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彭凯平：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要从管制者变成陪伴者

为什么孩子变得沉默，不愿意与家长交流？

家长如何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

身处智能时代，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被快速拉近，但是心理层面的距离却似乎在越来越大。情感上的不理解、不共通成为了很多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巨大隔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的全新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化，以少年的个人故事为中心，展示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试图分析家长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的，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观念中，又隐藏了多少与爱背道而驰的行为惯性。

9月23日，梁鸿老师携新书《要有光》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进行对话，以下为对谈精华内容整理。

原生家庭不是根本性问题

彭凯平：

梁鸿老师，您的新书《要有光》刚刚出版，请您谈谈您怎么想到写这么一本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品？

梁鸿：

其实这本书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外。我原来一开始是写“梁庄三部曲”，然后我也有些小说。

“梁庄三部曲“包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我花了十多年时间写的，以后还会一直写下去。《要有光》这本书实际上它看似是一个溢出，好像突然拐了一个弯，但其实跟我的身份经验是相一致的。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孩子也在慢慢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的迷茫，甚至有很多的痛苦，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甚至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好像在遭受到某种伤害，但你依然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对待他，以比较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你自己身在其中很难拔出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我慢慢睁开眼睛去看，才发现其实我周边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的孩子也处于这样、那样的状况之中。

因为抑郁、焦虑，孩子可能会短暂地休学或是退学在家，甚至是失学。我自己是个学者，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我去查了一些数据。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到医院的精神科去看，去观察那些就诊人员的状况。我突然发现原来数据如此地广大，它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在生活中你几乎随处可听，随处可见。你到门诊去看一看，几乎有相当一部分是孩子。这个时候我因为作家的本能，同时自己也有某种痛苦和焦虑，我就想写这样一本书。孩子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以及，那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生命，你要赋予他什么，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写作过程是非常庞大的。我花了两三年时间去调查、走访，查各种资料，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去采访孩子、家长、心理咨询师、医生。我写作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这个题材太庞大，也相当地沉重，同时也相当地复杂。

梁鸿

彭凯平：

所有的故事案例都有特别感人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间，我隐隐约感觉到好多问题都跟父母亲有关系。这个判断、这个印象正确吗？

梁鸿：

是的。因为我写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第一关系就是家庭，最直接接触的就是父母。

比如说在大城市，很多家长对孩子是一个非常高控的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冲突，最直接的冲突就是来自于家庭。所以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家庭内部试图来找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些问题，一些误区。我在写的过程中，生怕别人说“原生家庭”，这个词我非常谨慎。

彭凯平：

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真真切切的，但是用“原生家庭”这个词又兜不住，太窄了。它描述这个原生家庭此时此刻的准确性还是有的，但是用它来预测自己的未来，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不应该的。

彭凯平

梁鸿：

原生家庭不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更根本的是我们的思维和文化的某种更深的东西。

彭凯平：

《要有光》不同章节选择了不同规模的城市作为写作背景。在大城市里，可能很多父母亲的问题主要是高控；在县城、乡村，主要问题之一是父母亲不在身边。那“滨海市”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父母亲造成孩子心理健康影响的常见问题是什么呢？

梁鸿：

我以我调查这个对象为中心来稍微聊一下。我去调查的补习班负责人化名阿叔，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一开始宣传的噱头是：我招的差生保证考上高中。后来随着政策变化，他的生源回流出来一些学生，是一些根本进不了学校的学生。他们因为严重的抑郁、焦虑或者其他问题无法进去，于是就来到阿叔这个地方。

因为阿叔他是个心理咨询师，他可以给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同时因为他又是个热情的人，他很赤诚。每周两次义务去举办家长会，我每次也参加，从头到尾好几个小时。家长们都非常热情，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很难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在这个空间里面他可以分享。他可以告诉其他家长，他们俩来讨论一下怎么办。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家长和孩子之间也可以交流碰撞沟通。

我是觉得这个空间太重要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在一个中等城市中，当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这个空间提供了言说的可能，包括家长言说以及家长和孩子的对话。

彭凯平：

“滨海市”这个中等城市展现的是父母亲缺乏足够的爱，情感匮乏，也就是认知的缺失。所以说一部分原因是父母亲的缺位；第二个是情感的匮乏和认知的混乱；再一部分就是管控、管制。我觉得《要有光》把我们心理学发现孩子们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三大原因都说出来了。

当然这三大原因，是家庭的三大原因。我们还有社会的原因、学校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起码在家庭教育中间，我觉得您刚才讲的三点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的父母亲应该在应该关怀，应该跟孩子们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同时更多的转换自己的认知。你要转换自己的角色。从这个管制者变成陪伴者，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特别重要的原因。

孩子需要看到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彭凯平：

您反复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心理学的概念，叫做认知的重构，就是观念、思想要改。您觉得影响到我们现在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育儿方式以及小朋友的成长，有哪些比较错误的甚至有害的认知、观念、想法，其中比较突出的又有哪些？

梁鸿：

其实这个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学范畴的词，我也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我知道这个认知心理学的大致概念。但实际上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进行纯专业性的使用。

