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勤 吴如嵩：孙武世系考辨

孙武世系考辨

郭克勤1,吴如嵩2

(1.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2.军事科学院,北京)

摘 要：《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唐宋人著述中有关孙武世系的记述基本正确：陈(田)完—田稚孟夷—田湣孟庄—田文子须无—田桓子无宇—孙书(齐景公赐姓)—孙凭—孙武,正确理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孙书的表述是解决孙武世系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孙书被齐景公“赐姓封采”是乐安孙氏的得姓之源。

关键词：孙书；孙武；世系；乐安孙氏；《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孙子热”席卷海内外，使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重放异彩。“孙子热”引发了人们对“孙子世系”问题的深入讨论。原来许多被学者们反复引用的诸多史料，随着孙子世系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进而引发了人们对孙武的里籍、世系问题的怀疑和更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近几年来，苏州市学者陆允昌先生在《孙子研究》上相继发表三篇文章考证孙武的世系问题，提出了孙武就是田开彊的观点[1]，反对唐宋以来学界关于孙武世系问题的传统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客观地讲，学者专家们的讨论和争鸣促进了孙子研究的发展。但由于每位专家学者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提出一些“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些“特别独到的见解”也给繁荣的孙子学研究带来不小的杂音和负面影响。为了回答部分学者对孙武世系问题的质疑，笔者认为，有必要、有义务、有责任对他们提出的“观点”予以梳理、考辨，以便分清是非，辨别真伪，促进孙子研究健康、理性地发展。笔者将从“唐宋人关于孙武世系问题史料的梳理”“春秋时孙书、陈书的存在是研究孙武世系问题的关键所在”“赐姓封采是乐安孙氏的得姓之源”三个方面来考辨孙武的世系源流，回答诸多学者提出的某些疑问。如有不妥，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唐宋人关于孙武世系问题史料的梳理

依据现存史料，唐宋以前关于孙武世系问题的记述十分简略模糊。孙武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当今研究孙子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记述春秋时期人和事的《左传》《国语》等诸多先秦史书却对孙武的世系问题语焉不详。到了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名著《史记》中也不过仅仅告诉我们“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2]1677；孙武佐吴王阖庐“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2]1678。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记述孙武世系的史料逐渐多了起来。经过唐代人的不断努力，孙武世系的研究可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写入当时的官方著述中。到了北宋时期，官修史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以孙武为代表的孙氏世系列出了完整的世系表，使后人明白了以孙武为代表的乐安孙氏的来龙去脉。为了研究的方便和理清孙武世系问题的源流，下面将唐宋人关于孙武世系问题的史料转录如下。

《元和姓纂》的记载：

乐安 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五代孙惠蔚(案：唐世系表，顗四代孙士和，二子：苑、蔚。蔚字伯华，魏秘书监。此“惠”疑衍)，魏光禄大夫。五代孙希庄，唐韩王典签，始居上党涉县。生嘉之，襄邑令，宋州司马致仕。生逖、遹、遘、造。逖，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生宿、绛、成、视。宿，中书舍人、华州刺史，生公器，邕州经略使；绛，检校郎中；成，桂府观察兼中丞；视生替否。遹生会，常州刺史。遘，右补阙、河内司马，生公辅，诚大理评事(案：唐世系表，遘四子：长公彦，次客卿，次公辅，次起，与此不合)。[3]

《元和姓纂》是唐代谱牒姓氏学的专著,原本十卷，今有十卷本、十八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成书。

作者林宝，济南人，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司马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十八卷，此为《四库》辑本。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

孙氏……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4]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记录帝室王族之外谱系巨表，共收入唐代宰相369人凡98姓的世系，记录唐代人物数万名。它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学和社会诸方面，以及姓氏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今姓氏书辨正》的记载:

妫 出自虞舜，生于妫汭，以水为姓。周武王时，有虞遏夫者，为陶正，能利器用，王赖之。以其先圣之后，封其子满为陈侯，复赐姓妫，以奉虞帝之祀，是为胡公。胡公裔孙陈威公鲍，生太子免。鲍弟曰厉公跃、庄公林、宣公杵臼。杵臼生穆公款，款生共公朔，朔生灵公平国，平国生成公午，午生哀公弱及公子过、公子招。弱生悼太子偃师及公子留、公子胜。偃师胜惠公吴，吴生怀公柳，柳生闵公越。又有五父陀太子御寇、公子完、公子黄，皆见于春秋。完奔齐，为工正，食采于田，谓之陈恭(敬)仲。其卜得繇辞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果以为姓，奔齐后为田氏。五世而陈无宇，为齐卿。八世而陈常，得齐政。常孙田和，取齐而代之。

