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仙花寺“失踪”的历史误读

利玛窦仙花寺“失踪”的历史误读

刘明强

摘要：肇庆仙花寺的“失踪”之谜，深刻揭示了明清以来中西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艰难历程，对今天人们认识和理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仙花寺建筑遗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肇庆仙花寺，即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后于崇禧塔旁建造的具有教堂功用的寓所，该寓所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流史上第一座“中外合资建筑”，即建筑的土地由明朝肇庆官府无偿划拨，而建设资金由耶稣会及耶稣会向葡籍商人筹集。[1]该建筑于1585年建成，是一幢欧式建筑。[2]然而，当1589年利玛窦被两广总督“劝离”肇庆时，肇庆官府“赎买”了该建筑。[3]令人诧异的是，该建筑自此后就“失踪”了。本文尝试释读人们对相关史料的四次“误读”，找出仙花寺“失踪”之迷的答案。

一、第一次“误读”：仙花寺位置被误读为位于肇庆府城之西

利玛窦在札记中记述说：“正如神父们希望的那样，肇庆寓所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既不在城里，也没有离城太远，这样神父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各色人等也都能前来拜访，同时又远离盗贼出没的荒郊野外。其地点就在城西的郊区。”[4]

现收藏于香港海事博物馆的一幅十八世纪晚期肇庆府城彩绘图（见下图，肇庆府城图。由汤开建教授提供），同样把位于仙花寺旁的崇禧塔画于城西。

无独有偶，《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板画》在肇庆府解说词中有如下表述：“利玛窦没有把天主教堂修在城里，‘那里周围群众喧嚣吵闹妨碍进行正常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它离城也不太远，不至于深入远郊或者是在易遭抢劫的荒野，它刚好在西城外，坐落在一条大河（西江）的岸边，河水几乎冲刷到门前的石阶，河上经常布满成对的船只’利玛窦叙述的风景，和本画画面相似。”[5]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高要县志》也有如下记载：“天主教之入中国，我县不啻为其发祥地焉。明万历间，有教士罗明坚司铎者，实为彼教传道中土而成功者第一人。罗籍意大利，初传道于澳门，万历十年（1582年）与司铎巴范济及译员门代诸人取道广州三水于天主教圣诞节来抵肇城，晋谒当道而去，是为天主教来县之始。翌年九月十日，罗复偕司铎利玛窦重来，建教堂于西门之外，传教事业即自此始。”[6]

然而，真实情况是，无论是崇禧塔还是仙花寺，均建于肇庆府城“东门外”。故说仙花寺位于城西是利玛窦的误记，且后世凡是说仙花寺位于城西的，均源自于这一误记。

二、第二次“误读”：崇禧塔的“左边”被误读为“东边”

利玛窦在札记里曾两次提到仙花寺位于崇禧塔的左边。一次是在讲述选地建寓所时：“他们（指建塔委员会，笔者注）献出一块离大路不远的土地在花塔（指崇禧塔，笔者注）的左边，其大门可以开在花塔的墙外。其实，这正是神父们所希望的。他们（指罗明坚、利玛窦，下同。笔者注）早已经买下了几间平房，既然他们能保留土地的一部分，他们愿意接受这妥协的条件。因此双方都很满意，再无异议。”[7]一次是在讲述传教士受到骚扰时：“我们知道，神父寓所在花塔的左边不远的地方。花塔建造之目的是为附近百姓休闲之用，百姓可自由出入。由塔上向神父寓所投掷石头，可以说居高临下，百发百中。”[8]

那么，利玛窦所说“左边”是指崇禧塔的“东边”还是“西边”呢？以往皆被误读为“东边”。笔者在《利玛窦的仙花寺今安在》、《利玛窦的广东教堂遗址考辩》两篇论文里均指出利玛窦所说“左边”是指崇禧塔的“西边”，本文不再赘述。

三、第三次“误读”：“刘公祠”被误读为仙花寺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写到：“事实上，作为我们的一个讲交情的敌人（指两广总督刘继文，号节斋，笔者注），看来很可能他决定了要在我们的住在地为他建祠;至少这似乎是他在百姓的挑唆下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原因，他到来后所发生的事情很可以得出那样的结论。”[9]正是这一模棱两可的猜测，误导了后人认为刘继文为了霸占仙花寺而把利玛窦等传教士赶出了肇庆，并随后把仙花寺改建为了刘公祠。这些学者显然忽略了利玛窦的另一段记述：“他（指刘继文，笔者注）在他夺走教团的房屋（指仙花寺，笔者注）里面收藏了魔鬼的像（指佛像，笔者注），立一块石碑，说明房屋的来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的。离这所房屋不远，他建立了一座庙（指刘公祠，笔者注），其中他按照风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10]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仙花寺与刘公祠是两处不同的建筑。

