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端午节源头上虽有联系，但内容很不相同，不妨各表各的｜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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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成子

端午节，中国对韩国有影响，但影响大小不好说，因为五月五日前后是春夏之交万物生长的时节，世界各地的诸多民族，从上古巫术时代就会举办庆祝活动，欧洲在这左近也有五旬节。然后，朝鲜半岛的端午节习俗跟中国的差别也很大了，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节日，所以韩国给他们端午祭的内容申遗跟我们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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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官员明朝游记专题

《锦溪日记》大部分篇章都与明朝相关，记录了大量中国南方的民间生活细节，其中有一段描绘端午民俗的文字特别引人注目。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跟随鲁认的视角来看看十六世纪末的中国端午节是何等盛景。

五月初二日，晴。衙客五六辈，早食后携我出于城西门外。则濠池自南门外开凿环城，注引湖水。其广或百步或二百余步，而其深数丈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初二日早晨，坐营司的五六位衙客陪同鲁认步出福州西门。福州的城濠由南门开凿，引注西湖（在福州西北）池水灌注其中。城濠或宽百步或宽二百步，深达数丈。这样的水文环境为龙舟大赛提供了绝好场地。

竞渡船数百余只，满泛濠心。而或去或来，争相竞渡，其疾如飞。其状如龙鬐鬣，头角鳞甲玲珑，各以五彩，争奇斗异。其长十余把，其广数三把。其背则又以五色锦绣做成帐幕，或如华盖，或如罗帏，而以金缕绣成额字于四面曰：或通天大府，或行雨飞骢，或洞庭王宫，或钱塘君殿，或南海神宫，或东海灵府，或西海真宫，或北海玄宫，或沧溟风驲，或碧海神骢。皆以珊瑚、珠珀、琉璃、金彩润色，各逞万状。

只见宽广的城濠中大小龙舟遍布，目测有数百只之多，或缓缓往来，或飞楫竞渡。龙舟长约三丈余，宽则数尺，头角峥嵘，鳞甲玲珑，雕刻做工酷似五彩蛟龙，皆用各类珠宝装饰点缀，各自争奇斗异，神形万状。龙舟背部设有华丽的五色锦幕，四面用金线绣着大字，皆为神话传说中龙宫或龙驹的尊号。

龙舟上的桨手无不身穿华锦之衣，神采奕奕。鼓乐手争相奏响各种乐器，笙鼓齐鸣。擅长唱南曲的人则挺立船头，引吭高歌，此起彼伏。另外有专人负责向水中投掷一种“角饭”，像是在酹祭神明。

而舟人则又着华锦，笙歌鼓笛，交奏相争。能唱竹枝曲者数三，特立船头，激激其响，清越其音，争相哀唱。酹以角饭。角饭以真米饭做作。其状如犊角之状也。

这里的“角饭”很明显指的是今日端午节家家必备的食物——粽子。粽子已在中国风靡千年，而素称博学的鲁认竟对面不识，可见此物在十六世纪末的朝鲜半岛绝非常见。

接着他又用工笔摹写了一番福州城内外的佳节盛景，仿佛在后世读者眼前徐徐展开一幅《端阳繁华图卷》。

四面观者，云集雾会。而娼楼物色盛饰凝妆，尽登城上。而游冶公子辈，间间相杂，粉堞乌墻，花锦遍耀。而左右游观，亦举杯觞。管弦争嘈，其为壮观盛会。虽以妙手龙眠，要画模写，难尽其工夫矣。日晩归来，街路盈塞。西门外则未得任意运步，恰如举子入门之稠密矣。

待到华灯初上，兴尽而返，杨坐营（杨洪震）笑吟吟地问道：“今日壮观景象如何？”鲁认具述所见所闻，杨坐营很满意：“天下大观，莫过于今日端阳佳节的盛会。不过这是独属于我们南国的繁华，长江以北就没有条件搞龙舟竞渡。”

其实不仅是中国南北方的节庆风俗存在差异，朝鲜王朝虽然师法华夏礼制，其端午节俗体系亦与明朝大不相同。据《锦溪日记》载，早在端午庆典的前日，鲁认已经就此与明朝人士展开过一番深入的讨论。

晴。衙客曰：“今日乃端阳盛节。大江以南（大江乃黄河水，吴、楚、闽、广、四川、云南等）俗皆为屈原。处处江湖濠池，自五月初一日，皆乘竞渡船，投角饭唱竹枝曲，并昼夜游宴。其为佳节奇观。莫此为盛。故各衙大小贵贱、列营诸壮士、浑城老少及学宫诸生，或登城上，或登高陵，争相喜观。左右前后，磨肩接迹，盖天下奇观。未知贵国亦有是事否？”我答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无竹枝冤曲，但为田横五百义士。或作歌词，或作佳句长篇。辕门大将犒饷士卒时，使壮士吟咏，以激士卒之气。而端阳则千村万落，只作秋千之戏。”衙客曰：“秋千乃三月踏青日为之矣。”