陈 《元和姓纂》曰：出自妫姓，虞帝之后。夏禹封舜子商均于虞城。三十二世孙遏父，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封之宛邱，为陈侯，以奉舜后，是为胡公满。九世孙厉公他，生公子完，字敬仲，奔齐为工正，以国为氏。五世孙陈桓子，字无宇。孙成子陈常，又以所食邑为田氏，今详《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奔齐。其后有桓子无宇，生文子须无、武子疆、僖子乞。乞子占书，其诸孙曰成子常；及瓘，字子玉，逆字子行。又陈庄陈豹，《礼记·擅弓》有常孙庄子，名陈伯子车。子车之弟子亢陈乾，昔及其子尊己。《论语》有陈子禽。至太公和，遂篡齐国，为田齐。和孙称王。十五世孙齐王建，为秦所灭。

孙 ……又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5]

《古今姓氏书辨证》是一部考辨姓氏源流的书。作者是南宋学者邓名世、邓椿。该书以《左传》《国语》所见姓氏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尤以《元和姓纂》抉摘最详。它的记载是考证孙武世系及故里问题的重要史料。

综合分析上述资料可知，《元和姓纂》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古今姓氏书辨证》的材料可知，《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书在编撰时，参阅和引用了《元和姓纂》的史料，但也利用了当时不属于《元和姓纂》的其他资料。如《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关于陈姓姓源记载是：“出自妫姓，虞帝之后。夏禹封舜子商均于虞城。三十二世孙遏父，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封之宛邱，为陈侯，以奉舜后，是为胡公满。”它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夏禹封舜子商均于虞城。三十二世孙遏父，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生满，封之于陈，赐姓妫，以奉舜祀，是为胡公”不一致，可资证明这一点。不同时期、来源不同的史料在孙武世系、故里问题上有着大体相同的记述，可以判定关于孙武世系及故里乐安的记载是可靠的。

唐宋人这些关于孙武世系、故里问题的史料虽然存在着一些令人怀疑和矛盾的地方，但它们的记述总体上来看是可信的，是后人研究孙武世系和故里问题的基础性史料。“《左传》中虽记述了孙书的一些活动，但有关他伐莒有功而得孙氏，并为孙武之祖的记述，并不出自《左传》。这一说法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文献根据是《新唐书》。”[6]60离开了唐宋人留下的这些史料，我们既无法将陈完与孙武相联系，也更无法将陈氏与乐安孙氏相联系，孙子世系问题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是田开彊的年龄事迹和孙武再一致，也无法将二人联系起来，因为离开了唐宋人的研究成果，陈氏就是陈氏、田氏就是田氏，无法把陈(田)氏变为乐安孙氏。

二、春秋时陈书、孙书的存在是研究孙武世系问题的关键所在

研究孙子世系问题的学者们，一般都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孙武世系的表述作为其立论的基础，虽然他们的表述中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亦就是有的学者所说“这段材料本身是大有问题的”[7]。

为了研究的方便，先把这段历史上第一次把“田氏”和“孙氏”(孙武)联系起来的基础性史料转录如下，虽然它“本身是大有问题的”。

孙氏……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这段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两个问题：其一，春秋时齐国的田完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远祖；其二，孙武之所以姓孙是因为其祖父田书 “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封采”而成为孙氏。因为孙书的“采地”在乐安，故孙武这个家族又称为“乐安孙氏”。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又基本上转录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这段记述。

又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应该说《古今姓氏书辨证》的作者在转录《新唐书》的这段记述时，其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因此，这段记述是可信的。”[6]58-59

上述这段记述，既为学界所采纳，也为孙氏宗谱的修谱者所认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孙星衍说：“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又泰山新出‘孙夫人碑’，亦云‘与齐同姓’，史迁未及深考。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8]当然，并不是说考证孙武世系的问题已全部解决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段材料也越来越表现出“材料本身的大有问题的”。

春秋集解 （宋）呂本中

依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孙书的名字首见于《左传·昭公十九年》：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杜注：莒不事齐故。莒子奔纪鄣。杜注：纪鄣，莒邑也。使孙书伐之。杜注：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夫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杜注：寡妇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也缒而登。杜注：缘绳登城。登者十六人，缒绝。师鼓譟，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8]1403

