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类精神表达的同时，对自然底线和法律红线的敬畏与恪守

喜马拉雅烟花秀事件——追求人类精神表达的同时，对自然底线和法律红线的敬畏与恪守

本文作者：程彦

近日，艺术家蔡国强与知名户外品牌始祖鸟开展合作，在海拔约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进行了一场烟花艺术项目——《升龙》，该行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公众对此次烟花燃放行为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提出质疑。随后，主办方发表声明表示所使用的是可降解环保烟花材料，并在燃放前和燃放后采取了生态保护措施。然而，即便是在最严谨的操作下，在喜马拉雅山脉这样极度敏感和脆弱的世界级生态区进行此类活动，其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仍然是巨大且不容忽视的。本文将从环保和法律角度出发，分析此次行为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相关主体可能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以期读者对环境污染法律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一、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

喜马拉雅山脉是亚洲的“水塔”，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任何人类活动，尤其是涉及化学物质的活动，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环境污染受侵害客体不仅包含私益，如受污染群体直接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包含公益，如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大气污染

火药爆破瞬间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有害气体主要包括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等，虽然主办方声称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可能指不含重金属、硫磺等成分），但任何燃烧过程都难以避免产生前述气体，会加剧区域大气酸化，并可能随大气环流影响更广的范围。颗粒物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主，这也是我国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的特征污染物，在高海拔、低气压、空气稀薄的环境中，这些颗粒物不易扩散，会长时间悬浮在空中，不仅影响视觉效果，还可能对当地空气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如果超出了大气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将由此产生空气质量发生化学、物理、生物或放射性方面等不利改变。

土壤污染

火药中的着色剂、助燃剂等化学物质在爆炸后会随未燃尽的颗粒物沉降到土壤中，这些外来化学成分尤其是其中残留的重金属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毒害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动物，影响高山草甸、苔原等脆弱植被的生长。尤其是在低温、低氧的高海拔地区，微生物活动微弱，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污染物降解速度极其缓慢，任何引入的化学物质都可能在土壤中长期留存，造成持久性污染。尽管主办方表示已经清理残留物并翻土修复植被，但需要说明的是，土壤和植被的修复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需要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植被种类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修复方案，需要经过评估与规划对土壤进行处理与改良，必要时还需要引入植物和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并进行长期监测与维护，而非简单对肉眼可见的残留物进行清理并翻土修复即可达到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

水体污染

喜马拉雅山脉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包括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湄公河等众多大河。烟花燃放产生的污染物沉降在冰川和土壤中，随着春季冰川融化和夏季降雨，会被冲刷并进入水系，向下游迁移，对水源地造成潜在威胁。同时，黑色或深色的颗粒物沉降在冰川表面，会降低冰川表面的反照率，增强其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从而加速冰川融化，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间接影响。

生态破坏

尽管主办方声称在燃放前已经转移牧民牲畜至安全距离，并使用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型动物离开燃放区，但巨大的爆破声和浓重的烟雾仍有可能会对高山地区的野生动物（如雪豹、岩羊、珍稀鸟类等）造成严重惊吓，干扰它们的正常觅食、繁殖和迁徙行为，甚至可能导致个体死亡（如惊厥、坠崖等），一定程度上破环了当地生态环境的稳定。

二、可能涉及的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该事件涉及的环境法律问题错综复杂，一方面涉及到燃放前的审批程序，据媒体报道，当地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针对此事回应称“手续合规，生态未受破坏”，9月21日，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表示已成立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另一方面，如果燃放行为确实存在违法性并损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则相关主体可能面临生态环境损害相关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本文主要对民事责任展开论述。

（一）事前评估及审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一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专门性法律，其中均规定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此次艺术项目似乎并不在纳入名录的173种建设项目范围内，并且据媒体报道，由于烟花使用了环保材料，因此无需进行环境评估。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未纳入名录的项目无需办理环评手续，但并不免除相关主体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与此同时，无需办理环评手续不意味着相关活动不需要经过审批。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禁止在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燃放烟花爆竹，同时，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向有关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由公安部门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