那我想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我在对待我孩子的时候，当我觉得我的孩子是必须考第一名的时候，这是一种对待的方法。当我觉得我的孩子考第二、第三甚至倒数第一名也行的时候，那么我对孩子是另一种方法，我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常具体的使用这个认知。

比如说你会经常听到心理咨询师说你的孩子都快死了，你还问你孩子第二天能不能上学。家长完全迷失到成功学里边了。你的孩子都已经有各种求救的征兆，抑郁、焦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视而不见。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成绩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知必须要改变过来。我的孩子健康是第一位的，我的孩子能够跟这个社会发生良好的互动，跟我发生良好的互动是第一位的。

我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农村的家长会说，你看这是我孩子唯一能够考上大学的一个方式。我把他送到一个超级中学里面，我们县里面或者隔壁县里面最好的中学。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你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你只能选择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如何认知这个东西？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学校出了很多问题，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里面遭受了痛苦。但是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心态。这个事不会出在我身上，抑郁的不会是我的孩子。一方面是过度自信，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独立的生命来看待，我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工具人。

彭凯平：

我常说，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内卷、比拼、竞争这样的观念思想彻底改变。所以您讲的其实特别让我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我们做积极心理学也是看见有问题，所以想找一些方法能帮助这些孩子解决，让我们的家长也知道我们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个健康的、成熟善良的人。

但是我们也牵涉到一个必不可少的问题。大家经常讲，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去拼命，不去刻苦，不去按照这种现有的模式去培养的话，他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给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让他们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前途。

梁鸿：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改变我们的认知。这是不是真的完了？我的孩子没有考上北大清华就完了吗？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叙述，通过大家的阅读来感受到这里边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每一个家长所遭遇的都是我们正在遭遇着的。他的创伤也是我的创伤，他的那种矛盾痛苦以及他的思辨也是我的矛盾、痛苦和思辨。

彭凯平：

像书中提到的“丹县”这样的地方有父母亲缺位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帮他们呢？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甚至都不太没有精力去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说他们愿不愿意，可能他们想帮都没有时间，他在打工，他在奔波。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梁鸿：

其实写“丹县”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个人非常地沉重，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解法。我写了十几年梁庄，现在依然在观察梁庄，在书写梁庄。我知道就中国农村这种状况，像“丹县”也是北方的农村，有很多家长都是依靠出去打工来挣钱的。这必然造成了孩子在家，然后父母在外。

我在书里面写了一个自杀的女孩子。她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在家里面读书。她的父母已经很愿意为她花钱，让她上私立初中，学费比较高。但是这个父母后来又生了个弟弟，弟弟就跟着父母在一起读书，这个姐姐是在老家。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对这个女孩造成心理的创伤。但是我想一个小孩肯定是敏感的：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让我去？为什么我弟弟就可以？那为什么我到了那边，没有我的床，我的弟弟有一个房间？这些都是非常细的一些细节，但是它又反映出来我们的社会观念、社会意识。

实际上她家经济条件还算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依然是孤独的，父母依然是不在身边的。所以我每当看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有什么样的办法？比如如果本地经济好的话，年轻的父母可以不出门打工，那这是最理想的。如果父母因为生计真的必须要出门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带着这个孩子也去生活？

彭凯平：

应该是可以的，有的城市是目前对上学有补贴。关键是我们父母亲的观念。他可能认为，让孩子看见自己受苦受难，可能对孩子有伤害。其实恰恰相反。而且孩子如果确实看见父母拼命地生活、挣扎，看见父母那么艰难还爱自己的孩子，他是会有感知、有感动的，而且他一定是感恩的，这特别容易让这些孩子产生奋斗的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能量。

我们谈了半天，我突然发现你很勇敢，有一种勇敢的力量，为什么呢？一般来讲我们接触社会的底层，讲述心灵的创伤，我们自身还是有些影响的。我们会受到一些感染，因为太具有同理心，太有敏感，太有爱，结果自己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像你这样非常勇敢地走出来的人，有什么秘诀跟我们分享？

梁鸿：

我其实也是受很大影响。它真的是一个你需要巨大的生命能量才能够去完成的内容。对我来说，最大的支撑在于那些孩子们太可爱了。我采访他们，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我就觉得我必须写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你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庞大的场景。就是这股可能比较傻的天真，它会使你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场景，因为你是赤诚的。

而且你会觉得你跟那些孩子们息息相关，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最大限度地坦诚了自己。我觉得这种勇气，他们的勇气和叙说不容辜负。

彭凯平：

我们一开始肯定要面对痛苦，因为这是逃不掉的现实，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是它也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与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书中的雅雅、吴用，还有敏敏这些孩子们，也来自阿叔这位心理咨询师，还来自小关的爸爸等等。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从《要有光》里头不光是能看到痛苦，其实也能看到希望，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力量，行动的力量及其价值。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特别好的书。《要有光》里这个光代表什么呢？代表爱。因为有这个光让我们觉得温暖，有这个光让我们产生力量。这光也代表一种希望，更代表一种方向。所以说有爱、有温暖、有方向、有力量，那我们自己心中就有一盏伟大的光。这个光感染自己，也能够感染别人，最重要的是能够普惠社会。

本文转载自“中信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