通过西晋杜预的注，可以知道孙书是陈无宇的儿子,由此将孙书与将由陈国奔齐的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人建立了联系。也由此知道孙书原名陈书。至于陈无宇之子陈书，为什么姓孙，杜预没有说，但杜预的注，与前面孙星衍所引“孙夫人碑”之“与齐同姓”(田齐)相一致。说明杜预的说法在西晋时期是普遍性的认识，无须解释。

陈书之名，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赢。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应为：陈成子常，下详)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杜注：书，子占也。欲获万事之功。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历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9]1661-1663

如果把上述两段文字联系起来看，“材料本身是大有问题的”的判断是正确的。为此陆允昌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

孙武家世研究，让人纠结、难辨的症结何在？笔者以为：问题出在‘孙书’与‘陈书’二人混为一人上。

参加“伐莒”的孙书与参加“艾陵之战”当了俘虏的陈书，究属一人，还是两人？先秦至两汉，无人做过判断。直至西晋，学者杜预作《春秋左传经传集解》始有注。杜预在“孙书”下注曰：“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在“陈书”下注曰：“书，子占也。”显然，杜预把《左传》中出现的“孙书”和“陈书”视为一人。

理由是：孙书参加“伐莒”与陈书参加“艾陵之战”，时隔整整三十九年。假设孙书伐莒时的年龄约50岁左右(注：此一年龄尚不能满足孙武于公元前512年见吴王阖闾之要求。)，那么参加艾陵之战时，孙书的年龄已接近八十岁，如此老翁还能驰骋战场吗？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先生早先就曾指出：“就算孙书和陈书是一个人，那也说不过去，如前所说，自齐奔吴的《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子，其时在公元前512年，与孙书伐莒几乎同时，他怎么可能是孙书之孙呢？”田先生又称：“杜预的‘注’靠不住。说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云云，能靠得住吗？”[10]

陆允昌先生在这段论述中提出的“伐莒”的孙书与“艾陵之战”被俘的陈书是两个人是对的。但由此来否定唐宋人确定的孙武世系，提出“孙书非陈书，也非孙武之祖”就有点走得太远了，甚至错了。

关于“伐莒”时的孙书与“艾陵之战”时的陈书是两个人问题，吴如嵩、霍印章早就说过：“不论《左传》，杜注或《唐表》，都没有说过孙书和陈书为一人，杜注只是讲他们都是陈无宇之子。由于先出世者早已被赐姓为孙氏，所以后出世者才有可能与先出世者重名，而两个人的姓氏则已完全不同了。”[11]

吴名岗在他的《孙武生平考论》一书中说：“事实上孙书和陈书是两个人，陈书不是孙书。后人把孙书和陈书误认为是一个人，完全是个人误读所致。《左传》的记载本身能表明孙书、陈书不是一人，杜预的注也没有说孙书和陈书是一人。”[12]79-80

杜预注说“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说得很明白，孙书是陈无宇之子，字子占。但是在注陈书时既没说陈书是陈无宇之子，也没说陈书是孙书，只说“书，子占也”。这怎么能说陈书和孙书是一人呢？[12]80

人们之所以把“伐莒”时的孙书与“艾陵之战”时的陈书混为一人，其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孙书是陈无宇之子，原来就叫陈书，他改称孙书是齐景公“赐姓封采”以后的名字；其二是由于年代的久远，人们对于古代人的命名习惯已经十分生疏造成的。

关于古代人命名习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平心先生说：“《君奭》与《竹书纪年》把伊尹和伊陟派做父子，说自可通，因为古有父子祖孙同名之例(章太炎、刘盼遂都有此说)，同名实即同姓。罗斯福的儿子可称罗斯福，拿破仑的侄子可称拿破仑第三，我国古代命名之法也大略相同。”[13]19

关于古代父子祖孙同名的问题，我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刘盼遂先生就论述得更明白了：

虞仲之后亦名虞仲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武王封周章于吴。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索隐”引《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引《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吴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名也。盼遂谨按虞仲为吴仲雍之曾孙，慕述先芬。故仰同嘉号。虞吴古同字，不若小司马之说也。

吴王诸樊之孙从孙亦名诸樊也。左氏昭公二十三年传，吴太子诸樊入郧。杜注：诸樊吴王僚之太子。按诸樊者，吴王遏之号，吴王僚之伯父也。而僚之子亦名诸樊。是从祖孙同名，且又上僭前王矣，而不为嫌者。时周虽崇避讳重谥之风，而吴自依其旧俗，故不同礼矣。陆德明、孔仲远、顾宁人不达是故，而周折求解，遂鼠入牛角矣。[14]

