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帮助过中国的外国人

中国人是懂得报恩的民族，如果当初1620年乘船到达北美的是中国人，绝对不会发生印第安人从几千万到今天的几百万人口这种事情。那些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外国人，有的被写入小学课本，有的被树碑立传，每逢国家有什么庆典活动，都会邀请他们的后人来参加，就像邀请亲戚朋友一样。这里搜集了这些外国友人的资料，有些人可能大家不熟悉或者没听说过，那这份资料就有了实际意义。以下人物介绍按照来华的时间先后排序。

第一位，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1839-1928），1861年起在华从事翻译、教育工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化学鉴原》《电学全书》等129种，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推动者。可以说我们的小孩子现在能学到物理化学等学科，这位傅兰雅先生功不可没。傅兰雅的贡献还在于他重塑了中国人对科学的认知。他确立的沿用中文旧名～设立新名～编写中西名目表的科技术语翻译三原则，至今仍对科技汉语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

第二位，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美国，1905-1972）。斯诺先生在中国可谓大名鼎鼎，正是他的努力，让西方世界知道在中国西北有着一支以救亡图存为使命的军队，知道这支军队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斯诺1928年赴华，1936年6月抵达陕北苏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记录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和苏区的社会改革。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而根据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瞬间轰动全球。这是首次有西方记者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打破西方对中国革命的误解，为中国革命争取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做出了贡献。1964年，斯诺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深入讨论了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核政策。周恩来向他展示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照片，斯诺将其发表在瑞士报纸上，震动世界，大大增加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1970年10月1日国庆大典上，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和夫人洛伊斯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他并肩站立40分钟。这一画面被《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这次公开互动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缓和关系的重要信号。毛泽东在随后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斯诺将这一信息传递给美国，此事促成了1971年乒乓外交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从此开启新的历史。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在瑞士逝世，中国派出的医疗组陪伴他到最后时刻。临终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他的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部分葬于他的家乡美国哈德逊河畔 。毛泽东在发给其家人的唁电中说：“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第三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美国，1892-1950）。1928年抵达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通过采访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向西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事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物资，还促成了白求恩大夫到中国这件极具重要意义的事。她撰写《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她用文字和行动，将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连在一起。她在自传《大地的女儿》中说：“我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她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文献。

第四位，就是妇孺皆知的白求恩白大夫。（Norman Bethune，加拿大，1890-1939）：1938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医疗队赴华支援中国抗战，抵达延安后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护人员，改进医疗器械，在前线抢救伤员时感染败血症，1939年11月牺牲，毛泽东为他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将他的精神概括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篇文章至今仍是中国中小学课文 。

白求恩大夫是很多人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有好感的直接原因，很多人先知白求恩，后知加拿大。2011年，白求恩的后辈堂孙马克首次访华，出租车司机说了一句：加拿大的好人白求恩，让他深受震撼。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一个普通人还能记得白求恩。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白求恩另外一位后辈沃伦·白求恩携妻子及两个学龄前孩子来华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了阅兵。。

第五位，柯棣华大夫（K. D. Kosambi，印度，1910-1942）。1938年作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赴华，先后在武汉、延安、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11月，柯棣华主动请缨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接替刚牺牲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他将手术室设在山洞、破庙甚至老乡的土炕上，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环境下，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先后参与救治了数千名八路军伤员和群众。因过度劳累他多次晕倒在手术台旁。

1941年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长期在艰苦环境中救治伤员，积劳成疾。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在为伤员做手术时，癫痫病突然发作，因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2岁。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我死后，请把我葬在太行山上，和白求恩同志永远在一起。”坦白的说，柯棣华大夫是我对印度仅存的有好感的人物。为了纪念他，中国在河北唐县建立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他的事迹被写入纳入中小学教材，他的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柯棣华的家人多次受邀访华，他的妹妹曼达里·柯棣华曾于1958年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近年来，中国也多次派人到柯棣华的家乡去探望其后辈家人。

第六位，拉贝先生（John Rabe，德国，1882-1950）。很多人知道拉贝是因为那本著名的拉贝日记。1937年在日寇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自己在南京的住所（现在已经开辟为拉贝故居）及周边区域划定为“安全区”，包括25个收容所，最多时收容了约25万中国难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和伤兵。并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写下《拉贝日记》，日记总计约2000多页，包含文字、照片、手绘地图和日军暴行的目击记录，真实还原了南京沦陷后的恐怖场景，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一手史料之一。

1997根据其日记出版的拉贝日记一书，以无可辩驳的细节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言论。战后国民政府给予了拉贝先生适当的救助。新中国建立后，在南京修复了拉贝故居，建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并授予拉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今年的九三阅兵，也被邀请参加了典礼。相比较那位救助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的晚年遭遇，中国人做的比犹太人好一万倍。

第七位，汉斯·米勒（Hans Müller，德国，1915-1994）。他于1939年9月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米勒主动申请担任八路军129师流动手术队队长，在距前线仅5公里的山洞中救治伤员。他曾连续72小时手术，为93名重伤员实施截肢、取弹片等紧急手术，自己却因过度劳累晕倒在手术台边。战后选择留在中国，加入中国国籍，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毕生精力，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教授等职。195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言“将生命融入中国人民的事业”。1960年代，他主动承担起研制乙肝疫苗的重任。1975年，米勒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批血源性乙肝疫苗。他不顾高龄亲自参与人体试验。这一成果使中国乙肝防治技术跃居世界前列，数十万新生儿因此获得免疫保护 。米勒的妻子中村京子是日本籍护士，15岁时被日军强征来华，日本投降后选择加入八路军。两人在战地手术中配合默契，被战友称为“跨国白求恩夫妇”。1951年，米勒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中村京子也成为中共党员。这对异国夫妻始终以“中国公民”自居，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这片土地。

1989年获卫生部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他的事迹被载入中小学教材，其研制的乙肝疫苗至今仍在守护国人健康。

第八位，马海德（George Hatem，1910-1988），美国出生，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他来中国研究热带病，看到战乱中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后投身中国革命。他在上海市区的诊所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络点。1936年，1936年，应中共中央邀请，马海德与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前往陕北苏区。赴陕北苏区后，改中文名为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首位外籍党员。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首位外籍公民，并担任卫生部顾问 。他主导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提出“大剂量青霉素十日疗法”，至1964年基本消灭中国性病，这一成就震惊世界 。

针对麻风病这一千年顽疾，马海德创新治疗模式。在他的努力下，到1988年，中国麻风病人数从1949年的50万锐减至7万，为全球防治树立典范。

1988年病逝，骨灰撒延河，夫人捐积蓄设“马海德基金会”。他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是首位获得“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称号的外国人，被誉为“中国麻风病防治之父”。

第九位，寒春（Joan Hinton，美国，1921-2010）和阳早（Erwin Engst，美国农业专家，1918-2003），1946赴华，1948年到延安。寒春是美国核物理学家，曾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 。两人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认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改变国家积贫积弱、改善民生的实践。从中国农村的落后中，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对农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推动，认定中国的事业是“更有意义、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

寒春放弃了核物理研究，投身中国农业机械化。在陕北、北京等地推广农业技术，夫妻二人长期扎根中国农村，为中国农业发展奉献一生，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帮助过中国人民的外籍人士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或出于对中国文化对热爱，或出于国际人道主义，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