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忆郑老：教诲谆谆多启迪

一、忆郑老与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十几年来，每过一段时间与先生畅谈一次，已成为先生与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前往拜见先生。我怕影响先生第二天上午启程前的准备活动(出席全国人代会),谈话中间两次起身告退，先生用带有几分命令的口气说：坐下，坐下!我们从四点许一直谈到六点半。我们谈话似乎从来没有完结，只是中断，这次也不例外，约好等先生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再谈。谁知这竟成了最后的一次。

刘泽华

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议题，但又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与研究。这次谈话是从如何评价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开始的。在回顾了有关评价之后，先生言道：我与郭老是朋友。郭老在世时，我讲到李自成，曾发表过与郭老相左的意见，郭老去世之后，我不再说更多的话，有人批评郭老阅览不广，其实，如果设身处地想想四十年前重庆的环境，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提出。先生谈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换了一个角度说，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只能从主流上进行判断。像郭老这样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我们不能苛求其细。郭老是一位杰出的开拓者，有些地方可能不够工细，这是难免的。有人对郭老工细方面多所批评，依我看似不尽公允。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郭老，但一定要分清主次。先生在停顿片刻之后继续说道，对古人和先亡者，可以用我们已达到的认识评论得失，但不能当作要求，要求只能对我们活着人讲。先生的这些话是非常中肯的，我由衷地赞成。

由谈工细问题，很自然地转到考据学上的一些问题。我向先生求教，提出可否对考据学的发展划一划段，作一下分期分析。先生听后兴致倍增，连说，要的、要的。先生概要比较了清代考据与五四以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据异同，又讲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考据，使考据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时先生再一次肯定了郭老的贡献。

先生在谈考据学的过程中，还对自己作了解剖。先生说，我这个人主要写了一些考证文字。外间人说我受胡适的影响，其实，我的老师是黄侃、刘师培，另外也听过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课程。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一个时期内有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研究一下。不过解放前，我走的并不是这条路子。解放后学习了马列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谈到这，先生一再自谦地说，我没有学好。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年冬天一次谈话，言谈中我讲到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产生了疑问，先生听后大为吃惊。先生说，马列主义我没有学好，但从我的经历中我体会到，马列主义比其他主义要高明得多，不能同日而语，有机会我要讲一讲。过后不久先生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另据有关同志告诉我，先生在讲授史学研究课中又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

由先生耄耋之年仍奋力执教，我想起了先生对教学的看法。今年酷暑之季，先生从教育部开会回来，我去看望先生。在谈话中，先生又一次谈到教学问题。先生针对一些同志把教学当成支出，把研究当成收入的说法，发表了一些精深的见解。先生说，把教学当成支出的同志恐怕还不大懂得教学。没有收入怎么支出，那不是给同学开空头支票吗?不要认为讲了几遍课之后，就认为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有了教材，为什么还需要教师讲授呢?教材不可能年年变，可是学科年年在发展，教师应该把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如果不补充新材料、新观点，把往年的讲稿拿出来，打打尘土就去上课，对于教师来说，是失职行为。这就像不正当的商人把陈货冒充最新产品卖给顾客一样，是万万不应该的。先生又说，我非常赞成教师搞研究。不研究只借助他人的东西，也可以过得去，但这样做只能给学生以知识，很难在科研方法上给同学以帮助。搞科研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教师来说，研究一定要为教学服务，我不赞成不愿教书光想搞研究的做法。教师不教书那还算什么教师?先生说，如果研究方向与教学方向不一致，作为教师，应该改变研究方向，转到为教学服务的轨道上来。一个教师在科研上取得成绩是很好的，但要把培养出人才作为最大的欣慰。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几代弟子在一起回忆先生往事时，大家深切地认识到先生正是这样实践的，而且整整奋斗了六十年!先生在与我谈话时，他已辞去副校长职务。联系到这件事，先生又说道：我辞去了行政职务，但我还没有辞去教授职务。只要我还当教授，我还要继续进行教学；如果我不能教书了，我就一定再辞去教授职务。也只是在先生仙逝之后，我才悟到：先生把教师视为圣职，把教书视为圣事的。就在这次谈话中，先生特别向我提出：只要你身体好转(这两年我身体不太好),就一定要坚持教学!先生对我讲这句话时，带有开导、劝告和要求几种成分。我一想到这句话，先生当时的颜面表情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将永远铭记先生的教诲!