由此可知，既然陈无宇有多个儿子，那么原来叫陈书的那位孙武之祖，因为“景公赐姓封采”已经改名为孙书了，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位比孙书小的儿子或孙子再叫陈书呢？这完全可以，也是靠得住的。

至此，依据《左传》《史记》以及唐宋人留下的史料和推论，可以列出比较合理的孙武世系表：

陈(田)完—田稚孟夷—田湣孟庄—田文子须无—田桓子无宇—孙书(齐景公赐姓)—孙凭—孙武。

三、“赐姓封采”是乐安孙氏的得姓之源

研究孙武的世系，离不开唐宋人留下相关史料。孙武之所以姓“孙”，是因为孙武的祖父孙书 “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也就是说，要想明白乐安孙氏的来源，就必须理清孙武的祖父孙书的若干问题。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然第一次把《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与陈完的后裔陈书联系起来，并明确了得姓原因是“景公赐姓”。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段史料是有问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关于孙子故里和孙武世系问题的学术争论了。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讲：“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也就是说，孙武的祖父孙书是田桓子无宇的儿子，田桓子无宇有两个儿子。其实，这段史料是有严重错误的，发生错误地原因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编撰者或唐宋时期的孙氏后裔在编撰族谱时，错误地依据《左传》中的记述“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杜注：书，子占也。欲获万事之功”造成的。恰好编撰者发现了这段话是有错误的，为了解决《左传》中的错误记述造成的矛盾，于是造成了新的错误：“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

关于“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杜注：书，子占也。欲获万事之功”这段话的错误原因，吴名岗指出：“哀公十年，陈僖子已死，《左传·哀公十一年》的陈僖子不是陈僖子而是陈成子，陈书是成子之弟陈乞之子。”[12]

是《左传》把陈成子错成了陈僖子。这“成”与“僖”一字之差，错于何时，不得而知，或许司马迁见到的《左传》本无其错，是后世辗转传抄中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了田乞的死年是齐悼公四年，为我们发现这一差错提供了证据。从而断定参加艾陵之战的陈书不是陈僖子之弟，也不是陈无宇之子。[12]

唐宋人在编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或族谱时，发现了《左传·哀公十一年》陈成子常误为陈僖子乞的错误，修正为“陈成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因为看到了“□□□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就想当然地把陈书当作了孙书，而在唐宋人那里变成了“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

其他著述中也有相关类似的记述，可以证明上述考辨结论。“田齐妫姓侯爵，陈历公佗之子敬仲完奔齐，以陈字为田氏。敬仲生夷梦思；思生闽孟克；克生文子须无；须无生桓子无宇；无宇生武子开及僖子乞；乞产成子常……”[15]50

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在他的《春秋左传注》也说：“陈武子，陈无宇子，名开，字子彊。无宇生三子，长曰开，次曰乞，即僖子(《史记》例作釐子)季曰书，见十九年传及哀公十一年传。书为孙氏，孙武其后也。”[9]1473

通过上述考辨，可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这段话的正确描述应该是“无宇二子，开、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

至此，关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无宇二子，开、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已经理顺了。这样，本文关于孙武世系考辨问题的任务，就剩下“景公赐姓孙氏”的原因，或者说齐景公为什么赐姓孙书为“孙氏”这个问题了。

研究孙书被“赐姓封采”的原因，必须从当时的宗法制度入手。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西周时期，由它构成了封建贵族的等级阶梯，成为封建领主制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为普天下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神权与族权。……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家族内，则为族长，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帅其家族。相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与政权合一，“尊祖故敬宗”,尊祖敬宗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制度依据以周王为轴心的各级宗子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封建领主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这些等级区别，形成封建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各种名分。[16]333-334

隐公八年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士，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桓二年传：“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此封建制，亦即宗法制也。天子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封为大夫；大夫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子为士。士为小宗，以大夫为大宗。大夫亦为小宗，以诸侯为大宗。诸侯亦为小宗，以天子为大宗。故封建系统即宗法系统，宗法为“封建”之本也。[17]309

