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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金伟】1962 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沉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坤立看着村里因三年自然灾害闹得人心惶惶,又想起自家的困境,没多犹豫就写了申请书,决定回村种地 —— 既能响应号召,也能多照护家里。区领导得知消息,心里满是不舍,毕竟坤立做事踏实靠谱,是个难得的得力助手。可这是当时的大局势,没人能阻拦,临走前,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回河西大队当会计吧,村里正缺你这样会算账、能干事的人。”
坤立刚回村没几天,区里又急急忙忙派人来找他,说要他回去收交机要文件,预计得收三个月。他知道机要文件马虎不得,赶紧收拾东西回了区里。那段时间,他每天把文件一本本仔细收齐,逐页核对后分类造册,生怕出半点差错;收完文件,又想起之前组织编写的社志,特意找了块布把社志捆成一捆,牢牢绑在扁担上 —— 前面挑着沉甸甸的文件,后面挑着要交的栓皮,就这样挑着担子走了两天。先到西峡软木厂交了栓皮,算清运费,又背着文件一路赶到县政府,亲手交给了档案科的赵科长,直到看着赵科长在签收单上签了字,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进县政府大门的时候,坤立正好碰见了以前的组织部长程志绪。程部长一直很赏识他,知道他是个肯干事、能扛事的人才,赶紧拉着他的手问:“坤立,我听说你回村里了?好好的咋不在区里干了?” 坤立红着眼眶,把家里的难处简要说了说:爷爷上山拾柴摔没了,儿子白云被水冲走了,母亲住院、奶奶生病,家里实在离不开人。程志绪听了,拉着他往自己住室走,劝道:“现在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的时候,再熬一段日子就好了,区里还等着用你这样的人。”
坤立叹着气摇了摇头:“程部长,我知道区里需要人,可家里的情况您也清楚,我实在没办法呀!” 程志绪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那你先别管家里的事,我现在就给你开个条,你想去哪个区?还回米坪区也行,我来安排。” 坤立心里暖烘烘的,可还是摇了摇头:“我已经回村三四个月了,跟村里的人也熟了,地里的事、家里的事都拴着心,不想再回区里干了,谢谢您的好意。” 程部长见他态度坚决,只能遗憾地说:“实在不想干,那我也不勉强,以后要是有啥困难,随时来找我。”
没承想,刚回村没多久,坤立就又被推到了更重要的岗位上。1962 年 5 月,区里发现河西大队有分田到户的情况,认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是个必须纠正的大问题。大队支书毕云保、大队长刘运洪被请到区里反省了 20 天,最后还被撤了职。公社领导专门到河西开大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让坤立担任大队副支书,主持大队的全面工作;陈长法任大队长,刘天立任会计。坤立知道,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乡亲们对他的期待,即便心里清楚担子重,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河西大队的事办好,让大家能早点过上好日子。
1963 年,上级要求全面恢复集体生产,坤立和陈长法天天往各个生产队跑。白天,他们顶着日头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掰开揉碎了讲集体生产的好处,劝大家把分下去的土地收回来;晚上,又在队部开会商量后续安排,常常忙到半夜才能回家。作为大队干部,落实上级指示是本分,可这毕竟触动了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没过多久,就有人举报坤立 “私分区里打竹帘子的东西”。区领导没来得及细查,就在北庙的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
坤立心里又委屈又着急,赶紧去区里说明情况。后来查清楚了:那些棉线是 “门帘子厂” 散伙时,区领导说要低价卖给干部的,好多区干部都买了;只是后来领导觉得卖便宜了,让大家补钱 —— 每根转子补 5 分钱,檀条补 5 角钱,两根大梁补 10 元。坤立得知后,二话没说,当天就把该补的钱凑齐,交给了区财粮王集山,这事才算彻底翻篇。经此一事,他更明白:当干部就得行得正、坐得端,哪怕是一点小事,也不能让人说闲话。
自从当了大队的 “一把手”,坤立心里想的就只有一件事:怎么让群众能吃饱饭、过好日子。他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让地里的庄稼多打粮。老话说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他和队干部们商量后,决定让每个生产队买一群羊 —— 羊粪是上好的有机肥,能让土地变肥沃,庄稼自然长得壮。为了帮大家度过春荒,他又专门派人去内乡、镇平采购红薯干,拉回来后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看着乡亲们能多一口粮填肚子,他心里才踏实些。
