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世界里,合同常常被视作一种保障——它不仅是企业投资的底气,也是政府招商时许下的诺言。
在贵州仁怀,一份写进白纸黑字的合同在现实中被一纸“通知书”轻易撕毁,“地方政府强行接管8亿民营企业”——这样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悲欢,而是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再次拷问。
仁怀茅台镇,那座投资8亿的白酒废水处理厂,三年来被强行接管、拒绝返还,此事如果处理不妥善,将会告诉所有企业家:“政府背书”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对于经济的复苏、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大政策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挑战。
重庆泰克公司董事长唐显策的遭遇,带着浓厚的荒诞色彩。
作为国内环保领域的资深企业家,他带着数亿资金进入仁怀,以PPP模式建成贵州最大的白酒废水处理厂,项目覆盖千余家酱香酒企业,意义重大。
合同也写得清清楚楚:30年特许经营权,期满后无偿移交政府。然而厂子刚通过环保验收,政府部门却突然亮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当场驱逐员工,随后强行接管厂区。
更荒诞的是,这一接管并未得到法院认可。
仁怀市工业局先后在遵义中院和贵州高院尝试寻求司法确认,最终却因证据不足、程序瑕疵甚至拒交诉讼费而不了了之。
按理说,依法治国是一切的前提,没有什么行政命令能大过法律。既然司法层面未予支持,当地政府就该停止“非法占有”的行为。
然而事实却是:三年过去,厂区大门依旧紧闭,投资方作为“主人”,却连自己产业的门槛都踏不进去。
合同没有失效,法治却失灵了——更准确地说,是法治被“行政任性”踩在脚下。
一个原本为了解决白酒产业污染问题的环保项目,硬生生被演变成企业的噩梦、地方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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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怀市工业局的解约理由来看,他们援引了合同里的一条特殊条款: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给予足额补偿后单方面解除合同。
问题在于,“补偿”在哪里?
企业既没收到通知,也没拿到一分钱补偿,却被直接逐出厂区。这不是“公共利益”,更像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权力任性。
公共利益,本应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福祉,而不是某些部门手里的一张万能牌。一旦地方政府习惯于用这张牌随意推翻合同,任何企业的投资都将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今天是废水处理厂,明天可能是工厂、商业体、物流园……任何民营资本都可能成为毫无办法的“待宰羔羊”。
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里,公共利益不能与契约精神对立,而应当通过合法、透明的程序来平衡。公共利益,必须也有司法解释和司法程序。
遗憾的是,仁怀的操作恰恰背离了这一点。
随着媒体报道引发舆论关注,仁怀市政府新闻办火速出面表态:已成立专班调查,承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坚决追责侵害企业家的行为。
事实上,这样的承诺在公众的记忆中并不陌生——几乎每一次舆论风暴里,都能看到类似的表态。
关键在于,最后能否真的依法办事?以后又该如何规避同类事件?
毕竟,从2022年到今天,企业家三年来的奔走呼告,已经说明地方政府在解决问题上的消极和拖延。
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是否还会继续“能拖就拖”?专班调查能不能真正追问:是谁签了那份仓促的解约通知?是谁下令一日之间驱逐企业?一句话:谁在三年里拖延推诿?这些才是检验承诺的核心。
要知道,法律不仅仅是用来约束企业的,也是约束政府的。如果政府部门可以随意违约而无需付出代价,那么所有招商合同都将成为废纸。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PPP项目。
PPP的本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缓解财政压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但这个案例却恰好打破了PPP的信任基础:政府不守契约,资本血本无归。谁还敢在这样的环境下参与PPP?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这种“政府违约”的案例会让银行更加谨慎,甚至收紧对地方项目的贷款支持。
在企业的角度看来,各地企业的投资信心都会因为这个案例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谓“优化营商环境”的口号,必须由很多依法执行的案例来支撑,否则就只是一句口号。
这类事件初看只是地方政府的短视,但造成的影响非常大。长远来看,损失的不只是一个环保企业,而是整个地区未来可能流失的投资机会。
招商引资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种长期关系。
失去信任,比失去一个项目更可怕。
当事人唐显策的故事,显得十分悲壮:63岁的留德专家,倾尽7亿资金,结果换来的是厂区铁门紧闭、传票摞成一米高。
一个原本能带来数亿营收、创造上百就业岗位、解决环保难题的项目,被人为拖成了一地鸡毛。
废水处理厂原本要覆盖1045家酱香酒企,意味着赤水河的生态治理与千家酒厂的绿色转型。如今项目被卡死,环保目标也相继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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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事件,究其实质,是一次地方政府契约精神的拷问,也是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试金石。
中央早已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对已运营项目要按合同依法履约,按绩效结果及时付费,不得以拖延竣工验收时间、延迟绩效评价等方式拖欠付费。经认定涉及拖欠企业账款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妥善解决。”
但为什么到了地方,仍然出现如此明显的相背离?
仁怀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起事件,那么再多的招商大会、再漂亮的宣传册,也换不回企业家的信心。
营商环境的核心在于“信”:合同的信,法治的信,政府的信。契约精神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
而“信”的根源,就在于依法治国。让法律成为不仅是民营经济,而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护航员”,才能真正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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