培别为纪念会背书，是因为“纪念会即是奉毒为药”。措辞辛辣，逻辑决绝。

有意思的是，文章一出，北平、天津、武汉的报纸纷纷转载。原本同情苏雪林的人，也被这股火力震住了。留下挽联的陶行知批评道：“死人未寒，骂名可畏。”连与鲁迅长期对立的胡适都在私人信中提醒苏雪林：“批评可以，刻薄伤人则不智。”然而苏雪林并未收手，她把胡适的信件公开，同期刊出自辩文字，反称“我只杀戮偶像”。

社会舆论转向明显。短短一周，各地文学青年写来的批驳文章重达五斤，苏雪林竟兴致勃勃地剪贴、称重，自嘲“纸冢薄葬鲁迅”。这种偏执，外界越来越难理解。到了四十年代末，她避居台湾，课堂上提及鲁迅仍情绪激动，甚至把备课纲要改写成《论“鲁迅毒素”》。学生在底下面面相觑，学术研讨几乎沦为情绪宣泄。

冷静分析，苏雪林的“反鲁”并非全由私人恩怨，更是时代立场的投射。她崇信“纯文学”与“学院自治”，害怕政治介入文字；鲁迅则主张“文字须有战斗锋芒”，以笔为枪，直面社会黑暗。两条道路，天然冲突。倘若没有宴会的尴尬和女师大风波，两人未必走到撕裂，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妥协空间本就稀少。

过程固然激烈，结局却颇具讽刺意味。鲁迅身后声誉日隆，“反鲁”标签反而把苏雪林自己锁定在狭小的学术暗室，多年研究也难以跳出情绪化的批驳。台湾解严后，青年学者重新整理她的文稿，发现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早期谈西洋诗学的论文。至于那几本针对鲁迅的著作，被评价为“历史情绪材料”，而非文学批评典范。

试想一下，如果1936年那封信仅作为私人观点，未被公开，苏雪林或许依旧是新月派才女，而不是“反鲁斗士”。遗憾的是，她选择了最具爆炸性的方式表达立场，让后世更多记住了骂战，而非才情。

鲁迅辞世八十余年，他的全集再版一刷又一刷，图书馆借阅率从未掉队；苏雪林的“反鲁”文字却少有人问津，逐渐成了图书馆角落的灰色封皮。历史并非简单的胜负表格，却会在时间的长轴上筛选出更持久的价值。苏雪林当年的满腔愤懑，被翻阅得越少，就显得越刺目。或者说，它提醒后人：立场可以尖锐，笔锋可以锋利，但若脱离事实与理性，终究只能留下一阵短促的噪音。

今天重读这段往事，仍能感到纸面的余温。十月的上海街头，吊唁的脚步刚刚散去，排字工又在铅字间传递新的风声——文学之争就此写下悬念，也留下了一份复杂而沉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