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回响 | 大兴安岭多文种墨书题记的独特价值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兴安岭地区遗存古代多文种摩崖题记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经系统田野调查，在我国大兴安岭及周边区域发现辽、金、元、明时期多文种墨书题记群遗迹60余处、题记600余条。这些题记涵盖汉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文等10余种古代文字，不仅填补了我国在欧亚草原地带多文种墨书题记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而且能构建该区域古代文字遗存的分布图谱，使我国成为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古代多文种墨书题记实物史料最丰富的国家，为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见证东西方文明互鉴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史料。

墨书题记具有独特价值

古代墨书题记是镌刻于洞窟、古建筑、摩崖岩壁的文字遗迹，作为碑刻铭文类史料的核心组成，其独特性在于它既是古代社会日常书写、信仰表达、族群互动的直接物化载体，更是文献记载难以覆盖的历史印记。与精心编撰的史书不同，墨书题记多为当时人们随手书写的祈愿文、往来记录、身份标识，未经后世篡改，保留了历史现场的原始样貌。

然而，墨书题记的留存条件极为严苛，自然风化、雨水侵蚀、人为破坏等因素，能跨越数百年时光者寥寥无几。欧亚草原与山林地带因气候相对干燥、人烟稀少，成为这类遗存的天然保存库。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北方民族石刻与墨书题记及其研究范式，曾长期主导欧亚草原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体系构建；我国虽在20世纪70—80年代于北方地区有零星发现，但因规模有限，缺乏调查研究，未能形成系统性学术影响。

此次课题组立足历史地理与自然条件分析，将大兴安岭地区定为核心调查区，经过四年野外踏查，不仅新发现大量墨书题记遗存，更摸清其沿古通道及河流、依城镇聚落、近战略要地的分布规律。这些发现或许能打破大兴安岭为古代文明“边缘地带”的传统印象，证明该区域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乃至欧亚大陆的重要文化枢纽。

大兴安岭摩崖题记 作者/供图

多民族交融与文明互鉴的印记

从辽到明，大兴安岭地区的墨书题记不仅是文字的留存，更是不同历史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鲜活档案史料。各时代题记的文种组合、内容指向，清晰勾勒出我国北方边疆治理模式、文化认同建构与欧亚文明互鉴的演进轨迹。

辽代作为农牧复合型政权，在以汉法治汉地，以契丹法治契丹的二元治理模式下，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社会格局。其借鉴汉字创制的契丹大小文字，既是政治统一的文化工具，也是农耕与游牧文化融合的标志。此次发现的辽代墨书题记以汉文、契丹文双语或混合型为主，且多与城镇、战略要地紧密关联：兴安盟阿尔山白狼镇洞壁题记群地处洮儿河沿岸交通咽喉，是连接大兴安岭南北的关隘；扎鲁特旗额尔登宝力皋洞壁题记群与辽代宁州古城直接呼应；呼和浩特白塔题记群则位于辽代天德军丰州城内……这些遗存证明，契丹文并非小众文字，而是广泛应用于行政、军事、日常交流的官方文字。

尤为重要的是，契丹文文献传世稀少，其释读长期是国际学界难题。此次双语题记的新发现，为契丹文释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更实证了辽代双语并行的文化政策对多民族社会稳定的支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山的辽代题记，与蒙古国肯特省发现的辽代大康年间石刻题记时代相近、文体相似，印证了辽代管辖范围的广阔与北方草原文化圈的整体性。

金朝延续辽代多元社会体制，进一步深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不仅沿用辽代城镇与古道，更仿契丹文创制女真大小文字，形成契丹、女真、汉三族文化交融的文字体系。此次发现的金代墨书题记，以女真文、汉文双语为主，早期遗存仍保留契丹文，清晰反映出金朝的文化传承轨迹。

