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力刚：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学人简介：郑力刚，1978年就读于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1982年入清华大学从师秦元勋，蒲福全教授读研究生，1984年就职于清华大学，1986年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从Angelo Mingarelli教授读博， 1991年8月加盟加拿大能源、矿产、资源部（现名，天然资源部）能源研究所，并成为Research Scientist。

郑力刚：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1]

—悲惜王高明（仲闻、学初、幼安）先生

在老百姓称之为“三年苦日子”里出生的我，记忆中很是痛苦的是读小学和中学，甚至读大学初期，非常想读书但找不到、借不到、更是买不到书。当然，纸上有字并装订成册的还是有的，这包括《艳阳天》、《沸腾的群山》、以及那些用不着挑明的。但冥冥中，自己仿佛想读这些之外的。在1978年的春天，新华书店里忽然有了一些“这些之外的”书，引得人们排长队和“开后门”去买，于是“这些之外的”书很快就卖光，让消息不灵通更是没有多少钱的自己惆怅不已，书店什么时候又会有“这些之外的”书？

在这些日子里，我楼下的邻居不知从那里弄来了“这些之外的”书的一本。它是胡云翼先生选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的《宋词选》。就着邻居手上打开的书，马上就要高中毕业的我从边上第一次读到了一本关于宋词的书，并且立即就被这语言的美吸引了。遗憾的是，从边上读握在人家手上的书这只是最多十几分钟的事情。我爱读书啊！但没有书让我读什么？

众人对“这些之外的”书的热情追求和“这些之外的”书非常慢的出版和印刷在80年导致了在今日看来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新华书店外有十多人背着包在街上或明或暗地高价卖“这些之外的”书。每个周末都会去书店的我，自然会问这些“书贩子”有什么，而且兜里几个省吃俭用的零花钱总是花在书店里或书店外的书上。在80年3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和我面熟的“书贩子”，非常同情和善良地以平价卖给我中华书局出的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上下两册）、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云翼先生选注的《宋词选》。

从那时起这四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它们和《红楼梦》一起成了我精神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宋词选》收录辛弃疾的40首词，是所有作者中最多的。其次是苏轼23首、刘克庄12首、李清照和陆游各11首、贺铸和周邦彦各10首、柳永7首、秦观6首。苏辛的词是很容易被人喜爱不已的，柳永的多首长调也是上品，特别是那首《八声甘州》。在这之外，有的作者有一首词让我很喜欢，但其它的却没有同感。张元干和他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就是这样。但所选的李清照的11首词，每首都让我读了许多遍。情感和文学的美之外，我也完全被她的身世、才学、和家庭所吸引和感动。她从小就浸浴在优秀的文化之中，更是能和与她有一样爱好的赵明诚结千年之好，共享“酒意诗情[2]”，“赌书消得泼茶香[3]”。她不顾世俗勇敢地用“才下眉头，却上心头[4]”表达了自己的相思和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但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国破家亡的悲哀和痛苦下，她用血泪写下来那些词。在“凉生枕簟泪痕滋[5]” 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下，依然对艺术执着地追求，“学诗漫有惊人句[6]”。

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在1984年的春天研究生答辩完后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的印数只有3万册的《李清照集校注》。这是我拥有的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本个人作品专集，后来更是成为我最喜爱的书之一。

此书极为详尽地收集了李清照所有的文、诗、和词，这包括了那些残句断章以及有争议的，并给出仔细的考证和注释。比方说在《洛阳名园记·张掞序》中出现的“何况人间父子情”这一句，注释指出“其时赵挺之虽为执政（尚书左臣），尚未为相。张掞称为赵相，乃追述之语”。并提醒读者黄庭坚《忆邢惇父》诗中也有此句。根据黄庭坚为李清照的前辈，进一步推断“疑清照或用其成句，否则即闇合也”。

