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费孝通社会测量科学方法的比较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汪涛

本文采用统一测量学的方法（参见汪涛《实验、测量与科学》），将社会调查、田野调查等统一称为社会测量。但为兼容习惯表达，我们还是在不同场合采用传统的习惯名称。测量学在不同领域往往使用不同的名称，甚至在同一个大的领域的不同细分场合，使用的名称也不一样。不同应用目的和不同细分场合应用时，操作细节也的确有所不同，但一切学科领域的测量学在本质上是有统一理论基础的。

一、终于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称自己是“教员”了

2025年9月18日到21日，我在广西来宾市金秀参加第十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为参加此会，很自然地要提前做一下功课，重温一下费孝通的学术经历，并系统地复习和扩展考证一下费孝通1935年在这里进行田野调查的来龙去脉。

费孝通是从学术界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个实际采用田野调查方法的人。作为统一测量学的推崇者，我当然想利用此机会请教一下研究费孝通的权威学者，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与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方法的比较问题。此前，还没有人系统地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过研究。一旦进行这种关联，马上就会获得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并且对现在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可谓是至关重要。

毛泽东的头衔有很多，官方对于他的身份定论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此外，还公认他是文学家、诗人、军事家、宣传家、书法家、哲学家等等。然而，毛泽东个人并不喜欢这些头衔。在特殊时期，毛泽东还多出了一些称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对此，毛主席甚至非常嫌弃。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的身份：“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现在很多人也喜欢把他称为“教员”。

为什么这位缔造新中国的伟人，不喜欢众多闪耀的头衔，独爱“教员”这个称谓？是他嫌给的头衔不够高吗？显然不是，这些头衔都已经是至高无上了。那是他谦虚吗？也不完全是。关键不在于给他的头衔高低，而在于是否最合适，是否最能体现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当我把毛泽东与主要是作为学者的费孝通社会测量的科学研究方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过去是把“毛教员”理解为仅仅是去学校讲课当教师的“教员”了。学校的教师仅仅是讲课吗？是，也不完全是，还有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旦如此，一切就恍然大悟了。他老人家深知，终有一天，人们将会剥开特殊历史赋予他的政治与军事使命，深刻理解到将科学的测量学方法，系统地引入整个社会学领域，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的学者毛泽东。

从左至右：张东华、汪涛、胡均、梁文鹏

二、毛泽东与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同时开始践行田野调查方法

纯学术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被认为开始于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 1884－1942）。他也是费孝通在英国读博士期间的导师。

1914年，马雷特(R.R.Maret，1866-1945)教授有一个考察澳大利亚的项目，需要一名助手，时年30岁，对澳大利亚土著家族已经在文献上有所研究的马林诺夫斯基侥幸被选中。考察当中，一战爆发，他不得已滞留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所幸他有足够的资助，于是利用足够长的时间在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特别是其中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s)从事长期的实地调查。

他在1914至1918年之间到新几内亚进行了三次调查，分别是1914年8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对库拉及其相关事务的调查活动上。

在此之前，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被称为是“摇椅上的学者”，他们主要依靠传教士、殖民官员的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深入田野一线的“科学观察者”成为这个领域的基础方法。

以此沉浸式的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为基础，1922年出版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书中提出的参与观察法及田野工作规范，成为后来人类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论。这部著作奠定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创世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的地位。

与马林诺夫斯基被动并且有足够资助地开始田野调查不同，毛泽东是在身无分文条件下主动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1917年暑期，他和同学以行乞的方式游学，通过给人写对联等方式换取食物，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这应该算是一次社会调查的准备活动。同年12月份，他又步行至浏阳市文家集作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这是毛泽东最早开始的真正系统的社会调查工作，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调查的时间基本重叠。因当时马林诺夫斯基的调查结果还未发表，因此可以判断毛泽东并不是受他影响而是独立开始的此次活动。说毛泽东是田野调查方法的开拓者之一是丝毫不过分的。此后，从1922年起，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