我还回到最后一次谈话上来。在这次交谈中，还谈到了百家争鸣问题。先生说，史学要发展，唯一的道路是展开百家争鸣。百家，就是要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同时并存。史学工作者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经历不同，治学之路不同。有的用力于史料的整理，有的侧重于原委的考证，有的愿意探讨历史内在的规律，这些都是发展繁荣历史科学所不可缺少的，要互相尊重，切不可以己所为衡裁他人。争鸣，贵在争理和求实，切不可争气。争鸣不免会有锋芒，锋芒是为了析理，但不可刺人。为了把问题说得透彻也不妨尖锐，但千万不可尖刻。争鸣对于学问是相得益彰的好事，切不可在争鸣中夹杂着学术以外的事情。先生的这些话都不是泛论，而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有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有的是针对当前史学界存在的某些须待改进的情况而言的。在先生逝世之后，我更深切地感到这些教诲的分量。

我是先生的学生，又是晚辈，但是先生对我从来是平等以待。我们的交谈多半是在谈笑声中度过的，不过有时我们也有热烈的、更确切地说有激烈的争论。因为声音高，先生的亲属都不免要进来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想起来，实在是失礼，可是先生从来没有介意。我们的争论反而加深了师生之情。

在我与先生的交往中，无论从年龄、名望、地位上看，自然都应该由我去拜见先生，或应召前往。实际上并非如此。先生常常屈身陋舍。过去我住在一层楼，先生常来。后来我搬到四层高楼，先生依然常来。每逢此时我都感到万分不安。先生屈身多与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有关。中国的旧传统是“只闻来学，并无往教”,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不仅热情接待来学，而且热情主动往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新风。

二、在筹建《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日子里

一九七八年底，郑老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聘，担任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总编之职，随后便开始了紧张而繁杂的筹备工作。因先生实在太忙，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先生要我协助他处理一些具体事情，并参与筹备事宜。一九八○年夏我因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停止工作。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常在先生左右。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许多设计，也多有与闻；受先生之托，多次奔走于京津之间，转达和沟通先生与北京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及设想。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辞典的编辑方针、意义、作者队伍的组织、总体规划以及如何落实诸问题。

先生早在解放前就有意邀集同好编纂一部中国历史辞典，在那兵荒马乱之时，只能是想想而已。一九五八年先生再次倡议编纂历史辞典。先生当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于是动员了历史系部分师生进行了一段尝试。由于当时是多变之时，参加人员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即使如此，先生仍付出了心血，断断续续搞了一年多，最后终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中途而废。这次社会科学院把编辑历史辞典的重任委托给先生，正与他的宿愿相吻，先生格外兴奋。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且不可等闲视之，要把这项工作看成史学界一件大事，看作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次编委会上，先生对编辑这部辞书的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国史学之发达与历史之悠久，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至今尚没有一部现代的专门辞典，这实在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我们现在集中力量编辑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大事。所谓“继往”就是把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史学研究成果，以辞书的形式集中起来，表现出来；所谓“开来”,就是为今后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一本基础性的工具书。编这本书，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也将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先生的话虽然很简短，问题说的很透彻，先生无论于文章，还是讲话、讲演，历来讲求少而精，对编写辞典的意义的论述可谓言简意赅。于此也可见到先生考虑问题之精审。