然依愚见，此书最有价值和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注释者功力的是其编写的“李清照事迹编年”。在这八十多页的纸上，作者广证博引、考证严谨、力透纸背，粗数一下所引用的宋朝书籍上百。在这里作者不厌其烦地将李清照的生平、创作、和主要活动勾画出来。如为在绍兴二十年庚午（公元一一五零年）李清照六十七岁时为米芾贴求跋访米友仁（米芾长子，后称“小米”）这一事件，作者写了近千字的考证，引岳珂《宝真齌法书赞》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多种文献，考证“易安访米友仁求跋，必在绍兴十九年四月以后，二十一年正月以前。”同时指出唐圭璋先生在《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一文中认为米友仁卒于干道元年，“未见于宋人记载，未知所据。”

此书的校注者是王学初先生，孤陋寡闻的我从未听说过。在书的“出版说明”中出版社编辑部写道“校注者王学初先生已于一九六九年去世。本书现据一九六四年排好的纸型付印。”这也就意味着校注者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就去世了。而此书的纸型一九六四年就排好但未能付印，也让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很可能觉得此书是不可能出版的了。对先生的身世一无所知，却让我疑问先生的去世是因年高有病，或其它原因。在先生去世的那些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7]”。

买到《李清照集校注》后的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和两位同学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店里的一小伙子正在将《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上架。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是划时代的著作，其“境界”一说如雷贯耳，但于我这是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有此书卖。欣喜的我马上就掏出钱要买此书，但这小伙子却冷冰冰地告诉我这书今天不卖，让我过几天再来。从学校骑车到这里得一个小时，再说还有可能等我再来时，书也卖光了。更何况这书都已经上架了，请您帮帮这忙吧！我一个劲地苦苦哀求，但他却油盐不进。我的两位同学也帮我求情。眼看一刻钟都过去了，好在店里也没有其他的客人。我实在不甘心就此放弃，但似乎也没有一点办法。就在我的同学劝我离开时，柜台里走进一位年纪和我相近的似乎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女性。听了我的请求，她就对这小伙子说卖给他吧。生怕听错了的我，马上将钱递出去，一下就买了四本。打算三本寄给在家乡的兄长和朋友，自己留一本。回到学校后，特地给《北京晚报》写了一信，感谢这位女性更是呼吁这些书能不能多印一点。

这本《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出版，1982年11月第4次印刷的。此次印数为六万册。其中《人间词话》是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的。后者同时校订了《蕙风词话》。两词话后均有极为简约的《校订后记》，且都只署“校订者”。《人间词话》后有徐调孚先生1954年11月写的《重印后记》，同样很简约。仿佛有印象读过徐先生的文章，但王幼安先生是谁却一点也不知道。《人间词话》名不虚传，作为读者的我很容易就喜欢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学者的最知名的著作。但也许此著作太伟大了而且好读，读者往往不太注意到校注者的工作。

近四十年前来到海外，以上的这些书或当时或随后也来到海外成为我翻得最多的。二十多年前一次探亲的旅途中在岳父母家看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次印刷的《李清照集校注》。马上注意到的是校注者不是我记忆中的王学初而是王仲闻。而依旧注明是1979年3月的“出版说明”上则说“校注者王仲闻（学初）先生已于一九六九年去世。本书现据一九六四年排好的纸型付印。”原来王学初是王仲闻先生的别名？那为什么当时出版时不用王仲闻这名字呢？有什么不方便吗？王仲闻先生是谁呢？我竟有些疑问了。疑问之外，太喜欢这书了，而这书岳父母是不多读的，于是将其带回来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一本喜欢的书家里和办公室都有，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

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正面，作者摄

王仲闻（学初）先生是谁这迷是在2009年买到一本我很想要的书时解开的。南唐李后主的词是我极为喜欢的，海宁静安先生更是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8]”，“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这是因为李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因为只选宋词，是以没有收任何后主的词。我读到的后主的词都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的，1983年11月第二次印刷[9]，印数71500册，俞平伯先生选注的《唐宋词选释》。此书收了李后主最有代表性的十二首词。我一直想读到后主的全部词，拥有一本收有他全部词的书，就如《李清照集校注》那样。这一愿望在2009年探亲的旅途上得到了满足。中华书局2007年5月出版，2008年1月第二次印刷，印数4000册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就是我要的。更让我高兴不已的是校注者是王仲闻先生！

