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林徽因齐名，一出生就被当作“灾星”，36岁在家难产去世

说到“民国才女”，似乎大家想到的都是林徽因、陆小曼这样的家世显赫的女子，可在却有这样的一个“才女”，一出生就被当成“灾星”，36岁那年就不幸难产去世。

她就是庐隐。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才女的“悲剧人生”吧。

1898年的福州闽侯，正是初夏梅雨季，空气里飘着湿冷的霉味。黄家大院里却没半点添丁的喜气，举人黄锡祺的妻子刚生下个女儿，老太太就咽了气。

家里人围着襁褓里的婴儿，七嘴八舌地说：“灾星！这孩子是灾星！”。母亲看着这个“克死”自己母亲的女儿，连抱都不愿抱，转头就找了个乡下奶妈，把孩子送走了。这孩子就是黄淑仪，后来的庐隐。

奶妈家的日子苦，却给了庐隐这辈子最早的甜。

乡下没有“灾星”的说法，奶妈把她裹在粗布襁褓里，下地时挂在田埂边的榕树上，夜里哭了就哼着福州小调哄。庐隐后来在文章里写过，她记事儿起最清楚的，是奶妈身上的柴火味，和田埂上此起彼伏的蛙鸣，那是她这辈子少有的、不用看人脸色的日子。

可这份甜只维持到她6岁。后来，父亲黄锡祺要去长沙当知县，想起还有这么个女儿，就让人把她接回了家。

回到黄家的庐隐，日子一下子就变得艰难起来。母亲见了她就皱眉，吃饭时让她蹲在墙角，弟弟妹妹抢她的东西，母亲只会说：“你是姐姐，让着点怎么了”。

不过，更让她怕的还是父亲，有一次坐船去长沙，庐隐想奶妈想得直哭，吵得黄锡祺心烦，竟一把抱起她，就往江里扔。幸好船上的听差眼疾手快，扑过去拽住了她的衣角。

没过多久，父亲突然病逝，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投奔北京的舅父，庐隐更成了“累赘”。舅父家的日子不算差，却没她的一席之地：表兄妹们背着新书包上学，她只能跟着没上过学堂的姨妈学一些启蒙知识；夜里表哥表姐挤在暖炕上讲故事，她只能睡在灶台边的柴房里。

有次她脚生了疮，烂得流脓，母亲也没带她看医生，还是舅母给了她一块黑乎乎的药膏。后来疮好了，她的脚却比常人小一圈，走多路就疼。

就这样熬到9岁，庐隐才被送进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校里的修女说话温柔，却总带着股疏离感；同学们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姑娘，看她穿打补丁的衣服，就偷偷叫她“小叫花子”。她没人说话，就把所有时间泡在图书室里。

文字成了她的避难所，难过时读几页书，仿佛就有人陪着她说话。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偷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庐隐”，“庐”是草屋，“隐”是藏起来，她想做个能躲在书里的人。

1919年，22岁的庐隐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这一年，五四运动刚过，北京城里到处是新思想的浪潮：学生们上街游行，报纸上讨论“女性解放”，连女学生们都敢穿短衫、剪短发了。

庐隐像终于找到了同类，她和同学们一起办刊物、开读书会，第一次敢站在台上说话，批判“裹小脚、嫁男人”的老规矩。也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冰心、苏雪林，还有后来影响她一生的几个男人。

第一个走进她心里的，是表兄林鸿俊。林鸿俊比她大几岁，在舅父家时就常偷偷给她塞糖吃。庐隐上大学后，他也来北京做事，常约她去颐和园散步。

林鸿俊说话温吞，会听她讲读书的心得，也会帮她抄稿子。就是这份温柔，让从小缺爱的庐隐动了心。两人偷偷写信，林鸿俊在信里说“等你毕业，我就娶你”，庐隐把信藏在枕头下，睡前摸一摸，都觉得心里暖。

可这段感情很快就无疾而终。林家觉得庐隐“命硬”，又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坚决反对；母亲更是以死相逼，说“你敢嫁他，我就撞死”。更让庐隐寒心的是林鸿俊，面对家里的压力，他渐渐退缩了，后来甚至听从安排，和一个富家小姐订了婚。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庐隐把那些信烧了，躲在宿舍里哭了几天。但哭完之后，她反而清醒了：她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妥协的男人，而是能和她一起对抗世俗的人。毕业后，庐隐成了一名教师，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直到1921年，她在一次文学活动上遇到了郭梦良。郭梦良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站在台上讲“社会问题”时，眼睛里有光。他知道庐隐的文章，也懂她心里的苦，两人一聊就停不下来。

可相处没多久，庐隐就知道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郭梦良在老家有个包办婚姻的妻子。

朋友们都劝她“赶紧断了”，可庐隐偏不，她见过太多女人被婚姻困住，她想试试，能不能自己选一次。

1923年，她和郭梦良在上海租了个小房子，没办婚礼，就这么过起了日子。婚后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郭梦良在报社上班，工资不高，还要寄钱回老家；庐隐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赚稿费，有时写到半夜，连煤炉都舍不得烧。

婆家更是没给过她好脸色，婆婆来上海住了几天，连正眼都不看她，说：“我们家只认原配”。可庐隐不在乎这些，只要郭梦良在身边，她就觉得有奔头。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晚上等郭梦良回来，就给他端上热粥，听他讲报社的事。

1924年，两人女儿郭薇萱出生，庐隐抱着孩子，觉得人生终于有了个落脚点。可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这年冬天，郭梦良突然得了肺病，没几天就走了。

郭梦良的葬礼上，庐隐抱着刚满1岁的女儿，哭到几乎晕厥。她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现在只想死”，丈夫没了，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婆家还催着她把孩子送回去。

那段日子，她白天抱着孩子去教书，晚上孩子睡了，就坐在灯下写文章，写着写着就掉眼泪。她的文章也变得沉郁，字里行间都是化不开的悲伤。

就在她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封陌生的信寄到了她手上。写信的人叫李唯建，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比她小9岁。李唯建说，他读了她的《海滨故人》，觉得“你心里的苦，我都懂”。

一开始，庐隐没当回事，只礼貌地回了信。可李唯建的信一封接一封，有时写他在清华园里看到的玉兰花，有时写他读诗的感受，字里行间都是少年人的热情。

慢慢地，庐隐被这份热情打动了。她会跟李唯建聊自己的过去，聊郭梦良，聊女儿；李唯建也会跟她聊未来，说：“等我毕业，我们一起去日本，好好过日子”。

1928年，两人在北平见了面。李唯建比信里更阳光，见她穿得单薄，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过马路时，会小心地护着她。庐隐的心，又一次热了起来。

1930年，庐隐和李唯建结了婚，一起去了日本。在东京的日子，是庐隐这辈子最安稳的时光：李唯建在东京大学旁听，她就在家里写文章，偶尔一起去逛浅草寺，吃关东煮。她的文章也渐渐有了暖意，《云鸥情书集》里满是对爱情的珍视，字里行间都是幸福的味道。

后来两人回国，住在杭州西湖边，每天早上一起去湖边散步，晚上一起看月亮，庐隐说：“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

可幸福的日子还是太短。1934年春天，庐隐又怀孕了。当时家里经济不宽裕，她想着能省则省，就没去大医院，只找了个上门的助产士。5月13日那天，她难产了，孩子生不下来，血越流越多。

等李唯建慌慌张张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临终前，庐隐拉着李唯建的手，气若游丝地说：“别告那个助产士了，人都没了，没用的”。

这一年，她才36岁。这样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就这样仓促又悲凉地结束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