从分布来看，金代题记多沿城镇间河流、峡谷古道及金界壕沿线分布：兴安盟索伦镇宝田金界壕北线旁题记群、科右中旗亚门毛杜霍林河岸题记群、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归流河南岸摩崖题记群等，既标记了金朝完善辽代古道后的交通网络，也见证了金代抵御蒙古势力的边疆防御体系。其中，索伦镇乌敦嘎查题记群极具代表性——除女真文、契丹文外，汉文题记居于中心位置，内容既有佛教祈愿文，也记载了平州与金山县之间的人口流动信息，是研究金朝社会结构、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的一手资料。此外，俄罗斯阿穆尔州、朝鲜半岛发现的金代女真文题记，与大兴安岭地区遗存形成跨国界文化链条，证明金朝文化影响力已延伸至东北亚地区。

蒙元时期是大兴安岭墨书题记文种最丰富的时代，汉文、回鹘文、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波斯文、藏文、梵文等并存，堪称元代多元文明的文字博物馆。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元代天下一家的统治理念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元朝以辽、金、宋体制为基础，构建游牧与农耕并行的治理体系，同时通过完善的驿道网络，吸纳西域、中亚、西亚文化，形成多族共居、多文并用、多教共存的文化生态。

从遗存分布看，元代题记既延续辽金时期的古通道与城镇，又进一步拓展了分布范围。哈拉哈河流域题记，霍林河流域额日吐题记群，西哲里木题记群、昆都冷河乌兰哈达崖题记群，洮儿河乌兰毛都题记群，满族屯特门嘎查题记群，克什克腾旗广兴源题记等，多为多文种多元题记群，不仅标记了元代驿道网络的关键节点，更折射出不同文明的交融细节。如满族屯特门嘎查题记中道教符箓符号与波斯文共存，实证了中国传统信仰与中亚文化的互动；广兴源题记中的景教十字架符号与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并置，反映了元代宗教宽容政策下的文明共生。

更具学术价值的是，多文种题记的互证功能可为厘清历史事件提供新依据。如克什克腾旗题记中，汉文“纳陈驸马”“至元十五年一月”的记载，与八思巴文、回鹘蒙古文中“囊加真公主”的表述相互印证，涉及元初忽必烈平定弘吉剌部只儿斡带动乱、囊加真公主参与善后的历史细节。而大兴安岭题记群与元大都、上都的“题记走廊”，与阴山通道及河西走廊石窟群的文化衔接，更证明该区域是元代连接中原、西域与西伯利亚的文明枢纽——与蒙古高原汉唐以来的汉文、婆罗米文、粟特文遗存相衔接，共同构成欧亚草原纵横交错的古文字铭文链条，其中大兴安岭地区遗存的规模与多样性，在整个链条中占据重要地位。

学术突破与时代使命

大兴安岭多文种墨书题记群的发现，不仅是考古与史学领域的一大亮点，更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理解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

从学术价值看，其一，填补北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空白。题记分布规律还原了辽金元明时期大兴安岭地区的城镇体系、交通路网与边疆治理格局，可重新认识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地位。其二，推动古文字学“绝学”发展。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等濒危古文字的新史料，为破解文字释读难题、重构古代北方民族语言文字史提供了新的支撑。其三，拓展丝绸之路研究视野。题记中的叙利亚文、波斯文等，实证了陆上丝绸之路向大兴安岭地区的延伸与东西文明的东北部地区节点，可扩展丝绸之路主要为东西商贸通道的传统认知，证明其同时是文化、宗教、技术传播的文明大动脉。

从现实意义看，这些遗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活化石。从辽代农牧交融、金代文化认同深化到元代多文明共生，每一处题记都记录着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轨迹，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同时，题记群见证的古代中国与欧亚各国的文明互鉴传统，也为今天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历史镜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是大兴安岭墨书题记留给当代的重要启示。

当前，对大兴安岭墨书题记群的调查研究仍在深入，未来有望有更多新发现。守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与思想价值，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时代责任。这些镌刻在岩壁上的文字，不仅是中华文明交融与欧亚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亦终将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纽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