1956年王仲闻（前右）与家人合影

打开书一看，原来“王仲闻（一九零一 — 一九六九），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浙江海宁人，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等。[10]”

难怪《李清照集校注》力透纸背博大精深！而完全可以誉为典范的《李清照集校注》，也让高明先生不负“吾祖诗冠古[11]”的家学渊源和无愧“诗是吾家事[12]”的学术地位。但另一疑问却又上来了，学问如此好的先生，怎么在民国和这以后几乎不为人所知呢？是不是他的一生都花在这部可以“藏之名山，纳于大麓[13]”的典籍上？

如果不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作为一个海外普通读者的这一疑问恐怕是永远不可解的。但当这一疑问破解后，留给我这个普通读者的却是无限的感慨和悲伤。这感慨和悲伤既有为静安先生和高明先生家族和个人的，也有为历史和社会的。

静安先生（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有八个子女。长子潜明也许最为人所知，因他英年早逝后夫人回娘家常被认为是导致静安先生和罗振玉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不和也常被有些人推测为静安先生自沉的原因。

让人极为震惊的是，积极开放接受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和方法溶入中国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并都做出伟大成就的静安先生却对儿女的教育和他们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与当时和现在非常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如果说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结果之一，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并未让“读大学”成为社会的时尚和青年的追求；那么1911年清华学堂的诞生和这之后的运行则将“开西风”不可逆转和尽致地展现出来。而那时有“东方的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已有七年制的医学院了。学无专师，在上海和日本治学多年，后成为清华历史上学术成就最高的静安先生非但没有鼓励他的孩子读大学，而且有说法他为孩子们设计了以后的职业。

那时海关和邮政被认为是很好的职业，有所谓的“金海关、银邮政”一说。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代的海关和邮政不仅概念和系统是西方意义上的，很多时候连操作也有西人。静安先生的长子潜明在上海工部局育才公学肄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工作，日后在天津继而上海海关工作直到27岁因病离世。静安先生的二子高明高中未毕业其父就让他考进邮局工作。兄弟两人都没有上大学并不是他们考不取大学，事实上兄弟俩人都是那才华横溢的青年，很早就在文史上显示出非凡的天赋和才能。静安先生没有让他们两人上大学，后天发展先天；而他们两人也没有在工作之后再入大学学习，我相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静安先生长大时家贫，而且至少在治学的初期也不宽裕，让他深切地感到生活的不已和求学的艰难。于是有了南书房行走和清华学术第一人的聪颖的孩子没有上大学的结局。当然上大学并不是以后有一个安稳的和自足的人生的决定因素。进一步，读过大学也并非日后能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必要条件[14]。

1920年19岁的高明先生入上海邮局做邮务生。工作一年后，其工作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通过甄试晋升为邮务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的高明先生在22岁与海宁的陈慎初女士喜结良缘。日后这个家庭渐渐地扩展成为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的大家庭。作为一个普通的邮政工作人员，高明先生不仅认认真真地上班挣钱养家糊口，而且因为其工作能力和成绩在30岁时（1931年）被调入上海邮政总局，并在1941年40岁时成为副邮务长。

因为邮务“传邮万里国脉所系[15]”的重要性，中央政府特别是情治部门对其的监视、渗透、和利用是不稀奇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在1940年，高明先生奉命参加了为期二周的邮政秘密监察（邮件审查）人员培训班，在这期间戴笠还来过培训班作了讲话。

1949年邮政总局搬到台湾，而高明先生被安排留守上海接着在年底被邮电部朱学范部长任命为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并迁往北京。我相信晚高明先生4年入上海邮政当邮务生的朱部长是想充分发挥业务熟悉的这些邮政总局的人的作用，而尽快尽好地重建邮政系统服务人民。但作为“民主人士”的朱部长，事实上对部里的运作没有太多的控制，特别在时代的风暴下。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高明先生如实地向部里汇报了在十年前他参加了两周的邮件审查人员培训班，并见过戴笠。戴笠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头子，于是参加过这两周培训班的高明先生被认为“曾经参加过特务训练”而被撤职登记。有“特务嫌疑”的高明先生自然是不可能再在邮政系统正常工作了，五十岁的他被惩罚去干竖电线杆这种活，继而去地安门外邮局在服务窗口收寄邮件。