刘公祠，又称刘公生祠。崇祯《肇庆府志》载：“刘公生祠，在崇禧塔之东，祀督府刘公继文。万历十九年建。”[11]此后的清代肇庆方志均有相同记载，而民国二十七年《高要县志》载：“刘公祠，在崇禧塔东，为刘继文建。今废。”[12]又民国三十七年《高要县志》已不见载刘公祠。则知，刘公祠建于1591年，为纪念两广总督刘继文而建，该建筑位于崇禧塔东面。至1938年时，该建筑虽已荒废，但仍然存在。至1948年时则已毁掉，不存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崇禧塔东边出土了《两粤督抚司马中丞刘公祠记》石碑一方，印证了史载刘公祠在崇禧塔之东是准确的。然而，万分遗憾的是，文物保护部门据此认为仙花寺位于崇禧塔东边，并在该出土石碑处立下《利玛窦仙花寺遗址》纪念碑。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是把刘公祠误读成了仙花寺。

四、第四次“误读”：王公祠旁的仙花寺被误读为“文昌阁”。

据万历《肇庆府志》载：文昌阁“在文昌宫，副使王泮建。”[13]又据崇祯《肇庆府志》载：文昌阁“在崇禧塔旁，万历九年知府王泮建。”[14]而康熙（1673年）《高要县志》载：文昌阁“在崇禧塔旁，明万历九年知府王泮建，今圯。”[15]由此可知，肇庆文昌阁建于万历九年（1581年），位于崇禧塔旁，康熙十二年（1673年）时已倒塌。

但道光（1826年）《高要县志》又记：文昌阁“在崇禧塔旁，明万历九年知府王泮建。即今王公祠后阁。”[16]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高要县志》载：（王公祠）“在崇禧塔侧，明万历中建，祀副使王泮”[17]“端本初等小学堂，在塔脚王公祠，宣统二年成立”[18]又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高要县志》载：“（王公祠）清季设端本学堂，民国初改第一区第八小学校，（民国）二十七年停后为广东省粮政局西江储运处借用，今为东社乡第二三保联立国民学校，王公所建文昌阁犹存。”[19]再查同志卷十二《教育》则得见：“校名：高要县东社乡第二三保国民学校。所在地：肇庆塔脚王公祠。旧校名：端本初等小学堂-第一区立第八国民学校-第一区立第二初级小学。创立年月：民前二年立，民国三十五年二月改今名。别记：抗战时停办。”[20]

故笔者认为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已圮的文昌阁，消失153年后，突然出现在道光六年（1826年），甚至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犹存”，而肇庆历代方志均无崇禧塔旁的文昌阁重建记载，那么很有可能仙花寺被误读（认）为文昌阁了。

有关崇禧塔、文昌阁、文昌祠（宫）、王公祠、刘公祠、以及仙花寺等古建筑的位置、相互关系及演变，笔者在《重要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肇庆崇禧塔与仙花寺公园遗址考述》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本文不赘述。

综上所述，世界大航海时代、明代中叶中西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仙花寺，于1583年建于广东肇庆崇禧塔西边不远处，自1589年被明朝肇庆官府“赎买”后，即成为文昌祠及王公祠的一部分，直至清末（1910年）改为端本初等学堂，民国初改为第一区第八小学，抗战后（1946年）为东社乡第二三保（联立）国民学校。仙花寺的主体部分至今依然存在于崇禧塔西边约三十米处，可惜被有关部门误定为十九世纪民居。

注：

[1]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7-183页

[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236页

[4]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5页

[5]李天纲：《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板画》，（英）托马斯·阿罗姆绘图，李天纲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6]梁赞燊：（民国三十七年）高要县志（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六），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七七一页

[7]利玛窦：《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第133页

[8]利玛窦：《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第142页

[9]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222页

[10]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0页

[11]陆鏊：（崇祯）肇庆府志（一）//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二），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四四五页

[12]马呈图：（民国二十七年）高要县志（一）//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二），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四0七页

[13]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一四三页

[14]陆鏊：（崇祯）肇庆府志（一）//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二），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三三三页

[15]谭桓修：（康熙）高要县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0），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五一页

[16]韩际飞：（道光）高要县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一），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二0七页

[17]马呈图：（民国二十七年）高要县志（一）//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二），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三五二页

[18]马呈图：（民国二十七年）高要县志（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三），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六九四页

[19]梁赞燊：（民国三十七年）高要县志（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六），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七八四页

[20]梁赞燊：（民国三十七年）高要县志（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六），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六三五页

本文作者：刘明强

本文原载于《秀江南》2024（12）期，现作者稍作改动。授权本平台再次发布。

（注：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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