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十四点二十分,主席真的要来?”八宝山西门外,一名警卫压低嗓子问周恩来的随员。随员只回了两个字:“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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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前,红旗轿车车门拉开,毛泽东倚着汪东兴的臂弯下车。灰风衣、老布鞋、睡衣下摆露在外——在场的人看得真切,没谁敢出声。手一抬,他示意不要搀扶,自己迈进礼堂。灵堂布置简朴,四壁花圈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沉默。毛泽东脚步放得极慢,目光却在一排排挽联间迅速扫过。
忽然,他停在一只普通白绸花圈前。绸面上两列苍劲草隶:
仗剑从云作干城,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 挥戈挽日接尊俎,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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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张伯驹。毛泽东低声念完,眉头舒展开来。“好字,好情义。”他转身望向周恩来,“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周恩来点头,“二十多年私交。”毛泽东没再问,停顿几秒后说出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才,要给口饭吃。”语气平缓,却不容置疑。
事情看似突然,其实暗流早动。追溯到1949年冬,张伯驹第一次把唐人墨迹《上阳台帖》递到中南海,毛泽东回信八个字:“借我几天,归故宫。”张伯驹读信夜不能寐,自言“此帖自宜归国有”。第二年,他干脆把《游春图》《平复帖》一并捐出。外界只看到“收藏家倾囊”,不晓得他已卖掉东四三进大宅,连母亲留给他的金银首饰都换了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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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翻。1931年,韩干名作《照夜白》要被外商带走,张伯驹急得冲进古玩行,硬是以高出两成的价钱截下画轴。有人笑他冤大头,他拍桌回一句:“国宝落谁手都行,落洋人手不行。”话糙理正,可惜蒋介石听不进去。那之后,张伯驹只好自掏腰包抢救文物。日本方面曾开出三十万大洋收《平复帖》,他顶着绑票威胁也没松口。
抗战胜利、政权更迭,张伯驹带着妻子潘素北上,一无官职、二无产业。1956年,陈毅在北海举办明清书法展,特意让秘书去找这位“散淡先生”。展厅里,陈毅端着扬州口音夸了一句:“伯驹兄,这些东西要是不被你护着,怕早在东京、纽约卖票展出了。”两人当晚喝了三斤绍兴,从此书信往返不断。1961年,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请潘素授课,张伯驹给陈毅写信辞行;陈毅派车接他到府上,送别时说:“老弟放心,到了吉林缺什么,写信给我。”后来吉林博物馆聘他做首任馆长,也是陈毅打过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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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张伯驹回京探病的陈毅,两位老人对弈未久,陈毅把珍藏多年的乌木围棋赠给他,“来日再战”。结果“再战”未能成真。1972年1月6日凌晨,陈毅病逝,同月10日追悼会举行。张伯驹伏案两小时,写下那幅挽联,托人连夜送往八宝山。没人料到毛泽东会到场,更没人想到这幅挽联会成为关键转折。
事实上,给张伯驹“口饭吃”的程序早走了一半。1971年10月,他通过章士钊递交一封信给周恩来,内容不长,只有一句话最直白:“年逾古稀,囊中羞涩,乞望得一安置。”章士钊附笺:“聘为中央文史馆员,可解燃眉。”周恩来批示:“可斟酌。”随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展开调查,吉林、北京两地互通讯息,聘书样本都打好了,只差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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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那一句“要给口饭吃”无疑加速了流程。追悼会后第三周,聘书正式送到张伯驹手中,户口、医药补贴同日落实。那天,潘素在胡同口迎邮递员,手都在抖。张伯驹提笔写下一首七律,自嘲“半生漂泊总堪嗤,如今得食不为迟”。字迹略显凌乱,右眼的视力已在衰退。
1975年起,他常以“盲翁”署名,眼睛看不清,耳朵却分外灵。1976年1月8日清晨,收音机传来周恩来病逝消息,他一个踉跄跌在炕沿。八个月后,毛泽东逝世。张伯驹让潘素执笔,自己口述挽联:“覆地翻天,纪元重开新史;空前绝后,人物且看今朝。”墨未干,他靠在椅背长叹:“二位大恩人,俱去矣。”
此后五年,张伯驹几乎不再外出,只在家中口授《丛碧书话》。朋友上门,他总是说,“我这条命,是陈老总牵线,毛主席、周总理帮忙。”1982年,他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遗嘱中有一句很短:所存稿册,悉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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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送给战友的挽联,让毛泽东当场决断,也让张伯驹在七十七岁时有了体面的生活来源。檐下风铃轻响,那幅挽联仍存于故宫库房,黑底白字,墨色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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