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文明的熵增实验室：再访地中海历史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蔚蓝的地中海及其灿烂的历史文明情有独钟。《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于西班牙广场台阶上品尝冰激凌的画面，成为一代人心驰神往的永恒定格；而作为首个登陆中国大陆的欧洲五大足球联赛，1988-89赛季的意甲联赛，则开启了无数中国球迷的独家记忆，彼时如日中天的AC米兰，更以其非凡魅力催生出万千东方拥趸，令红黑军团的光辉闪耀东方；爱琴海的落日熔金、米诺斯文明的千年遗迹、圣托里尼岛在蔚蓝怀抱中星罗棋布的洁白屋宇与蓝顶教堂，无不完美契合世人对浪漫的终极想象；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中《威尼斯的小艇》，以船夫娴熟技艺和那新月般灵巧穿梭的舟影，在我们心中勾勒出水城威尼斯最初的美好印象；至于《圣斗士星矢》，它为我们带来了希腊雅典帕特农神庙的直观图景，更悄然积淀下追寻希腊神话与英雄史诗的原始悸动……这一切都源于地中海及其产生出的璀璨夺目文明的无穷魅力。

在中文图书市场，以地中海历史为主题的书籍车载斗量。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为举世公认的经典；近来又引进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接续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的《堕落之海》；通俗历史方面有罗杰·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通史为主轴，深受年鉴派的影响，尚未打破传统“陆地观”的桎梏。而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领衔主编的《地中海四千年》，融合多学科，汇集全球地中海研究领域历史、考古、气象等9位专家，以战争、贸易、宗教、技术为主线，以新颖的“海洋中心视角”重新审视地中海跨越四千年的历史，为这片蔚蓝的文明摇篮添加新的注脚。地中海的浪，四千年来反复冲刷同一片海岸，却从未真正洗净那些沉入沙砾的釉彩——那是诸神与凡人共同签署的契约，是帝国与废墟交替书写的密码。

地中海虽然已经不是当今世界的中心了，但正如大卫·阿布拉菲亚所言：中世纪的地图绘制者当然理解地中海是三个大陆的交汇点，但只有一个大陆是由基督徒统治的。不可否认，这一地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无论是源自雅典、罗马以及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古典文明和世界文化史，还是由犹太教及两个子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塑造的世界宗教史，抑或由伊比利亚半岛扮演主要角色的帝国史，以及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帮助塑造的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商业制度与理念以及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史……地中海在其中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等人在《新全球史》中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的末期，几个早期社会的内部结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们的权威扩散到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并且发展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传统。这些杰出的社会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地中海这片蔚蓝的海域在四千年的时间维度上，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

撰文｜格瓦拉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主编

译者: 刘岩 / 徐家玲 校译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

木马的回声：

特洛伊未烬的火焰

荷马用盲眼凝视黑暗，舌尖涌出青铜般铿锵的六音步诗行，他在《奥德赛》的开篇写下：在摧毁特洛伊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特洛伊战争经由荷马史诗的传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2013年土耳其考古队在特洛伊遗址发现冷杉木板，放射性碳定年为公元前12世纪，与战争时间吻合。但激光雷达勘测显示城墙仅高9米，23米的木马根本无法入城——诗性叙事在工程现实前裂开缝隙。

更深的真相埋在城墙底部：800米长的地震裂缝（碳-14测定为公元前1180年）如一道狞笑的伤口。希腊联军趁地震崩塌发动火攻，而“木马”可能是胜利者将天灾篡改为智谋神话，用故事驯服历史的混沌。当赫梯泥板记载的“希腊雇佣军劫掠特洛伊”曝光，英雄史诗坍缩成青铜时代的一场佣兵暴乱。

《地中海四千年》作者之一的考古学家，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马尔林·苏亚诺敏锐地指出：关于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希罗多德认为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而根据经典资料，公元前1184年被广泛接受为特洛伊陷落的日期。布莱根所确定的特洛伊城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荷马式的特洛伊，其定年可上溯到公元前1250年，在赫梯语中可作为特洛伊参考材料的文字却是指布莱根的特洛伊城的第六层（Troy Ⅵ），是传说中的堡垒城镇。我们必须清楚，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的那种特洛伊战争。许多学者似乎一致认为，他的诗歌中所描述的所谓荷马社会包含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元素：迈锡尼青铜时代、希腊黑暗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特洛伊战争的史诗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从所谓的“传统材料积累”中编纂成文，其中许多可能是受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启发，但没有一个是准确的描述。