截至目前，尚未有公开渠道披露此次燃放的审批手续，仅有蔡国强本人当场感言视频曝光，其在感言中表达了对江孜县热龙乡包括公安、应急、消防、卫健、供电、移动、电信、宣传各部门对其此次“大闹天宫”的全力支持，如其所述属实，则此次行为系在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下开展，也与当地生态环境局的回复相呼应。但在如此敏感的生态区域开展大规模燃放行动，相关审批标准如何确定？审批流程是否合法合规？这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始祖鸟品牌方和蔡国强在书面致歉和说明文件中提到了后续将配合有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但事后评估更多是为了确认燃放行为已经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针对事前的审批流程问题，还需要有关部门对公众作出更为明确具体的答复。

（二）民事法律责任承担

多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有严格规定，活动主办方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并对可能造成的污染承担责任。关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相关的民事案件类型，一般根据受侵害客体为私益还是公益分为两大类，分别为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侵权责任主要是针对侵权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具体的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的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本质是对私益的救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是针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相关行为提起诉讼，是对公益的维护。由于此次烟花燃放事件并非针对某一特定被侵权人发生，而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引发社会公众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故笔者借此主要对可能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早确立于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是一种新类型的诉讼，其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是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法律武器。

1.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首先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没有前述主体或者前述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适格社会组织的认定，《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标准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且“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具体而言：

第一，“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为在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

第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表现为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同时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有关；

第三，“无违法记录”表现为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目前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占主导地位，少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相关社会组织提起。针对此次烟花燃放事件，如相关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则可由符合前述条件的社会组织或者日喀则市人民检察院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由相关政府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详见后文）。

2.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

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告可以要求其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对于生态环境修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同时，人民法院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此外，被告在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同时，还应当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或者生态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通常需要通过专业鉴定机构评估，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等，结合受损生态系统的类型、面积、修复时间等因素估算服务功能损失的具体金额。

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还有一特殊案件类型，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该类型案件同样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为目标，致力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与常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重叠，一般适用于突发、重大的环境事件或者在国家级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

同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常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又有所不同：首先，其诉讼主体为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基于所有权或行政管理职责提起诉讼；其次，在处理过程中，需先经磋商程序，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才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最后，其诉讼请求侧重于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或者生态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评估鉴定费用等，更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治理。

例如，2025年9月17日，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原告铜仁市农业农村局与被告某某房地产公司、周某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一案，判决某某房地产公司支付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70.12万元，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81.11万元，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致生态损害扩大损失52.59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费38万元，律师费6万元，共计247.82万元，周某某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三、国际层面问题

此次事件的烟花燃放地为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但因喜马拉雅山脉涉及多国，其环境影响不排除具有跨国界特性。依据《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埃斯波公约），该公约要求，对于可能产生显著跨界环境影响的拟议活动，发起方必须在决策前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通知可能受影响国。针对此次事件，如果活动可能对尼泊尔、印度等下游国家的水源和空气造成影响，中国是否有义务进行通知和跨国界环评？这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同时，依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方尽可能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有责任保护喜马拉雅山脉这一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

结语

蔡国强先生的喜马拉雅山脉烟花艺术项目，从其初衷看，是一场宏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艺术实践，此类项目常以“艺术”、“文化交流”、“人类与自然的对话”为名，容易获得文化领域的支持，然而，从环境和法律角度看则存在显著的风险，并且在法律上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现行中国及国际环保法律框架下，此类在极端生态敏感区进行的、以释放化学物质为手段的活动，有必要通过最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任何未经批准的操作都可能构成违法，其本身就会引发巨大的公众舆论和国际争议。

最后，借用新华视评之言：真正的敬畏，从不是在人间净土搞行为艺术，而是学会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