三、毛泽东调查报告简要汇总

我在给一些单位讲党课时，经常会先提一个问题：要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读的文章是哪一篇？不同的人可能偏好不一样，回答也不一样。但作为理解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当属《寻乌调查》无疑。可以说，如果没读过这一篇调查报告，以及为该报告配套写的《调查工作》（现在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标题），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一生最酷爱写的作品就是调查报告。1930年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由会昌进入寻乌，毛泽东住在寻乌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这个古老的县城，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和寻乌各个阶层的11名代表进行了为期20天的访谈，详细了解了寻乌的商业状况、人口结构、土地关系、交通运输等问题。后在1931年的战斗间隙将这些资料整理，写下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很多人之所以不太重视《寻乌调查》，原因在于这种调查报告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不同，它几乎没有什么观点，全是各种详尽数据的汇总，是纯粹学术化的“社会测量报告”。《寻乌调查》是系统和全面反映毛泽东学术水平和调查研究方法的作品。为此他还配套写了两篇文章《调查工作》与《反对本本主义》，前一篇文章是谈调查工作的意义、价值以及具体的调查方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困难之处在于，毛泽东的众多调查报告都因残酷的环境而佚失了，尤其是最能反映其科学方法的原始调查资料存世的更少，即使存世的也极少正式出版。最初在浏阳市文家集的原始调查资料只剩极少的残篇。仅他在《寻乌调查》一文开始处，就明确提到7篇佚失的以下很重要的调查报告：

《调查工作》一文，曾失传近30年，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藏在墙洞里的一本《调查工作》捐献出来，才使这篇对研究毛泽东思想极为关键的文献失而复得。毛泽东在1960年底才看到重新找回的《调查工作》，他对工作人员表示“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他在《寻乌调查》开头处提到上述佚失的7篇调查报告时写到：“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特别遗憾的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也永远失传了。现在看到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重新找回《调查工作》一文后，作了很多修改，用《反对本本主义》的标题重新发表的。

除《寻乌调查》外，毛泽东存世的还有如下一些严格遵循科学规范的调查报告：

•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这是目前存世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调查报告。

•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对兴国县永丰区的调查，有4万多字。

• 《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对吉安东塘村的调查。

•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对吉安木口村的调查。

•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对江西长冈乡的调查。

•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对福建才溪乡的调查。

• 以上都收入了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文集。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第四期。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2月，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1930年4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军部及第三纵队进占会昌县城。毛泽东根据盘古山特委的情况，写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党史上又称作《会昌调查报告》。这是毛泽东对苏区工业和产业工人作的第一个调查报告。但这篇调查报告知道的人更少。

四、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形成溯源

现代科学出现的标志，是在相应领域全面系统地采用测量方法（有实验、观察等大量不同的名称）。当一个领域完全确立测量方法的基础研究地位，这个领域就进入了现代科学的行列。

现代天文学建立的标志是弟谷建立系统的天文观测体系。

现代物理学建立的标志是伽利略用斜面实验研究落体问题。

现代化学建立的标志是拉瓦锡用天平测量解决氧化问题。

现代遗传学建立的标志是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

现代生物学建立的标志是达尔文搭乘贝格尔号开启为期五年的环球航行，到各地进行生物和化石考察

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的是，社会科学领域引入现代科学的测量方法存在众多的困难，尤其主体误差比自然科学领域大得多，本身存在的领域也较多，引入现代科学方法经历的过程漫长且艰难。19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持续推动这一进程，但至今依然不够完善。在马林诺夫斯基、毛泽东与费孝通之前，多位开拓者的工作及具体时间如下：

1.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奠基

时间：1830-1842年

贡献：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系统提出实证主义哲学，主张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比较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为社会调查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变迁），强调通过客观数据揭示社会规律。

尽管孔德本人未直接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但其理论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哲学框架。例如，他提出“社会事实”应作为独立于个体的研究对象，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涂尔干的方法论。

2. 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 家庭调查与实证研究的开创

时间：1835-1855 年

贡献：勒普莱从1835 年起，耗时20年对欧洲数千个工人家庭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分析家庭收支账簿，于1855 年出版《欧洲工人》六卷本。他首创家庭预算分析法，系统记录家庭收入、支出、职业等数据，揭示经济条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勒普莱的研究开创了“地域 - 工作 - 家庭” 的分析框架，被视为现代家庭社会学和社区研究的源头。他的方法强调通过具体案例归纳普遍规律，与孔德的理论思辨形成互补。

