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外交官背后的悲剧时代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雷颐（历史学家）

1860年4月， 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

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 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这8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这8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了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50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初，闲居8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它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其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念却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郭嵩焘的悲剧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