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叶酸之父蒙冤入狱，科学尊严谁来守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来应该是指，人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法律规定的后果。然而，当“冤案面前人人平等”经常成为某种现实注脚，令人不得不反思：司法的初衷，是否已在扭曲的执行中渐行渐远。

这样的遭遇，当落在李竹教授这样为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每年挽救全球至少几十万生命的科学家身上时，则更显荒诞与沉重。

他曾用25 年时间投身于出生缺陷，特别是神经管缺陷的研究、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主导中美合作项目开展大规模人群试验，在世界上首次证实单纯小剂量叶酸能有效预防神经管缺陷，其研究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誉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大的十项公共卫生成就之一 ”， 直接推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将叶酸强化纳入国策……

正是因为李竹这些科学家的努力，令妇女增补叶酸能有效预防婴儿神经管缺陷 ，现如今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成为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而在此之前，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到40万个神经管缺陷新生儿案例发生。

为整个人类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他，现如今已经78岁高龄，竟还需要在喊冤路上继续奔波！而他所被指“挪用公款罪”的对象，却是自己出资成立，只是因为政策的局限而被名义上归为“校办企业”；被指挪用了的205万元“公款”，实际上是他的权限所能支配的资金，并涉及借款和技术转让费之间的巨大争议，远非一个简单的“挪用”所能概括。

李竹教授这样的科学巨匠竟也能受到如此遭遇，不仅是司法现状的警钟，还是又一中国科研体制痼疾的残酷切片：科学家贡献常被轻视，产权界定模糊，科研成果转化艰难。如此悲剧若迟迟得不到制止，科技兴国如何实现？

一、高龄科学家莫名遭疲劳审讯，从“贪污”到“挪用公款”背后的控制权争夺疑云

2011年1月10日下午，李竹突然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电话，让他第二天到海淀区检察院配合调查。

1月11日，到达海淀区检察院后，李竹被告知，他因涉嫌贪污犯罪而被传唤，上午9时开始进入一个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地下室接受审讯。

“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对我‘轮番轰炸’，给我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李竹回忆说，他一听那些问题，就知道是出自“北大医学部”某些人从2007年到2010年间不断举报他的很多“问题”。然而，这些检察官对这些问题显然没进行过任何的调查核实，甚至都没理解清楚那些问题。

李竹反复向他们解释那些所谓“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但这些检察官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坚持让李竹认罪。其中有一位检察官还给李竹出主意，教他怎么写认罪书。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审讯一直持续到12日凌晨3点多，长达16个小时的时间里不让休息。当时已经64岁高龄的李竹，还患有糖尿病、冠心病、心律不齐、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到12日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开始感觉严重头疼、头晕、胸前区和背部疼痛，实在撑不下去了，担心自己会发生心源性猝死或脑卒中，就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写下一份“书面检查”。

李竹当时还留了个心眼，在“书面检查”的第一句特意加了句“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即使如此，看到他写下这个“书面检查”后，检察官依然如获至宝，立即出去，过一会拿回去一份“海检”批准对他进行“拘留和羁押”的通知，然后再把他带到旁边的另一间审讯室，让他对着全套的录音录像设备进行了一场“演出式”的审讯和“认罪”过程，涉嫌的罪名为“贪污”。

直到李竹已经被羁押在看守所两周后，“海检”的检察官才去北大医学部审查了账簿，发现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李竹所“贪污”的205万元的去处，回来后还在李竹面前表功说，我们今天翻了一天账簿，搞得灰头土脸，发现你不是贪污，把你的罪名改为“挪用公款”。李竹听了，惊愕的说不出话来，今天你们才知道我不是“贪污”，1月11日根据什么把我抓起来呢！

令李竹不解的是，“海检”在后来的起诉书中从未提过立案原因是“接到举报”，反而声称是“侦查人员在办理其它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李竹上述犯罪事实”，但又坚持不说明是在办理什么案件过程中和怎么发现的，不但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施加罪名、立案的程序合法性上令人质疑，还更让人感觉好像在刻意隐瞒什么。

而这个在被像是刻意掩盖的部分，或许更能说明李竹为什么突然遭此飞来横祸。李竹回忆说，他在被“海检”审讯的时候，被反复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他所负责的关于中美预防神经管缺陷合作项目——2000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改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后，负责北大医学部的有位领导要把医学部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逐渐收回到医学部管理——当时瞄准三个单位，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国际合作中心和中美预防神经管缺陷合作项目（包括蒙特因公司和实验药厂），前两个单位因是学校投资的，所以比较容易就给回收了，但中美合作项目因为不是医学部投资的，不好直接地轻易回收，李竹这个项目负责人成为进行回收的绊脚石。