当时坐营司的衙客向鲁认介绍了一番中国的端午风俗，将之总结为唱竹枝、竞渡船、投角饭、祭屈原，并询问朝鲜国端午节是否也是如此。鲁认则化用《晏子春秋》的句子作答：“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进而列举出朝鲜与明朝在端午风俗上的区别。

其一，朝鲜端午节不流行唱哀凄的竹枝冤曲，而是吟咏风格豪放的诗文，在大将犒赏士卒时命壮士击节高歌。

其二，龙舟竞渡、用粽子祭屈原这些风俗他也是闻所未闻的，朝鲜端午节的风俗只有男女老少一起荡秋千。

笔者认为，以上这段对比论述非常可贵，因为它在四百多年前就清晰地阐明了中、朝两国端午风俗的迥异之处，而这一点恰好能为后世中、韩之间的端午节争议做一个参照。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端午节的起源。端午源流可上溯至双重脉络，其一是先秦恶月禁忌。先民们根据自身对气候时令的观察，将五月视为阴阳争、毒气滥的“恶月”，而五月初五又被特别定义为“重五恶日”。

每到五月初五，先民们就会针对传统禁忌做出各种对应的禳解仪式。比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有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随着各地民俗文化的演变与交融，又发展出了沐兰汤、悬菖蒲、佩香囊、饮雄黄等新的习俗，到中古时期逐渐形成趋同的端午传统。

第二个源头是百越先民的神龙祭祀。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学实物支持，比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上刻有四组羽人划舟的图案，再如浙江鄞州出土的铜钺刻有的“羽人竞渡”纹饰，皆可视为后世龙舟竞渡仪式之滥觞。

至秦汉时，百越文化融入华夏体系，端午节的习俗渐渐发展成为祭祀龙神的节日。在图腾祭祀活动中，人们往往通过赛龙舟仪式取悦龙神，同时也将包裹在竹筒或棕叶中的角黍投入水中，向龙神献祭。

将屈原和端午节结合起来的记载始见于南朝梁人的著述。《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则归纳了此前大部分的端午风俗，又提到了粽子的作用：“夏至节曰，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书中首次明确了楚国先贤屈原与龙舟竞渡的联系。

五月五曰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曰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至此，端午民俗完成了儒家道德主义的伦理投射，辟恶、祭龙与伦理三大主题融合为一，形成了今日中国的端午节传统，与《锦溪日记》中所记载的民俗细节相互契证。

然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朝鲜半岛古代的端午民俗传统。

朝鲜古代的端午节传统也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从中国传来的端午时令禁忌。根据有关文献，至迟八世纪左右端午文化已经从中国东北传入朝鲜半岛，与当地的本土巫教传统结合，形成了沐菖蒲水、采集艾蒿等传统，能明显看出与中国的传承关联。

而在此外，中国端午传统中的赛龙舟则没有被朝鲜人接受，取而代之的是摔跤、赛马、跳跳板和秋千之戏等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活动。其中秋千之戏历史悠久，亦称“半仙之戏”，深受广大妇女儿童喜爱，在半岛的民俗文化占有重要一席。鲁认日记中提到的“端阳则千村万落，只作秋千之戏”，正是指此事。而明朝衙客则认为“秋千乃三月踏青之日为之矣。”

另外，朝鲜古人在端午节也没有吃粽子和祭屈原的习俗。从鲁认在日记里的反应看，甚至大概率连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会在节日期间制作朝鲜独有的传统食物：车轮饼（山牛蒡制作的糕饼）、艾子糕（艾草和糯米制作的点心），甚至还包括一种消暑生津的饮料五味子茶。这些传统美食不仅可口，在制作过程中还能营造节日氛围，具有独特的民俗文化价值。

两国端午传统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是朝鲜古人会在端午前后祭拜祖先。高丽文人崔瀣在文集曾云：“国俗以端午日祭其先。”文献记载，每年的这一天前后，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贱籍奴婢，都会前往祖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称为“车衣”。而我们中国古人祭祀祖先多在除夕、清明、重阳和中元，端午则未闻有此习俗。

从上述三例可见，作为文化概念的端午节无疑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但历经上千年嬗变，早已与自身文化融合自成一系，具体到民俗细节更是具有差别显著，可以说除了名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联系了。

至于这种程度的重合能不能算成韩国单方面的文化剽窃，笔者无意在此辩经，本文只是基于文献提供一个全新的参考角度，各位读者见仁见智。

综上所述，通过《锦溪日记》的这段记载，鲁认以一个朝鲜人的视角对比了中、朝两国端午风俗的异同，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切片。

当我们今日重审“中韩端午争议”之时，四百年前在闽江畔那句“千里不同风”的慨叹，或许才是破解彼此之间文化心结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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