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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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痛不会被抹去，但当一位女性身着曾象征屈辱的衣物，与丈夫紧握双手步入法庭时，那便是从灰烬中昂首站起的证明。
备受社会瞩目的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致创伤后应激障碍认定为工伤”案件，于23日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崔丽丽为了向公众宣告自己的不屈意志，毅然决然将事发当日所穿的衣服重新穿上——这件衣物曾经是她心中无法直视的印记，如今却被她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成为出庭维权的“战甲”。
事件回顾
崔丽丽任职于天津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担任销售总监一职。她不仅年收入突破百万，还与丈夫共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原本生活美满幸福。然而这一切，在2023年9月因一场出差彻底改变。
彼时，她受公司委派前往杭州拓展业务，在商务宴请过程中因饮酒过量而失去意识。
饭局结束后，她的直属上司王某并未安排她返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反而将其带入自己酒店客房。正是在那个夜晚，王某实施了侵犯行为，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已无需多言。
次日清晨，崔丽丽在王某的房间中醒来，由于酒精作用导致记忆混乱，头部剧烈疼痛，对前夜发生的一切毫无清晰印象。
面对她的疑问，王某轻描淡写地回应称：“担心你安全，所以留下来照看。”这种看似关心的说法实则是在掩盖其违法行为。
因醉酒状态难以判断真实情况，崔丽丽当时未能立即报警，这也让后续维权之路变得更加艰难曲折。
带着内心的不安与疑虑，她回到天津，可那段模糊的记忆始终如影随形，令她夜不能寐、食不下咽。
直到10月3日，她鼓起勇气重返杭州，亲自前往涉事酒店请求调取监控录像。
经过与值班人员耐心沟通，最终确认：所谓“照顾”，实则是王某强行将失去行动能力的她拖拽至其房间，之后的行为不言自明。
10月10日，整理好证据并调整心理状态后，崔丽丽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详细陈述了整个遭遇。
案件曝光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令人寒心的是，舆论场并未呈现应有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出现在大量冷嘲热讽的声音。
部分网友抓住她“醉酒但仍有片段记忆”的表述，质疑其真实性，声称她是“故意夸大情节”，甚至无端揣测这是“精心设局报复上级”。
更有人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本人，宣称“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喝到断片就是放纵”，暗示她“等于主动给予机会”。
更有极端言论使用“不清白”、“脏了身子”等极具羞辱性的词汇对她进行攻击，甚至公开呼吁她的丈夫尽快离婚，扬言“这样的女人留着只会毁掉家庭”。
这些冰冷恶毒的字句如同利刃刺入崔丽丽的心脏，但她没有退缩。面对网络暴力，她反而更加坚定了捍卫尊严的决心。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24年2月，杭州当地法院对该性侵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庭审期间，王某态度傲慢，拒不承认罪行；其辩护律师更是提出荒唐主张，称崔丽丽系“意图勾引未果，转而诬告索赔”，企图颠倒事实黑白。
然而，王某未曾料到，隔壁房客因夜间听到异常响动曾在走廊短暂停留，并进行了录音取证，这段音频成为锁定其犯罪行为的关键证据。
4月2日，法院作出判决：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并需赔偿崔丽丽医疗费用三千元。
本以为正义降临，生活终可回归平静，但崔丽丽未曾想到，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就在她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当天，竟同时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理由竟是“违反请假流程、擅自离岗”。
事实上，经历此事件后，她长期饱受失眠、惊恐、情绪失控等困扰，根本无法正常投入工作。
当天，她便向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并随即前往北京安定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历经两次心理咨询及近三个月药物干预，医院最终出具诊断结论：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属于严重心理创伤反应。
返回天津后，津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其健康状况展开全面评估。
经审查认定，该PTSD直接源于职场性侵事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确认为工伤。
公司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试图推翻认定结果。7月16日，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公司诉求，工伤认定正式生效。
随后，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崔丽丽与原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作出裁决。
尽管仲裁机构认可其病情属工伤范畴，但在停工留薪期工资、未休年假补偿等关键赔偿项目的计算上存在明显偏差，未能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
正因如此，为争取合理赔偿，崔丽丽决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前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
庭审当天，崔丽丽身穿特殊服装出现在法庭——正是她遭受侵害当日所穿的衣装。
她目光坚定地面向法官和旁听群众说道：“过去，这套衣服让我感到羞耻，整夜辗转难眠；而现在，它是我的战袍，见证我一步步走出阴影、对抗不公、追寻正义的全部历程。”
在法庭上，她明确提出赔偿请求，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报酬、未休年假补偿等，总额约二百万元人民币。
庭审结束时，法院未当庭宣判，要求双方在七日内补充相关材料，最终结果有待进一步审理后公布。
值得关注的是，此案系我国首例因职场性侵导致PTSD被明确认定为工伤的司法实践案例。
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及相关审判机关在处理过程中明确指出：员工醉酒并不构成侵害发生的正当理由，加害者的主观恶意与实际行为才是事件的根本诱因。
更重要的是，这一判决打破了长期以来“受害者饮酒即应自负其责”的错误认知，具有划时代的法治意义。
它不仅为今后类似案件提供了宝贵的判例依据，也为更多身处职场性侵困境中的个体点燃了希望之光，激励他们勇敢站出来维护自身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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