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陈洁如迁居香港，撰写回忆录，为何回忆录尘封近30年才公布？

“1961年3月的一个下午，’周先生同意了，你可以去香港。’朋友压低嗓音告诉她。”听到这句话，陈洁如愣了好几秒。她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下，接着去收拾行李，足足折腾到夜里两点。她没说一句话，连佣人都察觉到屋里那股子紧绷的空气。

上船那天，黄浦江雾气很重。她站在甲板上，任风把围巾吹到半空。此刻距离1927年那封“脱离关系”启事，恰好三十四年。很多往事过去太久，可船只离岸的震动一来，记忆又像被拍上岸的鱼，蹦跳不停。

回想1921年，蒋介石在张静江客厅里递给她一杯西湖龙井，自称“宁波老乡”，神情认真得像在布置作战计划。那时她15岁，信了他的海誓山盟，也信了“只此一人”的承诺。七年夫妻生活，外人羡慕，内里却暗流汹涌。1926年宋家宴会之后，局势彻底变了调。蒋介石写给张静江的那封信里，用极轻描淡写的语气提到“婚约解除”，她后来读到复印件时，手指在纸边发抖，却找不到一句责难他的词。

渡美留学期间，陈洁如没有学政治，反而选了教育学。她说自己怕再碰那一套权术，宁可钻进图书馆。当时街坊常见她深夜抱着英文典籍回公寓，披风下面是贴身缝好的那一叠情书和日记。对她而言，那是唯一可以证明“我确实被深情对待过”的证据。

1932年，她回到上海法租界，一面教书，一面照顾领养女儿蒋瑶光。战火逼近，生活拥挤不堪，可她仍把日记写得像流水账：几点去菜场，几分钱买豆腐，晚上给瑶光读《简·爱》。好友问她为何不改嫁，她淡淡一句：“我不相信誓言了。”

1950年代初，瑶光患重病。巨额医药费压得她抬不起头，出书赚钱的念头就此冒出。她把散乱的笔记重新整理，用英文口述，由李时敏替她打字。原本以为两三年就能见书影，没料到电话、来信、劝阻接连而至。陈立夫在信里写“百害无一利”，字句虽客气，却字字带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1961年，台湾方面担心“一本回忆录搅浑两岸水”，于是抛出15万美元，条件只有一个：息事宁人，稿件销毁。

陈洁如犹豫了。15万美元能让女儿得到最好治疗，也能让自己衣食无忧。她讨厌那份买断协议的味道，却更恨看病时掏不出药费的窘迫。收据写好，她签下名字，噬心般疼。离开银行时，她把支票塞进手包，像是塞进一枚烫手山芋。

钱收下，稿件理论上应该进熔炉。奇怪的是，胡佛档案馆后来出现了全套英文打字稿，哥伦比亚大学还躺着一份摘要本。到底是谁留下的？有人说是李时敏备份，有人猜是当年在香港接洽的中间人。直到如今，也没人能给出铁证。

1970年代后期，国际学术界对蒋介石私生活兴趣渐浓。1988年台北政局再起波澜，相关档案逐步解封。一名访问学者在胡佛馆意外翻到那批稿子，拍电报给纽约出版社，才有了后来的出版计划。1990年春，第一版问世，封面人物是二十岁的陈洁如，眼神清澈得像在面对一个从未撒谎的世界。

书里内容并不全是恩怨八卦，更多是两个人如何在时代巨浪里被裹挟。譬如北伐途中，蒋介石写给她的手谕，要求她“将照片影印二十份”，那是给战友们的激励，也是他展示“家有贤内助”的政治姿态。又譬如1923年在宁波寺庙里，两人焚香许愿，他低声说：“若我功成，不会忘了带你看五台的雪。”这些细节填补了官方记录的空白，对研究民国政治传播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中文原稿早被焚毁，现存只有英文译稿。学者们为了校对人名地名，反复比对当年的报纸与私人信件。有人感慨：“这本书的曲折命运，本身就是民国史的缩影。”陈洁如此生再没写过长篇文字，晚年在香港的小公寓里养兰花，看川剧录影，偶尔对友人说：“我那点故事，够了。”

1990年秋，她收到样书，一页页翻，神情平静。熟识她的人说，那一刻既无喜也无恨，只像在核对一份早已盖章的档案。她轻声念了句英文：“The story is no longer mine.”说完合上书，把它放到书架最上层，然后转身去厨房煮面。历史写到这里，没有高潮，也没有尾声，只剩下一盏灯照着老式厨灶，火苗噗嗤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