关于如何组织作者队伍问题，先生一再强调，要面向整个史学界，要把热心于此事的史学家尽可能多地吸收到作者行列中来。在谈到队伍的组织时，他特别强调专家作用，一再说，只有众多的专家参与此事，辞书才能具有权威性；辞书的权威性不是靠行政，而是靠它内容的丰富和准确。为此，没有专家的指导和把关，是难于作到这一点的。为了延聘专家，他或自己写信亲自聘请，或派工作人员造门拜访。正是在先生这一思想指导下，聘请了一批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参加到编纂行列。先生对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史学工作者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一再提出作者的重点要放在这些人身上，要大胆起用这些人。这一思想也得到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持，所以各分册的副主编和编委大都是中年史学工作者担任的，还有几位中年同志担任了分册主编。先生曾在一次会上风趣地讲到，这部辞书要做到：“中年为之，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先生这句话既讲明了如何组织写作队伍，又提出了质量的要求。中年是写作的主力，老专家把好关，使辞典成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在筹备初期，对辞典规模的设想几经反复，关键是要不要加上一个“大”字。先生和其他的几位负责同志从一开始就主张加上“大”字，可是我们几位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谈到大字就常常有畏难情绪，怕被拖进去，影响自己的进修和研究。先生针对这种情况，总是和蔼地开导我们，要我们放开眼界，并一再讲述要加“大”字的道理。他说：“不大”,就不能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面貌反映出来；不“大”,就满足不了历史专业人员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大”,就不能立足于世界辞书之林；不“大”,就有愧于领导的关怀和读者的希望；不“大”势必出现这种情况：别的辞书，特别国外的有关辞书中有的，我们却没有。这如何向读者交待?我们恐怕要永世受非难。为了使我们的辞书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做到：别的辞书有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条目，我们应该有，质量要有所提高；另外我们还有一批辞条是别的辞书中所没有的。正如他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次编委会总结时所指出的：“这部书成败的关键和基础在于：一定要拟出全面、系统、准确的辞目总表；要比其他辞书增加大量的新辞目；要做好辞条的编写和定稿工作，要把住质量关。”遵照先生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组织了一些同志对现有的中外辞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条目进行了调查，并与各分册的编委所拟的条目进行了对比。当告诉先生这部书有一大批条目是新增的时，他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一九七九年春还有一件事情，当时虽没能实现，但反映了先生支持改革的精神和魄力。我们一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如何发挥各分册主编和作者的积极性，加快编写的进度和确保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此，几位同志设想了一个实行分册主编包质量、包进度、包财务，按劳付酬，减少行政开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编作的方案。建议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各自的责任：总编对社会科学院负责，各分册主编对总编负责。根据我们过去的印象，先生在许多行政事务上比较持重，所以向先生汇报这件事之前，有些担心。可是事出意料，当我们向他汇报之后，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询问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我们继续研究。经过几次商讨之后，先生下决心，表示全力支持，并诙谐地说：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这种事情，这次我要冒点险了。这个设想也得到了历史研究所和社科院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后来因为财务“制度”问题，终于没有办成，我们草拟的合同条文自然也只落为一张废纸，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今天改革之风吹遍了中国大地，这些已不算什么了。不过，在一九八○年春，多少还是有点新奇的。而先生以八十之高龄，功已成，名已就，却仍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去支持一件冒险的事，使我们深为敬佩。先生一生以务实为重，反对浮华。在这件事上，先生的精神仍是如此，是为了务实，为了提高效率。

一九八○年以后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但我知道，先生直到逝世一直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辞典的编纂事业。先生逝世后，《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悼念文章，对先生在辞典上的功业作了中肯的评价。这里我引其中的一段：“辞典编纂工作草创之始，他欣然担任了总编，亲自参加了第一个编辑体例的拟定工作。此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九八○年八月、一九八一年五月召开的天津、太原、上海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他不顾工作繁忙、身体劳累，以八十多的高龄，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在每次会议上，他都作了精辟的发言，为编辑工作解决疑难，指出了方向，振奋了与会者的精神，鼓舞了大家的干劲。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即八一年五月十四日的上海会议上，他提出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现代化问题》的三项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最新科学水平；加快速度),更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三、无文的文章

