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护送伟人后代赴苏，解放后却销声匿迹，毛主席：真是个怪人

“1961年2月，北京西郊疗养院，陈赓推门就问：‘老董，还记得当年你骂我是不懂《圣经》的暴脾气吗？’”六十岁的董健吾抬头，只是笑了一下，把热毛巾搭在陈赓肩上继续推拿。没人想到，这位替大将松筋活络的“民间医生”，三十年前曾在上海倾尽家财保护烈士遗孤，其中就有毛主席的两个儿子。

陈赓来之前，北京方面已找了他半年。周恩来得到线索后说了一句话：“当年敢把孩子往苏联送的牧师，失联十多年，不能再让他默默无闻。”于是才有了这次“寻人”。在疗养院的小屋里，陈赓与董健吾一边闲谈，一边把过去一页页翻开。

顺着陈赓的追问，董健吾回忆起1919年的自己。那年他刚从圣约翰大学神学系毕业，穿着布鞋、揣着圣经，站在南京路口与学生们一起焚烧日货。五卅惨案后，他扯下美国国旗、升起青天白日旗，被校方当场革职。消息传到冯玉祥耳朵里，这位“基督军人”抱着猎枪亲自来上海，“牧师，你干脆到军里来，到前线再谈救世。”董健吾一听，立刻随军北上，先教冯玉祥夫人学英语，后管机要。冯玉祥夸他：“你不像牧师，更像火药桶。”

1927年“四一二”后，南京对白俄与冯部两面下注，地下党急需新的联络点。董健吾正好“游离身份”，浦化人抓紧时间做他的工作。董健吾一句“我要是共产党员就好了”，浦化人才松口把身份挑明。1928年春，他在太原秘密宣誓入党，从此开始了多年“信主又信马列”的双重生活。

最让董健吾自豪的，是1930年那所大同幼稚园。房子租在戈登路拐角，两幢石库门，一层教室二层宿舍。经费拮据，他卖掉松江老宅二十多亩田地，换来三千银元，硬是撑起了这块遮风之地。首批孩子里，8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3岁的毛岸龙格外惹人怜。董健吾给他们改了教名，岸英叫“安德烈”，岸青叫“尤里”，岸龙叫“约瑟”。保育员至今记得，夜里巡房，他会一个一个摸孩子额头，怕他们受凉。

白色恐怖来得比料想更快。1931年春，特务突袭幼稚园，岸龙惊吓后高烧不退，凌晨三点咽气。董健吾下定决心撤离。烈士子女能走的走，实在无处安顿的，只能带回自家。丈母娘对两个孩子颇为排斥，浦化人担心节外生枝，劝董健吾找安全屋。辗转之下，孩子们被送到前妻黄慧英处。生活每况愈下，黄慧英脾气渐坏，终于导致兄弟俩离家出走。直到1936年夏，他们瘦得皮包骨，人已在黄浦滩边的破庙里。

同年秋，冯雪峰带话：莫斯科愿接收少共干部子弟。董健吾托张学良办手续，写了三张旅行证，把岸英、岸青与自己侄孙董寿琪连夜送往北平，转哈尔滨，再过苏联边境。列车启动时，岸英趴在车窗问：“董伯伯，你还信上帝吗？”董健吾愣了一下，只回一句：“信真理，路就一直在。”多年后，岸青在莫斯科精神疗养院给董寿琪写信，说起那晚风雪中的火车灯光，“像福音，也像曙光”。

护送完孩子，董健吾又领到一项“高难度任务”——把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往延安。行前宋庆龄笑说：“你这个牧师，跑得比传教士还快。”半月后，董健吾戴墨镜、穿长衫，带着斯诺化名“史耐德”，一路从津门到保安。毛泽东开会耽搁，见面时晚了整整两天，却对这位上海牧师的胆识赞不绝口。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转入高潮，董健吾潜伏在北平，负责西安事变后期国共谈判的暗线。1949年春，他原本递过一封求职信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却因潘案发作而石沉大海。随后，他索性隐去过往，回上海学推拿，日收两三病号，用微薄收入养活家人。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干过那么多枪林弹雨，如今手上只剩一股劲，能揉掉病痛，也算救人。”

毛主席1959年在武汉闲谈时提起此人，仍以“怪牧师”相称。“怪”在何处？他把信仰当工具，却从未违背良知；他把名利看得极淡，却又主动站在最危险的岗位。1960年斯诺来华采访，追问当年护送自己的“王牧师”，毛主席才再次想到董健吾：“哦，是他啊，十几年没消息了。”

眼前的疗养院里，陈赓享受完推拿，递上一纸调令：“组织还记得你，准备让你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坐坐。”董健吾摇头：“当年孩子们能活下来，我已经知足。官帽子还是算了。”陈赓无奈，只能把信收回。离开时，他回头看见那位老牧师弯腰收拾热毛巾，背影单薄，却稳得很。

董健吾终其一生没再出山。1971年病逝，遗愿只有一句话：“不给组织添麻烦。”家人按嘱咐，把骨灰撒在吴淞口江面。潮水涌动，像他颠沛半生的足迹，来去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