众说纷纭的特洛伊，就像未烬的火焰，在明灭忽闪之间又穿越了三千年，也许人类不需要真相，只是需要以传说为锚点，倾注自己的向往与理想，掩盖战争制造的灾难。历史的残酷暴力不停重演，而人类永远需要木马般的故事来粉饰现实的粗粝。

作者: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译者: 徐家玲

版本: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7月

罗马崛起的奥秘：

共享、技术升级与贸易

罗马人用混凝土浇筑永恒。他们在奥斯提亚港竖起灯塔，光柱穿透第勒尼安海的夜雾，为帝国划出金色的等高线。但庞培剧院的石阶上，西塞罗的鲜血正渗入地缝；比尔萨山上布匿战争烽火骤起，埃什蒙神殿残缺的石柱永远停驻在白昼与黑夜的交界。

地中海成了帝国的内湖，也成了权力、信仰与贸易的角斗场。公元前273年，希腊北部伊底鲁斯国王皮洛士开始觊觎亚历山大的政权。他试图干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事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妄图成为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但他的计谋被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的共和政体——罗马，粉碎了。在希腊军事威望达到顶峰、其国王又统率着一支强大军队的时候，受到冷遇一定是一种不祥之兆，这无疑让罗马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正是西西里岛与腓尼基的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将罗马坚定地推向了地中海的舞台的中央，并使其成为海上强国。

本书作者之一的英国古代史学家杰弗里·里克曼认为：罗马意识到，与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战争不可能仅靠陆地战取胜，而是需要切断迦太基的海上联系，罗马的计划给海军增加了难度。它需要一支比曾经所拥有的舰队更大规模的五列桨船组成的新舰队。事实上，在这场持续了23年的战争中，需要建立一支又一支的舰队，每支舰队都要有数百艘战船，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迦太基人海战能力更强，罗马人为了能有效对抗他们，一开始就改变战略，将海战转变为陆战。他们在船的末端固定上爪钉，称之为“乌鸦”(corvi'crows)，牢牢钩住敌船，形成连锁，再让士兵蜂拥到敌船上。后来这些设备被放弃了，由于罗马海军技术的进步与无与伦比的后续兵力，他们在战争中坚持时间更长，最终战胜了敌人。

我们通常在讨论罗马帝国崛起的奥秘的时候，都围绕着军事纪律、制度韧性、地理红利、文化弹性等协同因素来讨论。依靠军团武力和“分治”策略快速扩张；通过法律整合、公民权开放和文化融合维持稳定……都是热点话题。但我们通常会忽略掉罗马强大的奥秘还在于它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杰弗里·里克曼认为：罗马没有向盟国索取贡品，而是要求他们派遣军队。盟军参加罗马的战役，与罗马共享胜利和战利品。相比之下，迦太基头上压着一个收取“贡品”的帝国，还有一支只为钱而出战的雇佣军。公元前238年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也被迅速地割让给罗马。这些地方的雇佣军没有得到报酬，与迦太基反目，并离开了拖欠报酬的雇主。依靠意大利同盟的“共享战利品机制”，将战争掠夺的财富分配给其他国家以及商人，是超越雇佣军的存在，在历史上算是一个海域协同体系建立的典范。

罗马崛起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就是它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体系。在罗马世界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中，可能最明显的是与东非阿拉伯、印度以及间接地与中国进行贸易。虽然有著名的商队穿越亚洲，从巴尔米拉这样的城市进入罗马领土，或者从阿拉伯次大陆北上到佩特拉。但是，这种贸易的主要路线在海上。他们增加了亚历山大作为地中海港口，有其独特意义。

彼时的人类世界，只有罗马世界和汉代中国才有准确的人口统计。贝洛希（Beloch）估计奥古斯都死时（公元14年）罗马帝国的人口为5400万，非常接近于汉代中国在公元2年帝国人口普查的5950万（或者5760万）的居民总数。两大帝国的贸易接触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罗马帝国与汉朝首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直接联系，尽管学者推测使者可能是商人冒充。《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延熹九年（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后汉书中称为“安敦”）派遣使者从南海（今越南中南部）登陆，携带象牙等贡品前往洛阳。

战利品共享建立起罗马强大的征战同盟和战斗意志、技术升级带来了海战模式的主导权变更、地中海贸易主宰权的获得让罗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和物资保障，这些都是罗马把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的不可或缺的筹码。