先生写了许多史学鸿篇，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可是先生对此向来看得很淡，这一点在编辑他的论文集时，我才有深切的了解。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先生的几位弟子商议出版先生的文集。当我代表大家向先生提出此议时，先生除表示谢意外，婉言谢绝了我们的提议。先生讲，解放前出过一本《清史探微》,那是为了卖稿还债，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援引古人为例，说明有生之年，以不编自己的文集为宜。他总认为由自己编自己的文集，难免加入自己的成见，杂芜并存。文章千古事，最好是身后由人决定取舍。先生表示这件事以后再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与先生的看法相左，所以一再劝先生重新考虑我们的提议，先生终于表示了这样一态：由你们决定吧，你们认为出文集有补于事，就由你们选编。随后，我以先生诸弟子的名义，向中华书局赵守俨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华书局接纳先生的文稿。赵守俨同志立即回信，不仅代表书局欣然同意，而且希望越快越好。后来有一次我见到赵守俨同志，他说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便提议出版郑先生文集，当时郑先生婉言谢绝了。可见先生对自己的文稿向来取持重态度。在这次编选文集的过程中，先生几乎未置一词，最初，我们想省事，希望先生提供一份目录。先生抱歉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记录。于此可见先生对自己的文章确实看得很淡。所以从整理目录到编选，基本上都是由他的几位专门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弟子完成的，只是在临出版时，先生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以叙情怀而已。

先生对自己的文字看得很轻，但对于一篇无文的“文章”,却看得格外重，这就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先生于一九五二年来南开，任历史系主任。直到他逝世，在这块园地里他整整勤奋地耕耘了三十年。先生来南开之前，南开历史系虽已初具规模，但终因建系时间不长，力量还比较单薄，先生的到来，使南开历史系顿时生色。先生不只一次地对我讲述过他来南开之后的心情，他当时即下定决心，定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先生以他特有的宏恢气量和忠厚长者之风，团结了全体教师。他高瞻远瞩，组织当时的中年人向专深方面发展，大胆启用当时的年轻人。同时又请来了几位有功底的教师。几年之内，历史系便有多种著述相继问世，使历史系面目为之一变，引起了同行的瞩目。先生于中，发挥了伯乐与老骥的双重作用，为后人念念不忘。

先生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制定教学计划的会议，并主持制定了中国古代史大纲。为了实现教学计划，先生身先士卒，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讲课，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在五十年代先后开设了七八门课之多，大大丰富了历史系的教学内容，开扩了同学们的视野，填补了南开历史系课程上的空白，对提高学生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先生对于教学历来是一丝不苟。先生讷于言谈，讲课并不生动，他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作学生的有时不免有些调皮，有一次给先生作了一次统计，一节课说“这个”竟至上百次之多。但是先生讲课的内容却极为充实，言必有据，旁征博引，且富有条理。我们拼命地记，仍多有疏漏。所以每听先生讲课之后，除感到累之外，更有沉甸甸的丰收之乐。我可以这样说，先生淡于著文，而勤于教学。先生一贯主张，教师一定以教为主。先生常说：文章固然很重要，但终究不能代替口耳之教，在传神、阐义、交流等方面，面对面的教学具有特殊的作用。先生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学，直到先生八十高龄仍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开设新课程。正是在先生带动下，南开历史系的绝大多数教师都以先生为榜样，孜孜于教学事业。除基础外，历史系开设了五六十门选修课，先生的身教应该说起了重大作用。

先生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贡献，可称之为一篇无文的文章，应该说，这篇文章是成功的，实现了他来南开时的志愿和初衷。当然，南开历史系有这种局面，无疑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全体教师与其他几位负责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先生用力最勤，花费的心血最多。所以先生对这篇“文章”的爱护远远超过对他自己的文字珍重。