3.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统计分析与社会事实研究的范式确立

时间：1897年

贡献：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次将统计数据与社会因素结合，通过分析欧洲 12 国 1835-1890 年间的2.6万例自杀数据，揭示宗教、婚姻、经济危机等社会事实对自杀率的影响。他发明统计交互表格，系统比较不同群体的自杀率差异，证明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呈负相关。

这一研究确立了实证社会学的规范：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验证理论假设。涂尔干还提出“集体意识”概念，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不可还原性，为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支撑。

4. 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 大规模社会调查与贫困地图的实践

时间：1886-1903年

贡献：布思领导团队对伦敦贫困问题展开为期17年的调查，采用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覆盖职业、收入、住房、宗教等维度。他首创社会地图法，用颜色标注不同街区的贫困程度（如红色代表“赤贫”，绿色代表“富裕”），并于1898-1899年出版《伦敦贫困地图》，直观呈现社会空间不平等。

布思的调查成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7卷）首次量化分析城市贫困规模（发现35%伦敦人处于赤贫），推动了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他的方法论（如多维度数据收集、跨学科协作）成为现代城市研究的典范。

5. 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 贫困线与需求导向调查的创新

时间：1901 年

贡献：朗特里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通过市场菜篮法首次科学定义“贫困线”。他以营养需求为基础，计算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食物、住房等开支，将收入低于此标准的家庭界定为贫困。这一方法被英国政府采纳，成为福利政策制定的依据。

朗特里还创新家庭收支追踪法，长期记录工人家庭的消费模式，发现“周期性贫困”（如失业导致的临时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区别。他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统计，深入分析贫困的社会文化根源。

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阶级分析与参与式观察的先驱

时间：1842-1844 年

贡献：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曼彻斯特工人区，与工人家庭同住、访谈，结合议会报告等文献，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他首创阶级分析法，将社会调查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尽管恩格斯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其方法论（如田野调查与理论批判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基础，并启发了后来的批判研究范式。他与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长期持续对大量工厂进行实地考察。1880年，马克思对工人劳动强度、工作时间和劳动环境等综合因素展开调查研究，制成了《工人调查表》，由此证实了劳资关系及其背后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陈独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他创刊的《新青年》中宣扬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以实验测量为基础的科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李大钊也率先提出“到民间去”进行调查研究的号召。但当年真正深刻理解这一科学方法的精髓，并且亲身践行这一科学认识方法的人少之又少。即使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本人也未完全实际这么做。

可以说，当年毛泽东与费孝通是真正理解并严格身体力行社会测量方法的极少数伟大的学者，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将中国社会带入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即使放眼全球范围，他们也都可以称得上先行者和开拓者。并且，他们把测量学原则带入了更高的层面和文明领域，是今天的中国可以完成文明反超和跨代领先的坚实基础。

五、两个长征对比——费孝通的田野调查工作及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与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同时开始田野调查是一个巧合，第二个巧合更加令人惊异——费孝通与王同惠同样是经历了一次长征，并且与红军长征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他们同年8月18日在北京结婚后，先是一起到达费孝通老家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探望费氏父母。后两人短暂前往无锡太湖鼋头渚度假。从江苏出发后，他们经上海乘船至香港，再折回广东，沿珠江流域进入广西。1935年9月底，两人抵达广西省会南宁，在此与广西省政府接洽，筹备调查事宜。10月8日，从南宁搭长途汽车，历经8个半小时抵达柳州。10月12日，乘坐“小火轮”顺柳江而下，耗时13小时抵达象县县城。10月18日，从象县出发，雇挑夫、坐轿并步行两天到达王桑村。最终从北京出发算起，全程经过2个多月时间，于10月21日进入大瑶山腹地，正式开始田野调查活动。同样是在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于22日宣布长征胜利结束。两者间最多仅有一天之差。

费孝通和王同惠一起赴瑶山调查前的新婚留影

费孝通夫妻二人与红军相比，人数和经历的波澜当然远远无法企及。只是，红军长征是从中国经济落后的井冈山地区出发，此后一直向西。越过昆明后向北，不久越过胡焕庸线。沿胡焕庸线以西向北最后到达陕西吴起镇。这是从人口相对密集的西部边缘较为贫穷的地区画了一个半圆。