纪录片《地中海》（2022）剧照。

死神的镰刀：

鼠疫、黑死病对文明的重塑

公元前500年甚至更早的时间里，各种微型的和巨型的寄生平衡在亚欧大陆诸文明地区都逐步确立下来，人类宿主与新的文明病之间的适应过程在大部分抑或所有的文明中心也在艰难地展开着。在地中海这样人类出没频繁的水域，航船借助有利的风向，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00多英里，使地中海的沿岸城市构成了统一的疾病圈。一个出发时身体还健康的人可能病倒在路上，并感染同船其他乘客，海上旅行因此可以很容易跨越几百或几千英里的水域，把传染病从一个港口带到另一个港口。

爱德华·吉本他的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提到：“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明显地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

著名拜占庭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在其名著《战争史》中提到：“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4个月，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3个月。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持续上升，后来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 5000 人，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 10000 人或更多。”疫情期间也产生了第一手观察资料，据当时重要的宗教史学家，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的记载，瘟疫高峰时，仅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场所每天便有数千名穷人死去：初期日死亡人数约为5000人，随后迅速攀升至7000甚至10000人，最终达到了骇人的16000人顶峰，这可能是相关史料中记载的单日死亡峰值之最。城门的官员试图记录运往城外埋葬的尸体数量，但在数到23万具之后便被迫放弃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实在过于庞大，超出了清点能力。《阿贝拉编年史》印证了这场灾难的广泛性与毁灭性，描述其“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同时代的学者在记录这场蔓延世界的瘟疫时，点明了其恐怖的起源与影响：“据信源于埃塞俄比亚，之后便席卷了整个（已知）世界……除少数先前感染过此病（从而免疫）的人外，无人幸免。某些城市的遭遇尤其惨烈，几乎到了无人存活的境地。”

全球史研究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名著《瘟疫与人》中总结道：倘若我们把查士丁尼时代鼠疫首次以毁灭性姿态现身欧洲之后的历史，同1346年被欧洲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暴发之后的历史相比较，上述这点就相当明显了。第一个事例中，鼠疫最后完全从基督教欧洲消失了，基督教文献最后一次提到该病是767年。

本书作者之一的巴黎索邦大学中世纪历史荣誉教授米歇尔·巴拉德也注意到：地中海上“美好的13世纪”，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却最终以一场破坏人口平衡的黑死病大灾难结束。这场大流行病很可能从克里米亚的卡法贸易港口开始，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地中海。1347年君士坦丁堡被传染，同年12月，墨西拿和马赛被传染，到1348年6月，瘟疫肆虐于意大利各大城市随之是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不同地区死亡率不同，死亡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几十年内这种传染病的复发抑制了地中海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需要至少半个世纪才能回升到1348年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爱琴海和黑海（1348年至1355年）的战争使热那亚与威尼斯、拜占庭和加泰罗尼亚交战，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地中海贸易遭到破坏，西方势力被削弱。

黑死病、鼠疫以其恐怖的死亡镰刀，强制性地为地中海文明进行了一次残酷的“重置”。它摧毁了旧秩序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撼动了固化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权威。在巨大的创伤中，劳动力价值的重估催生了经济新动力，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则悄然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火炬点燃了火种。瘟疫并非地中海文明衰落的终点，而是在毁灭的灰烬中，意外地催化了新文明形态的孕育与转型，其深远影响印证了历史进程在灾难面前的复杂性与韧性。地中海文明从此浴火重生，涅槃绽放。

纪录片《地中海》（2022）剧照。

舌尖暗流：

地中海的农作物和美食传奇

在约瑟夫·米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这样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主人公约瑟连闻到烤羊肉的香味，午餐有烤羊肉串，香喷喷的大块烤肉咝咝作响，就像炭火上的恶魔——羊肉预先腌制了七十二小时，用的是米洛从黎凡特一个奸商那里偷来的秘方，再配上伊朗大米饭和帕尔马干酪芦笋尖，随后的甜点是火焰樱桃，最后是热气腾腾的新鲜咖啡，还有本尼迪克特甜酒和白兰地。主人公约瑟连永远被困在下一次轰炸任务的系统里，而司务长米勒却通过走私意大利的烟草和食物左右逢源，大发横财。二战时，盟军把地中海作为大后方，为粉碎第三帝国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以及开辟“第二战场”分散纳粹兵力，为盟军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地中海“丰腴之海”也给盟军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 [美] 约瑟夫·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