历史系的多数教师都受过先生的教诲，这里讲一点自己的体会。在具体学问上的受益，举不胜举，难以数说。我只就一两件事情讲一讲先生对我的教诲、保护和指导。

一九七九年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们共同编纂的《中国古代史》出版了。在送给郑先生书的扉页上我们写下两行字：敬请郑先生指教。落款：您的学生们。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参加编著的同志几乎都是先生的一传和再传弟子。这本书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笔耕，但先生多年耕耘的心血沾溉了我们的成长。如果在正常的年代，这部书的主编是应由郑先生担任的，因为早在五十年代，郑先生就提议编写一部古代史教材，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次先生没能直接参与其事，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中国古代史》的第一稿写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第二稿写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知道了编写的时间，先生未能参与其事，对于人们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但先生对这部书还是多有帮助和指导的。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我曾多次向先生请教，一部分稿子也请先生审阅过。回忆当时的写作，感到最难处理的是由当时政治原因而风靡一时的许多“理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最伤脑筋。在与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先生极为谨慎。但他多次叮嘱：下笔要有证据，说话要留有余地。我与先生多年的接触，知道先生的谨慎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的谨慎对我起了降调的作用。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的确属于“低调”。不过经过拨乱反正，我们自己认识到书中时代的烙印还是不少的，有许多问题需要再认识。

当认识都比较清楚的时候，有些同志，对我们过去的失当，特别是对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时郑先生已恢复副校长之职。先生一方面要我冷静，虚心接受不管来自何方的合理意见；另一方面，又对我进行了真诚的支持和保护。他说，不要听别人说三道四，事情的经过我是清楚的，让他们来找我。同时对我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每想到此事，就像有一股热流温暖着我的心田。如果不是先生以及其他老师和同志们的支持和保护，我不知道会怎样。

先生对我的支持和保护使我受到鼓励，而对我业务进修方向的指导又给我指明了道路。过去我这个人搞的比较杂，许多东西浅尝辄止，兴之所致，便流连往返，在学问上缺乏立足之基。针对我的缺点，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要有一个专修方向，看准了要锲而不舍。先生还一再说，这个道理不难理会，但在实际上作起来有困难。几年的实践经验，我深切体会到先生的指导是及时的。

先生还多次同我谈到南开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的选择问题。他一再说，过去这些年，我们只是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学习和研究，从学问上看，南开中国古代史还没有形成自己特点、缺乏自己的特长。他一再告诫：在学问上，历史系，特别是古代史处于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外间说我们不错，但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自满，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和缺陷。与学界相比，不但没有自满的理由，相反，应该有危机感。先生还一再指出，我们的危机只有用专深的研究来补救。他在估计了中国古代史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之后，提出了横向深化与纵向深化相结合，以纵向深化为主的建议。他认为古代史多年来侧重于“块块”研究，相对说来“条条”研究比较薄弱。他号召大家选择一些纵向题目开展研究。并指出，纵向研究要注意一个“通”字，不要再横切。在题目的选择上，他提出眼观四方，尽量避免与兄弟单位“撞车”,要避开别人之长，培养自己之长。这是不是钻“冷门”呢?先生说：对冷门要分析，如果不问价值，专找一些冷僻问题，这不好；实际上是，有许多不该冷落而被冷落了的题目，钻这样的冷门，有什么不好呢?任何问题，一般地说，都是从冷到热。现在明清史的研究可谓之热门，在三十年代还属于一个较冷的题目。先生的用意是鼓励人们进行学问上的开始，要敢于创新。遵照先生的教诲，我们一些尚未立身的中青年重新检查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经过几年的实践，越来越感到先生的指教的重要。

建设南开历史系这篇无文的文章，用去了先生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应该说，这篇文章是成功的!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