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最昏庸的明朝皇帝，为何并非等闲之辈

不少史家总觉得天启皇帝年纪小，什么事都不懂。比如孟森就认为 “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 ，顾诚解读为“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于是大权旁落，宦官把持朝政” 。

谢国桢也有类似认识：“熹宗是一个无知识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只知道游戏，哪能管理得朝政。” 历史主流的观点大多如此，仿佛天启朝阉党横行是因为皇帝昏庸、蒙昧、不管事导致的。这是因为，多数史家只把天启皇帝当成一个工具人，而忽略了他的年龄与性格。天启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

天启朝初年，所谓中正盈朝，东林党霸占朝中要津，通过红丸案、移宫案不断“出卖”他人，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掌控全局的程度。此时，天启孤身一人，只能全凭身边一众顾命大臣说了算。谁知道被李娘娘拿来吓唬过万历的“尹（伊）霍（光）”之事会不会发生呢？

整个天启朝，皇帝就是那个打破文官系统铁板一块的“警察”。天启就如他的爷爷万历挣脱张居正的控制一样，等翅膀硬了，终究是要挣脱大人的控制的。从万历日后对待张居正及其党羽的手段来看，那种来自年轻人的恨与报复，天启与之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呢？

移宫案里，杨涟等移宫主力自以为拥立大功，但天启可不这么看。日后在铲除了东林党之后，他发出的旨意与杨涟等人想的正好相反：“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凶恶小人，目无法纪，素与内侍王安互相交结，妄希定策，首倡移宫，夤缘作弊，符同奏启，威逼康妃，亏朕孝德。”

在判斩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扬的圣旨中，天启再说：“不意惠世扬者身居谏职，敢作奸邪，创垂帘之名，陷康妃、皇妹而不顾，附王安之党，即表衣小帽而不惭。是时明欺朕之幼冲，欲张己之凶焰。” 这里有一句“明欺朕之幼冲”，也是表达了当时他并无权柄，一切被人操纵之意。

如果留意天启朝疏旨往来，会发现天启皇帝在无数的回复中都说到一个意思：朕虽冲龄。如以下一系列上谕：

朕欲出一严旨切责依庇内臣执奏，以朕在冲龄，外廷疑为中旨，喧嚷不休。

朕冲龄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职，而因循若此，岂朕委任责成之意？

朕嗣登大宝，虽在冲龄，未闻有翰林协赞阁臣者，不得开此款端。

自朕冲龄践祚，值东林邪党盈朝，或陷朕之孝德不光，或弃祖宗封疆不顾。

天启旨意里的情绪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他认为大臣们就是欺负他年纪小，所以当他说的话是耳旁风，对他视而不见，甚至坏了规矩。但偏偏一众大臣一到规劝皇帝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皇上还小，如此这般……

试想一下，哪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可以忍受被身边人如此看轻、戏弄？而且天启正处于年轻人“你说东我偏向西”的叛逆期，又有多大的肚量忍受中正之士们的喋喋不休？

而且，魏忠贤、奶妈客氏都是这个从小缺乏母爱、成长过程中由于父亲不受重视而受尽白眼和屈辱的小皇帝最信任的人，那些大臣动不动就斥责他的私生活，说他身边最信任的人的坏话，他听到耳朵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里就说，传闻魏忠贤与客氏合伙阻止皇帝生儿子。

所谓疏不间亲，指责魏忠贤也就罢了，那从小将他抱在怀里、以奶水喂之、一路抚养他长大的客氏，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攀扯上她能有什么好下场呢？由此种种，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结局，就一点不令人意外了。

再看天启对熊廷弼的恩宠。所谓爱之深，恨之切，熊廷弼出任经略时，天启对他的期待太高了，待遇也给得太好了，一旦现实与期待形成巨大落差，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封疆失陷后，朝廷的处理是让熊廷弼戴罪出关。有人或许会说，天启不也同意他戴罪出关吗？实则不然，让熊廷弼戴罪出关主要是叶向高等阁辅的意思。前面说过叶向高的理由：现在没人顶上经略辽东，等顶替的人到了再抓熊廷弼。

对于让熊廷弼戴罪立功，天启的态度是很勉强的。注意天启回复王在晋时的原话：“这经、抚、道、将各官都该拿问正法。尔部既这等说，便马上差人传与他，每责令出关防守收复，姑准赎罪，国法已宽，如再违玩，决不轻贷。” 可以看出天启恨不得把所有辽东文武都斩了，这种气话阁辅大臣是说不出的。

天启下旨抓王化贞、劾熊廷弼，这是皇帝和内阁妥协的结果。在逮捕王化贞的次日，叶向高还在票拟中要留用熊廷弼，天启在回话中奚落：“熊廷弼走得快，果胜。” 这难道还不能令人感到天启对熊廷弼的憎恨和厌恶吗？

内阁是保熊廷弼的主力，早年天启还要给阁辅一些面子，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妥协。孙承宗在催办封疆的时候，特地说希望天启“乾纲独断”，就是暗示有人阻挠，皇帝的意志没有得到贯彻。另外叶向高也说皇帝斥责过他袒护熊、王二人。

间接表现出天启态度的是他对保熊廷弼一系官员的处理。他先对围魏救赵的江秉谦、刘弘化罚俸，接着又迅速拿下王纪，然后把申救王纪的满朝荐、文震孟、郑鄤、傅櫆、周宗建等人罢官的罢官，降职的降职，扣工资的扣工资。

天启这一圈操作下来，相当于将保熊廷弼一派的羽翼剪了，就只剩下阁辅能起点作用，但他们能做的不过是每年想尽各种办法拖过秋后处斩罢了。

天启对叶向高的拖延也是有察觉的。天启三年（1623年），叶向高以皇帝首次祭天为由求赦免，天启一开始不同意，被叶向高三请才勉强答应。天启四年（1624年）则是给老师孙承宗面子。

给面子不代表可以赦免。当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门克新上疏请立诛熊廷弼时，忍了几年的天启终于独断了一次，他看到阁臣票拟还在含糊其词，就打回改票，明确说要杀熊廷弼。

再到熊廷弼被告贿赂之后，提起新仇旧恨，天启更是雷霆震怒：“又熊廷弼丧辽辱国一案，便寸斩尚有余辜！而杨涟等各纳其重贿，巧求出脱。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即五刑不足以伸其法，九死不足以尽其愆。” “寸斩尚有余辜！”品品这话，感觉到了天启恨得牙根痒痒的情绪吗？

所以，从头到尾，天启杀熊廷弼的心一天都没有放下过。熊廷弼死不死、什么时候死，只与君臣之间处理朝政的技术手段有关，与台面上的党争无关。

这个案子亦反映出天启对朝政的把持。他非但没有不管不问，而是一以贯之，朝政一直都在掌握之中。

以上内容节选自唐元鹏：《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