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解码晚清民初：现代小说概念的蜕变轨迹与文化逻辑

小说在现代是一个对应于散文体虚构叙事的文体概念。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文体形构与现代小说概念的形成”（18BZW166）通过深度发掘原始文献，颠覆固有认知，系统勾勒出晚清民初（1872—1922）现代“小说”概念在中国形成的精密图谱，揭示了其背后的文类升降、文体协商与文化转型。

原文 ：《重绘现代小说概念生成地图》

作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 张丽华

图片 |网络

晚清学者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为“小说”专设一门，收录千余种日本各体小说，并高呼小说“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梁启超随之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引用此论，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然而，细察康有为所列书目，既有政治小说《雪中梅》，又有《通俗三国志》等传统作品，其“小说”概念实则包罗万象，仍将小说视为通俗教育的工具。这一矛盾现象揭示了现代“小说”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命题：从传统书籍分类中的“小说家”（“子部”末流）到现代文体意义上的散文体虚构叙事，其间经历了怎样复杂的蜕变？

从小说史到小说概念史

“小说”在古代是目录学家和藏书家据以分类的一个书籍类目，并不是文体上的概念。小说作为一个对应于散文体虚构叙事（fiction）的现代概念，其雏形大约出现在1872年《申报》创刊后不久刊出的《申报馆书目》中，到1922年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基本定型。这一现代小说概念的形成，伴随着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急遽变迁。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以现代小说观念写就的小说通史，同时也奠定了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在确立经典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现代小说概念本身形成的历史过程。《史略》所论述的“小说”对象，如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章回小说，成为后世小说史讨论的主流（中间又被分为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两个系统）；而传统目录学家归入“小说类”的其他子目，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则因不符合（现代）小说观念，基本被摈除在外。“小说”在传统书籍部类概念与现代文体概念之间的抵牾，是20世纪以降的小说史难以避免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不少研究者。有鉴于此，我们将研究视线从小说史转向小说的概念史，希望通过探讨“小说”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的概念变迁，即如何从作为书籍部类的子部末流蜕变为指称虚构散文叙事的现代文体，全面而深入地展现近代文学与社会的结构转型。

讨论“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概念的形成，研究者往往从词语入手，追踪西方术语“novel”如何通过跨文化的翻译而与中文词汇“小说”建立对等关系。然而，词语的对等并不等同于概念的确立。作为一种现代文类的“小说”的形成，绝非将“novel”或“fiction”一词译作“小说”这么简单，而是牵涉一系列包括出版、教育、翻译和创作等在内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我们在概念史研究方法上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语义学，其考察重心从辨析“小说”一词的“词义”，转向探究时人对它的实际“用法”。这意味着，研究焦点不再是词语翻译和术语考辨，而是深入考察与小说概念演变密切相关的“文类升降”与“文体形构”的历史过程。

“章回小说”与“传奇”的文体建构

今天，我们视为古代小说文体的诸多概念，如“志怪小说”“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等，其实是现代小说概念建立之后对传统的发明。透过这些传统之发明，我们可以细察时人对于“小说”的理解和用法及其变迁，从而呈现现代小说观念兴起的轨迹。

“章回小说”的现代发明。“章回小说” 并非古已有之的文类概念，而是19世纪中西观念和文化碰撞的产物。1877年，《申报馆书目》首次设立“章回小说类”，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部作品与“新奇说部类”的文言笔记明确区分。这一分类背后是英国商人美查引入的欧洲小说观念，其直接动因则是《儒林外史》的商业成功。1895年，当傅兰雅征集抨击时弊的“时新小说”（英文称“moral story”）时，评委会在《出案》中要求作品“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标志着章回体从出版分类标签发展为具有形式规定性的创作范式。而黄人1905年的《中国文学史》将明人章回小说分为历史、家庭、军事等七类，首次在写实主义框架中重构传统。到了20世纪20年代，胡适则将章回小说与“白话文学”绑定，建构起“文言/白话” 的二元文学史叙事，完成了对传统文类的现代性改造。

“传奇”的谱系建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唐传奇溯源至六朝志怪，提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是以西方“fiction”为坐标，将“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塑造为中国小说自觉的起点。陈寅恪则另辟蹊径，从古文运动与科举行卷制度切入，提出唐传奇“文备众体”，与韩愈的古文共享“史才、诗笔、议论”。这种将“小说”视为摹写现实的混合文体的观点，从根本上跳脱了在中西“小说”文类之间进行简单比附（格义）的长期困扰，也提示了走出鲁迅小说史范式的新思路。

翻译场域中的文体协商

翻译不仅是沟通的桥梁，还是呈现差异性的场所。中国传统小说叙事通常采取“出场而不介入”的演义修辞，人物的内心世界必须通过叙事人的“转述”才能得以呈现；而西方小说则侧重从个人到个人的沟通，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精妙细致的心理写实方法。聚焦翻译中这一西方小说的心理写实笔法如何在中国译者笔下产生形变与融合，是观察现代小说概念之形成的一个绝妙视角。

我们选取了典型个案，对翻译中的文体协商进行文本细读。如吴梼1906年译《灯台卒》（原作为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将原著平铺直叙的心理描写转化为夸张的说书人修辞；周瘦鹃1917年译《难夫难妇》（原作为哀禾的《先驱者》），用叙事人的公开评论使得第一人称叙事获得全知视野。这种翻译策略揭示出深层的文化差异：“演义”文体的背后，是一种“根本经典、以己意饰增”的解释传统。译者如同说书人，拥有对原作的转述权，其拟想读者是缺乏个体差异的公众集体。这与西方小说通过印刷媒介建立的“个人对个人”的交流模式形成本质差异。

传统小说的演义修辞对西方心理写实的改造，既体现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变形，又构成了新文体创造的契机。刘半农1914年译演的《默然》（原作为安德烈耶夫的《沉默》），将原作中象征孤独的“默”具象化为“红白交辉”的野花与“引颈高鸣”的杜鹃，这种归化翻译在鲁迅《药》（1919）中被创造性转化为“红白的花”与“乌鸦”的意象。与徐志摩译曼斯菲尔德《一个理想的家庭》（1923）时对“自由间接引语”（一种融合叙述者与人物视角的叙事技巧）的处理困境不同，鲁迅在《幸福的家庭》（1924）中以“叙述”与“独白”并置的叙事形式，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文体的功能。鲁迅的创作实践将翻译中的讹误与变形转化成一种新文体的创造。

全球视野下中国小说的独特性

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将现代西方小说最重要的文类属性界定为“形式写实主义”。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中大胆揣测，小说在根本上是外来形式与本土材料妥协的结果，伊恩·瓦特所界定的18世纪英国小说（novel），并非规则，而是例外。我们对鲁迅小说的解析，恰恰印证了莫莱蒂的猜想，并揭示了其中的独特路径。

通过将鲁迅小说置于世界文学中解读，我们发现，鲁迅小说在“写实”的面纱之下，实蕴含着“思想（小说）”“抒情（小说）”和“寓言（小说）”的不同向度。如《狂人日记》兼容历史与寓言，《药》融合写实与象征，《高老夫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儒林外史》两种“时空体”杂糅并置。这意味着，现代中国小说绝非西方“novel”或“short story”的简单移植，而是在写实与象征、叙事与抒情、历史与寓言之间建立起的混合结构。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奠基者的意义，恰在于他未亦步亦趋模仿西方，而是创造性地转化了古今中西多样的文学资源。

对“小说”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剖析，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提供了关键密钥：唯有穿透“小说”概念的重重雾障，才能在现代文体的纠缠与裂变中，听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调共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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