坤立刚回村时,河西大队只有几台石磨,群众磨粮全靠人推牛拉,磨一次面要熬大半夜,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赶紧组织村里几个会木工活的能工巧匠,一起研究改进磨具。大家凑在一块琢磨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做木轮子安装水磨。那几个月里,坤立每天下了班就去作坊帮忙,和工匠们一起锯木头、凿榫卯,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歇着。终于,12 个生产队都装上了水磨,磨面再也不用人推了,效率比以前快了好几倍。看着乡亲们不用再熬夜推磨,拎着面袋笑着从磨坊出来,坤立心里别提多高兴 —— 能为大家解决点实际困难,再累也值。
解决了吃饭、磨粮的问题,坤立又开始琢磨改善住房。那会儿村里大多是草房,一到下雨天就漏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乡亲们整夜都睡不好觉。他召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全大队陆续建七个砖瓦窑场,让大家把草房改成瓦房。为了保证砖瓦质量,他专门和姑父辛好让一起去秧田村,请来经验丰富的烧砖瓦师傅周四海做技术指导。周四海来了后,坤立天天泡在窑场,跟着师傅学选土、和泥、装窑、烧火,遇到不懂的就问,生怕哪里出问题影响砖瓦质量。
就这样坚持了五年,河西大队绝大部分草房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瓦房,下雨天再也不用怕漏雨了。那会儿的河西,成了周边村子人人羡慕的好地方 —— 瓦房整整齐齐,道路干干净净,连邻村年轻漂亮的姑娘,都争着抢着往河西嫁。可坤立并没满足,到了 1972 年,他又召集干部开会,提出要办机砖厂:“现在瓦房是有了,但机砖比土砖更结实耐用,咱们办个机砖厂,让大家把瓦房改成红砖房,以后还能盖楼房!” 他带头凑钱,组织了 6 个有干劲的年轻人,一起筹建机砖厂。没过多久,机砖厂就投产了,乡亲们陆续把瓦房改成了红砖房,后来条件好了,不少人家还盖起了两层小楼。
不过,办砖瓦厂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庞区长带着一帮干部突然来了,说要查河西大队烧的 “资本主义黑窑”。庞区长领着十几个人直奔砖瓦厂,当时会计毕天保正在转轮盘拍瓦桶,被突然来的人吓了一跳。庞区长开口就说:“你先停一下,把记账本拿来我看看。” 毕天保赶紧找出记工账递过去,庞区长翻着账本问:“怎么只有 18 户参与?你们队上一共多少户人家?” 毕天保赶紧解释:“总共 22 户,五保户没劳力,没让他们参加。”
庞区长又问:“烧砖瓦的师傅是谁管的饭?”“是 22 户凑粮饭管的,每家兑了多少粮,账本上都记着呢。” 毕天保说着,又拿出粮饭账给庞区长看。庞区长仔细翻了翻,看着账本上一笔笔清晰的记录,脸上的严肃慢慢褪去,笑着说:“这就对了,是集体办的产业,不算黑窑,也不算资本主义。之前是谁汇报的,情况都不准确。走,咱们回!” 看着庞区长一行人走了,坤立悬了半天的心才放下来 —— 他不是怕自己受处分,是怕砖瓦厂停了,乡亲们盖房的事就耽误了。
除了改善吃穿住,坤立最上心的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1964 年冬天,大队开会时,他提起了建学校的事:“以前村里的孩子要上学,得跑几里路去邢门小学,路远不说,学校还是五间破草房,下雨漏雨、刮风漏风,孩子们冻得手都握不住笔。” 他看着在场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语气诚恳:“咱们忙忙碌碌一辈子图啥?还不是为了娃们好!现在河西条件好点了,可不能让娃们再吃苦受罪。我提议,大队筹建河西小学,让孩子们有个安稳的地方上课!” 他的话刚说完,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1965 年,大队决定把学校建在毕家坟园 —— 那里地方宽敞,能盖更多教室,还能留出操场的位置。坤立专门找来村里的老木匠辛景明帮忙,辛景明懂起梁盖屋的手艺,经验丰富。从打地基到上梁,坤立每天都泡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搬砖、和泥,遇到问题就和辛景明商量。两个月后,9 间崭新的瓦房教室建好了,还专门留了一间当老师的办公室。孩子们开学那天,背着新书包跑进亮堂堂的教室,脸上满是欢喜,坤立站在教室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比谁都高兴。
那几年,建学校的事就没停过。后来,为了让住在远处的孩子不用跑远路,大队又在金中寺盖了 8 间瓦房,办了金中寺小学;再后来,坤立又坚持在河西小学加盖了几间教室,修了平整的操场,还特意买了篮球架装在操场上。以前孩子们只能在泥地上追跑打闹,现在有了专门的操场,下课铃一响,满操场都是孩子们的笑声和欢呼声,清脆的声音能传出去老远。
坤立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 —— 因为家里穷,没条件好好上学,识的字都是后来自己慢慢学的。如今看着村里的孩子能在亮堂的瓦房里读书,能在宽敞的操场上玩耍,他心里就觉得格外值:“这不是在盖几间房子、修一个操场,是在给河西的将来铺路啊!孩子们有文化了,河西才有希望,乡亲们的日子才能真正越来越好。” 他始终记得,当干部的初心就是为百姓办事,只要能让河西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愿意多跑点路、多受点累。
编辑:李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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