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变换交替时，为官的当然是不能再为官了，很多时候身家都难保。但新政权于技术人员和低层的官吏往往都网开一面，对他们过去的理解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16]”，而在同时也有需要这些人为其服务的必要，毕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17]”。当然这传统在阶级和主义的显微镜下，一切都得改变。旧职人员可以留用但永远不可能重用。而高明先生这种参加过两周培训班的，留用也是不在考虑范围的。

在1955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运动）中，高明先生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邮局给他“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但这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历史问题”又被追究，被打成右派，并被强行退职。深稽博考聰明睿智的静安先生认定的“银”饭碗先是成了竖电线杆和收寄邮件的“粗”饭碗，然后“粗”饭碗也被砸烂落得个“没”饭碗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高明先生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也被打成右派。

时年56岁的高明先生饭碗虽然没有了，但也得吃饭。而历史的诡异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如果高明先生手上一直捧着“银”饭碗，不敢说在今天不会有人记得他[18]，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先生56岁时的人生积累再往后看，让一个在海外居住了近四十年的普通人这样地怀念他是不可能的。然如历史上所有那些“倜傥非常之人[19]”一样，高明先生也在他人生最冤屈、人格最被侮辱[20]的阶段，完成《李清照集校注》和其它工作、“思垂空文以自见”。但所有这些工作都不能以真名发表。

1968年邮电部长朱学范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主犯罪名被逮捕关押。高明先生也因此被专案组隔离审查并于1969年11月12日自杀身亡。有文章说高明先生在那天先去了颐和园想在昆明湖随静安先生而去，但游人太多而不可能。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被钱锺书先生阅读审查完后认定“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的高明先生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一书以及其它八十多万字的工作，包括《唐五代词新编》，都在那个浩劫中永远地失去了。

那个浩劫时代真的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21]”，不知造成了多少“焚琴煮鹤[22]” 的悲剧。如果说海宁静安先生因“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23]”而自沉，那么我们可以说静安先生的公子高明先生，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笔者手捧《李清照集校注》在家门前的满树红叶的枫树下轻轻地自问，并以此致敬高明先生。

注释：

[1]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2]李清照，“酒意诗情谁与共”，《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3]纳兰性德，《浣溪沙》。

[4]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宋朝腐儒王灼在《碧鸡漫志》里批评李清照说“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

[5]李清照，《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6]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7]二十八画生。

[8]此断所引的皆出于《人间词话》。

[9]书上印的是“1883年11月”。

[10]“出版说明”，《南唐二主词校订》，中华书局编辑部2007年4月。

[11]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

[12]杜甫，《宗武生日》。

[13]岳麓书院学堂监督程颂万1911年为岳麓书院二门撰对联（集句联）。“藏之名山”出自《史记》，“纳于大麓”出自《尚书•舜典》。

[14]国人常用华老，华罗庚先生，没有上过大学却在学术上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这例子。但笔者认为这个例子却不是很恰当的。没进清华前，华罗庚先生只是展现了他有不错的能力。不敢设想，如果华老没有在清华以及剑桥接触到先进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以及和其他数学家的交流在历史上能留下什么。

[15]周恩来，1940年5月。

[16]《战国策·齐策六》。

[17]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8]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全宋词》的工作中“就承精於目録版本之学的王仲闻帮助搜集资料，校订真伪，商讨善本、足本问题。”

[19]司马迁，《报任安书》。

[20]从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两年之间，每月得向派出所交一份“思想汇报”。

[21]屈原，《楚辞·卜居》。

[22]韦鹏翼（唐代），《戏题盱眙壁》。

[2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1928 年4 月《国学论丛》第1 卷第3 期，“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