而费孝通他们是从北京出发，沿中国东南部边缘画了另一个半圆。他们的目的地大瑶山就在红军长征路线的南边仅200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同样付出了非常惨重的牺牲和代价，1935年12月16日，在考察回村路上，费孝通误触当地捕虎机关受重伤，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王同惠在紧急下山求救时黑夜中迷失方向，最终在“鸡冲”崖下的深涧中遇难，后安葬于梧州市白鹤山的基督教墓地。费孝通在病榻上亲笔撰写碑文。费孝通回到老家养伤，但还是坚持在老家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他是带着这些田野调查的资料去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并以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写下《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江村就是他给开弦弓村起的学术化名。以大瑶山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写下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以及这篇博士论文，奠定了费孝通夫妇在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这两个同时完成的长征形成大致闭合的圆，也开启了中国社会正式进入现代科学文明的历史进程。

红军长征路线

在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时，费孝通主要从事人体测量工作，王同惠利用其女性的语言和沟通优势负责与当地村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专注于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结构性数据收集。她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系统记录了花篮瑶的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石牌组织（地方自治制度）等社会文化特征。以这些测量数据为基础完成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以“费孝通、王同惠合著”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人类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学者主导的民族志专著。

对于他们为什么要去大瑶山作田野调查，1936年6月3日费孝通写的“为什么我们到瑶山去呢？”（选自《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文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两个是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的观念，不去认识，任情批评，话愈多而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贡献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

他们共同的老师吴文藻，和当时费孝通的硕士生导师史䘵国也是支持他们作这个调查的。这两位导师希望费孝通能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展现出中国学者的科学水准。所以，费孝通他们的这次田野调查，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当时国际最高科学水平的活动。

吴文藻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奠基人之一，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系统引进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887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39年加入中国国籍，193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2岁。他早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索邦大学）和人类学学校学习语言学与人类学。他在此期间深受欧洲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为其后来的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 年起在清华大学开设“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课程，首次将欧洲现代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亲属制度分析）引入中国高校，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等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奠定了中国人类学“实地调查传统”的基础。

六、社会测量学不同应用的细分差异与相同之处

社会测量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较短，也可能很长。毛泽东重点是引入阶级分析的框架，调查一个区域的行政、地理、人口与阶层分布、家庭经济状况、经济活动等。他一般所花的时间多在一周至一个月左右。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等采用的田野调查，目的是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要测量人类体质、宏观经济状态等，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当地社会与家庭的内心深处，研究他们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以及相互的关系。这个因所测量的对象相对较为隐秘，甚至在刚开始不熟悉的时候，研究对象对研究者未建立信任关系时会人为隐瞒和说谎，因此要剔除各种误差、获得精确的测量数据所花的时间就需要很长。这也是为什么田野调查方法可能会要求与当地人生活时间要足够长的原因所在。有些研究社会变迁的调查研究甚至可能持续十几年、几十年时间。如果所要研究的问题必须的时间投入不足，就很可能会形成流于表面的“走马观花”问题。

但不管如何，作为测量活动，其中绝大多数内在要求是一样的：确定测量对象，误差剔除和分析，测量数据的完备性，精确度，分辨力，有效数据，各种数据处理（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果分析）等等。

另一方面，因一切社会活动的因果关系，往往可能涉及人类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因此，社会学本质上是需要跨一切学科的全科型领域。

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社会学领域也并未完全从统一测量学和全科型角度来看待社会调查方法，所以其科学性依然存在巨大问题。包括所有西方的社会学尤其经济学，其科学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薄弱之处。

即使在中国，尽管毛泽东与费孝通他们百年前就开拓了社会测量方法，但直到今天，费孝通与王同惠去大瑶山之前曾经有过的苦闷都解决了吗？好像并没完全解决。没有调查就“成天只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的现象消除了吗？不仅没有，还相当普遍存在。

基于统一测量学，不仅可以为任何社会测量活动提供完备的理论和方法支撑，而且可以提供全科型的知识资源支持，今天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科型研究提供了便利。因此，从统一测量学角度重新回顾和研究毛泽东与费孝通社会测量方法与大量的亲身实践，对于我们建立未来可以引领世界的社会科学是至关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