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1日至23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多地建筑工地陆续出现令人揪心的场景:身着工装的中国工人被警方拦在工地大门外,原本熟悉的施工场所被封锁,只能隔着围栏焦虑地张望。
这段由中国工人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开后,“以色列计划2025年底前清退所有中国工人”的传闻迅速发酵,尽管至今尚无官方文件证实这是全国性政策,但约10万名在以从事建筑行业的中国劳工,已被卷入恐慌与不安的漩涡。
回溯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毫无征兆。
以色列建筑业长期依赖外籍劳动力,中国工人曾撑起该国近50%的建筑用工需求,从高层建筑到基础设施建设,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而每月4万元起步、熟练者可达5万至6万元的收入,也让许多来自河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工人不惜背负债务,通过中介支付10万至15万元费用赴以谋生。
但这种“双赢”的平衡,近年已随中以关系变化逐渐打破:中方在联合国多次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主权,坚定支持“两国方案”,9月北京香山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更驳斥以方“未滥杀平民”的说法,直言其论调“已无人相信”。
反观以色列,不仅在2025年6月伊以冲突期间禁止中国工人进入防空洞,忽视其生命安全,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还公开称“中国和卡塔尔正在策划围困以色列”,这些对立立场为劳工问题埋下隐患,如今以色列停止新的建筑用工审批,更让清退传闻有了现实依据。
对10万中国劳工而言,眼下的困境远不止无法上工那么简单。他们中多数人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支柱,高额中介费本需数月工资才能还清,若清退成真,不仅收入断流会直接影响家庭生计,已支付的中介费更可能血本无归。
有工人无奈表示,“现在连中介都联系不上,万一被遣返,回去连还债的钱都没有”。更棘手的是,部分工人的签证与雇主绑定,一旦失去工作便属非法居留,面临拘留或遣返风险。
而此前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中,以色列曾像对待国民一样救助中国工人,如今态度的鲜明反差,更让他们感到无助。
网友的担忧并非多余:“10万人每月能创造3、40亿人民币等值外汇收入,若都回国,国内就业市场能否接住?他们又该去哪找能匹配收入的工作?”
从更大维度看,若清退政策落地,冲击将是双向的。以色列建筑业对中国工人的依赖早已深入骨髓,短期内很难找到足够劳动力填补近50%的用工缺口,届时大量工程项目将停工,建筑成本飙升,甚至可能影响该国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而对中以双边关系而言,这一举措无疑会加剧分歧,此前积累的合作信任将遭遇重创,后续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可能受波及。
眼下,尽管以色列官方仍未回应传闻,但社交媒体上,中国工人的愤怒与焦虑正持续发酵,有人开始整理工资单、合同、中介费收据等证据,有人尝试联系中国驻以使馆求助,却仍难掩对未来的迷茫。
面对这样的困局,当务之急是为10万劳工找到“出路”。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需尽快与以方高层沟通,核实清退传闻的真实性,发布权威信息以稳定人心,同时敦促以方在冲突期间保障中国工人的安全,至少恢复防空洞使用权等基本保护措施。
针对中介费追回、工资结算等问题,可联合当地法律援助机构为工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通过合法途径与中介、雇主谈判,最大程度降低经济损失。
从中期来看,若以方确实计划调整用工政策,中方应通过外交渠道争取过渡期,为工人争取转岗空间——以色列制造业、农业等领域仍有外籍用工需求,可推动有条件的工人参与技能培训,实现行业转换;
对于选择回国的工人,国内相关部门需提前制定就业扶持政策,对接建筑、基建等行业的岗位需求,开展针对性再就业培训,缓解他们的生计压力。
更长远的思考在于,此次事件也为中国海外劳务输出敲响警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市场,一旦遭遇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劳工权益便容易陷入被动,未来需推动劳务输出市场多元化,引导工人向东南亚、中东其他稳定地区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流动,同时加强对劳务中介的监管,严控高额收费,避免工人因“出国打工”背负沉重债务。
10万中国建筑工人在以色列的遭遇,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考验,更是对中国海外公民权益保护能力的检验,也是中以关系韧性的试金石。
唯有以快速的应急响应稳定当下,以长远的规划铺就未来,才能让这些为生计远赴他乡的劳动者,不必在异国他乡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也才能让中以关系在分歧中找到理性对话的空间,避免更多无辜者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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