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几经辗转 初心未变‖肖林

几经辗转 初心未变

受访者:肖 林

采访整理:陈 序 屠 然

亲历者:肖林

访谈人:陈序、屠然

访谈联络人:徐朝晖

访谈时间:2024年7月5日

访谈地点:成都市肖林家中

亲历者简介:肖林,祖籍湖南湘潭,1929年出生于南京。1937年夏随母亲逃避战火,历经武汉、长沙、湘潭、桂林、贵阳后定居于芷江。1945年分别就读于国立十一中、国立二中(高中),1947年就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半年后转入中文系,1948年6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成为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第一批干部,不久调至二野西南服务团办公室。1949年10月1日离开南京,先后在川南支队政策研究室、川南区党委办公室、重庆西南局政策研究室、西南局党刊编辑室工作。1954年西南局撤销,参加全国统考被清华大学录取。1960年毕业进入四川省规划设计院,1962年进入西南设计院,先后担任技术员、建筑师、技术室党支部书记、技术室副主任、副院长、院长。1989年底离休。

从南京到西南局

1949年10月1日,我离开南京,随川南支队进军西南。四川当时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和重庆市,其中川南区党委原设在自贡市。我们从贵阳途经遵义、毕节、泸州到达自贡。不久,川南区党委迁至泸州。我这时接到调令去重庆,便匆匆告别大家,一人从内江坐公共汽车去往重庆。那时刚解放不久,途中时有土匪,甚至还看得到一些与土匪战斗的痕迹。当时中国有5个中央分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我被分配到西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工作不到一年,我又被调到西南局的党刊编辑室参与编辑《西南工作》,其时编辑室加我才两个人。党刊刊印流程严格,西南局秘书处处长审查后,还需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审定。工作虽然多,但大家工作非常投入也很严谨。

后来,四川省的4个行署区党委合并到一起成立四川省委,一批干部需要调动。我们编辑室增加了一位编辑,还来了一个主任,是老地下党,还是北大的学生,此时加上领导一共4人,仍是很小的单位。不久后5个中央局也要取消,此前邓小平已调往中央工作。

彼时,西南局冗余了很多干部。报上登文号召广大干部向科学进军,鼓励干部入学深造。对我而言,这是我实现人生梦想的好消息。

我的清华建筑梦

其实,此前我在南京上过大学,高中时也曾梦想上建筑系。而当时的清华、中央大学均有建筑系,但极其难考,我第一次高考未能考上,去学了中文。没想到,机缘之下又有这样的机会,我很珍惜。

那年实施全国统考,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清华大学。我办公室的其他两人分别填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结果3人都考上了。

1954年,我们一行人离开重庆北上求学。在清华,建筑系学制6年,其他系5年,但我实际上了6年半才毕业。因为当时提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要学生干一些实际工程,且正逢北京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建设十大工程,四、五年级学生全部参加。时任校长认为我们理论学习不够,所以延长半年。

大四时,我参与了革命历史博物馆项目,设计小组到北京市设计院,从方案到施工图的设计,全由我们学生小组完成,我们后来直接住在了工地。外墙的花岗岩饰面都是由小组同学甘伟林负责订货,他要记下每一块不同规格的尺寸,统计数量,去到石料产地昌黎向采石工一一交代。这些工作琐碎而繁杂,跟我们理论学习不一样,但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得到很实际的锻炼。

其实延长半年学习时间,给有些同学带来了很多困难。因为一些同学需要挣钱养家。我因为是调干,每月有38元助学金,和当时的同学比较起来,已算富有。

几经波折来到西南院

在清华上学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在成都。六年半的求学生涯并不容易。毕业分配时,本来分配我去四川绵阳。清华副校长偶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帮忙协调重新安排我到成都,让我可以与家人团聚。

一开始分配我在四川省规划设计院。当时,规划院主要为军工厂服务。我承接的第一个工作是为一个厂选址,地点在简阳。因为是保密单位,直到后来我才得知,那是空气压缩机厂。我还跟随省建委领导去过绵竹为东方汽轮机厂选址;和某甲方在江油大山里转过,那时应该是九院在选址。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困难,我也身患肝炎。当时规划院可干的事不多,我的工作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于是积极向组织申请去西南院,并在1962年4月成为西南院的一员直至退休。

