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中日第一次交战，打得日本近千年不敢招惹中国

公元663年8月27日清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白江口（锦江入海口），一场改变东北亚格局的水战即将拉开序幕。

江面上，日本战船千余艘连绵不绝，四万多名士兵整装待发，气势汹汹。而对岸，唐军仅有一百七十余艘战舰，一万三千名将士。双方实力悬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白江口之战

这场被称为白江口之战的战役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东北亚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

原来，三年前，唐朝和新罗联军一举灭亡了百济，这在东北亚引起轩然大波。一直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朝廷威信扫地，当时日本国内正经历大化改新，反对派趁机发难，指责政府无能。

面对内外压力，日本朝廷决定孤注一掷。661年，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亲赴九州，准备统兵渡海亲征。不幸的是，7月间，齐明天皇病逝于筑紫朝仓宫，出征计划被迫推迟。但中大兄皇子监国后，并未放弃这一计划。

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上，唐朝将领刘仁轨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当其他将领因大雪酷寒从高句丽撤军时，他上表唐高宗，坚持留守百济。他率军奇袭真岘城，打通了新罗的运粮之路，为后续战争奠定了基础。

刘仁轨

百济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内讧。百济王子扶余丰无法忍受堂叔鬼室福信的跋扈，最终将其杀害，这大大削弱了百济的抵抗力量。

662年至663年间，双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

日本方面，先后派出多批援军：先是5000日军护送在日本作人质的百济王子余丰璋回国继位；接着又派出舟师170艘前往增援；最后增兵27000人。日本本土也在加紧备战，几乎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

唐朝方面，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170艘进驻熊津城。唐军形成了孙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的联合部队，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

8月13日，唐朝和新罗军队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白江口海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刘仁轨率领的唐军水军率先抵达白江口。不久，日本水军千余艘战船也绵延驶至。《三国史记》记载：“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宽阔的水面上，唐军170余艘战船与日本千余艘兵船对峙，形势极为不利。但唐军拥有一个日本无法比拟的优势：战舰技术。

唐军战船高大坚固，设计精良，而日本的兵船相对落后。当双方交战开始，唐军充分发挥战术优势，四战四捷。唐军采用火攻战术，连发火箭，顺风投火。史料记载，四百多艘日本木船被点燃，“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白江口之战

日军损失惨重，上千士兵或溺死，或被斩杀，仍值得人们深思尽皆沉于白江口水底。海军大败后，百济陆军也抵挡不住唐罗联军的进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周留城内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率守军及未被杀死的倭军兵将，“一时并降”。

白江口之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本身。

对日本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惨败。战败的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恢复与唐朝的国交。日本制定了称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重整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时期，又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和律令法，将日本导向为律令制国家。701年，随着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正式确定国号为“日本”。此后数百年间，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成为唐朝的“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

对唐朝而言，白江口之战胜利后，刘仁轨并未松懈。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为下一步进灭高句丽做准备。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帅，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句丽，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

存在705年的高句丽灭亡，唐朝的东亚中心地位基本确立。

唐高宗对白江口之战的功臣刘仁轨大加赏赐。当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询问战况，刘仁愿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

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百济的命运，更基本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日本从这场战役中吸取了深刻教训，认识到与中国中央政权正面对抗的代价。自此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开战。相反，日本转向积极学习唐朝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和制度改革。

千年已过，白江口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战役对东北亚格局的深刻影响，至今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