根据上述可知,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与政治制度是合二为一的。当时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这时的“嫡长子”继承的不仅是政治权利也包括宗族权力——族权。所有的权力都被“嫡长子”获得了，那“非嫡长子”怎么办？王国维说：“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于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18]从权力纵的传授，属于继统法；权力之横的扩张，属于宗法制。

天子死，其嫡长子复继承其权力，而为次代的天子。次代的天子死，其自己的嫡长子复继承其权力，而为再次代的天子。如此一代两代三代……永远传下去。这是一事。天子的嫡次子若被封为诸侯，则此诸侯死了的时候，其嫡长子亦复继承其权力而为次代的诸侯。自此以后，也是一代两代三代……永远传下去。这又是一事。诸侯的嫡次子若被封为大夫，则另戴一称呼，曰“别子”，大概是取义于“分别而出”。别子死了，变成了祖(这叫别子为祖)，其嫡长子继承其权力，而成为次代的大夫，称曰“大宗”。大宗死了，其自己的嫡长子又继承其权力，而为再次代的大夫，仍称大宗。自此以下，据说“百世不迁”。意即百世以后，大宗所尊的始祖，仍是原来那一个，而没有迁移。这是第三事。别子的嫡次子若被封为士，死了的时候，被其嫡长子成为“祢”。嫡长子自己，则继承其权力而为次代的士，称曰“小宗”。所谓“继祢者为小宗”是也。小宗死了其自己的嫡长子继承其权力而为再次代的小宗。自此以下，据说“五世则迁”。意即小宗到了五代的时候，其所尊之祖(即高祖上一代之祖)，必迁至远祖所在的祧庙里去。[19]73-74

虽然古礼家在理论上限定“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别子”必须是诸侯之子，也就是诸侯之子才能自立一系，然后区分大小宗。但实际上宗族中人口繁衍，同出一祖的子子孙孙不可能永久聚居一处，过若干代必然有迁居他处的。那么，始迁他处的即使并不具备诸侯之子的身份，只是某一支小宗，由于脱离了原先正嫡大宗的统帅，往往也能自成一系，后世奉之为祖，于是重又在本系之中开始大宗、小宗的区分。当然，这一系在名义上与故国旧家的正嫡大宗仍会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所谓大宗、小宗有时又是相对的。对原先的正嫡大宗而言，它是小宗，但分出自立一系之后，对本系的旁支来讲，他又是“继别为宗”的大宗了。不过，这个始迁他处被后世尊为始祖的“别子”，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卿大夫有封邑采地，士有禄田，从这个意义上讲“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荀子·礼论》)，为宗庙主的必然是卿大夫或士。因此，西周春秋时严密的宗法制度主要实行于统治阶级内部。但其“子继父、嫡统庶、兄先弟、尊临卑”的原则无疑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从本质上看，正是基于《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说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诅祢也”的宗法制度，齐景公之所以赐给孙书姓氏，封给他采邑的原因是因为孙书是陈无宇的嫡次子，他无权继承陈无宇的一切权力。可是，他是齐国的大夫，是大夫就要有采邑安置自己的子孙，建自己祖庙祭祀自己的祖先。又因为，孙书是陈无宇的嫡次子，不是齐景公的嫡次子，不能无缘无故地封给他“采邑”，赐给他“姓氏”。这时只有因为“伐莒有功”来封采邑、赐姓氏了。因为孙书是“嫡次子”即别子，他当然就是妫姓孙氏的百世不迁之祖了。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当时的宗法制度。这也说明了吕夏卿在编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依据的谱牒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没有一定的传世材料“编”是编不出来的。

至于有关孙书“伐莒”的时间，吴如嵩、霍印章在《正确对待孙子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评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一文中早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有趣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还为研究孙书的“赐姓封采”问题留下了一个旁证性的材料：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

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孙武有三个儿子：驰、明、敌。偏偏又是孙武的嫡次子孙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为富春人。这就以史料的形式告诉我们“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是孙书能够得到齐景公“赐姓封采”，得以成为妫姓孙氏之祖的原因，也正是由于此原因，孙明才“食采于富春”而为“富春人”。

综合上述考辨，笔者认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关孙武世系的记述是基本可靠的，虽然它是有瑕疵的；通过否定孙书是孙武之祖，来否定孙武世系和孙武故里“乐安说”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唐宋人有关孙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的记述是正确无疑的，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在没有新的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关于孙武世系的表述是基本正确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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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9-16

第一作者简介：郭克勤(1963-)，男，山东惠民人，高级讲师，主要从事孙子哲学思想研究。

滨州学院学报 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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