在西南院我被分在二室,该室主要承担军工等机密工程。我担任建筑工种的第一个工程在泸州蓝田坝,与爆炸物相关。第二个工程是军委总参三部的一个保密工程,我负责建筑设计。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先坐火车到阳平关、再乘公共汽车经汉中抵达城固县。住的小旅馆是木结构两层楼,去现场则是坐军用大卡车。这两个工程后来都建成投产。

我在西南院的时间不算长,很多西南院的元老们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西南院工作。蒋寿时告诉我,他们那时条件很差,没有宿舍,睡在绘图的桌子上,白天就把铺盖卷起来画图。

三线建设锻炼设计力量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因为二室已经承担了保密任务,所以没有参加渡口(今攀枝花市)的工作。第一批去渡口的人员中,很多同事是从三室抽调的,他们一接到命令,背上背包去操场集合后,就坐火车或卡车出发了。当年的渡口“地无三尺平”且全是坡,城市被大山环绕,只有一条金沙江蜿蜒流淌在群山之间,条件非常艰苦。听我的同事说,当时现场用水只能从金沙江用盆端,很累,而且水黄浊不堪,必须加明矾澄清才能用。很多人怕麻烦,一天就用一盆水。当时,他们住的招待所其实就是设计简陋的工棚,很多第一批去现场的同事在这样的条件下住了好几年。

西南院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设计院,也是第一个到达渡口的土建设计院,设计任务很重。我们设计了渡口第一个小水泥厂、第一个百货公司等等,当时因为保密,很多项目都用代号,所以很多工程都记不得名称了。但可以肯定,西南院为渡口提供了第一个招待所、第一处办公地点、 第一袋自产水泥、第一座砖瓦厂,为后续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室在旺苍承担了一个大项目,是人民银行的造币厂(含纸币和镍币),迁自北京和上海,杜全璧负责建筑,张祖武负责结构。因为三线建设工程要“靠山、分散、隐蔽”,给设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造币厂在功能上有很多运输、安全等要求,实际不太适宜太分散。当地群山连绵,一条东河贯穿其间,水质干净、景色宜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却给我们的设计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我们的技术人员,想方设法把造币厂的功能分解:把库房放在一个山沟里,主要的车间转移至另一块地方,职工宿舍不得不占用一些山地里稀缺的农田用地……在建设泵房时,设计组负责给排水的杨廷相沿东河踏勘,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东河右岸选定了泵房地址。那时我是二室党支部书记,带领同志们驻现场,第一次参与泵房踏勘。没想到,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设计组不仅圆满完成任务,泵房还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年,东河泛滥,旺苍被淹,泵房却完好无损,且成为整个县在汛期饮用水的重要来源。现在这个厂区已全部搬至温江。

我还去过一个二室在南溪的现场,也是地处山区。我们要在那做一个框架结构的厂房,钢筋混凝土的杯基,中间插柱子,也就是先做基础,然后平场地,想不到推土机推地面时竟把杯基推歪了。古天纯负责结构,他们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丰富的工程经验及时处理危机。

西南院地处西部,承担的三线建设任务很重,而其中大部分项目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偏远山区。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们的团队不仅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更是在处理山区软硬地基和防止开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设计力量。

三线建设任务的完成离不开人,西南院的发展更是靠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专业技术人才,背井离乡,不畏艰辛,服从大局,承担了无以计数的工程设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虽已离去,但他们是值得自豪的一代人,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的一代人。我记得当时中专毕业生月工资42元,大学毕业生月工资52元,20多年没有变化。这批技术骨干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确实不容易。由于当时商品不丰富,物价也算稳定,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多面手,学会了给家人理发,还为家人裁衣缝衣,杨廷相甚至学会用耳针给同事们治疗。他们毕业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思想单纯,学业基础扎实。人才始终是设计院极其宝贵的财富。当年,我在岗时碰到难题,总是依靠这支队伍,思考的着力点就是“怎么做才能对团队有利、对企业有利、对国家有利”,这是传统,也是祝福。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隶属二野,1949年7月成立于南京,是为解放大西南准备的干部队伍。西南服务团的组成人员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老区和成建制地抽调的干部,约七千人;另一部分是在南京、上海、无锡等地区吸收的教师、职员、工人以及大中院校的学生,约一万人,其中15%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集中学习3个月后,于新中国成立之日向西南进军,1949年12月下旬先后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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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口述者:肖 林

整理者:陈 序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群团工作部副部长)

屠 然(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群团工作部一级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