该领导曾很不满，说李竹一年管的经费比他管的还多——从1991年至2007年，该中美合作项目一共从美国申请到约三千万美元经费。2007年，李竹又申请到2007年-2012年五年1500万美元的预算总额，这成为他被举报及治罪的导火索，或者诱因。

然而，李竹的被治罪，不但没有让这1500万美元的支配权落到该领导手中，反而因此而导致整个项目和经费全部泡了汤——哪怕不计算这1500万美元所能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单以这个经费数量衡量，如此办案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就着实令人难以恭维。

二、政策之殇：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得算全民所有的校办企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北京蒙特因技术开发公司(下称蒙特因公司)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立于 1994年3月。被告人李竹于1994年3月至2007年4月间担任蒙特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这个被认为系北大医学部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蒙特因公司，便是李竹被指“挪用公款”的犯罪对象。

然而，这个蒙特因公司之所以被注册为全民所有制的校办企业，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他和其他项目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不允许以自然人的身份注册公司，只能以此进行注册。但事实上，北京医科大学当时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该公司的50万注册资金，完全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CDC) 提供的项目经费中的“人员经费”，用于发放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奖金，每年都接受美国政府委托的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的年度审计——根据美国方面关于项目经费管理的规定，这些钱完全属于李竹等参与项目的个人所有及支配。在李竹担任合作项目首席研究员的18年中，毕马威公司做过17次审计（仅2008年没有做审计），从未发现过李竹在使用经费上有任何问题。

之所以成立该公司，是因为在1991年3月14日，北京医科大学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中美预防神经管缺陷合作研究《谅解备忘录》后，1993年，应校领导要求，该项目研究用药“斯利安”的生产从“施贵宝（上海）制药有限公司”转由北京医科大学实验药厂生产。为了便于“斯利安”的生产和管理，应校方的建议，李竹注册成立了蒙特因公司，由李竹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1991年北京医科大学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这样成立的公司，就其产权的本质，到底应该算是“全民所有”，还是归李竹等个人所有，或者应该根据一定比例进行股权分配，这个如果在这些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本来都应该有比较合理的认定及解决方案。但在我国这个长期以来这种产权的界定仍然非常模糊的国家，这个就成了问题，而且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而根据国资综发【1992】20号《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用国有资产开办企业单位，应在审批机关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开办产权登记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登记。但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方从来都没有出示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开办产权登记的证据。

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后来的申诉过程中，李竹一直请求法庭对此进行调查，查明注册资金的来源，明确蒙特因公司的产权性质，实际为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然而，对于案件的定性如此至关重要的请求，均遭置之不理。

我国科研领域之长期存在的产权界定不清、成果归属争议，以及科研人员贡献未获合理认可的问题，本就一直在严重挫伤和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人才外流、科技创新效率低下及转化率极低，其中最常见的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因政策限制，将科研成果归为“单位所有”，而实际贡献者往往被边缘化之外，本就早已颇受诟病。

而在李竹案中，居然连他们科研人员的出资都不予承认了，怎能不令人心寒！

三、被挪用的，到底该算“借款’,还是技术转让费

而李竹被所指控，及被一审及二审法院认定挪用的“205万元公款”，系指蒙特因公司曾与北京北大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北大药业公司)签订过一个借款协议，由蒙特因公司向北大药业公司借款人民币405 万元。其中的205万元，李竹被控利用担任蒙特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负责审批公司财务支出的职务便利，将其擅自转入其本人实际控制的凯华达公司，用于增加该公司注册资本。

然而，据李竹所言及提供证据，这个所谓的“借款”背后，是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北京医科大学实验药厂(以下简称实验药厂) 濒临倒闭，北医大领导找李竹谈话，说鉴于学校无能力支付实验药厂工人的工资和生产经营的费用，希望李竹能设法筹集资金来维持药厂的生存，并设法从社会上引入资金，对药厂进行改制，以利今后的发展。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决定由李竹接管实验药厂。

1996年9月16日，北京医科大学与蒙特因公司签署了一份“关于将北京医科大学实验药厂划归北京蒙特因技术开发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协议”(以下简称一体化经营协 议),有效期为20年。

根据这份协议，及在1996年9月30日蒙特因公司(甲方)与实验 药厂(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进行技术、资金和实物的投入，甲方管理期间乙方产生的所有利润，均属于甲方所有。作为甲方法人代表，李竹有权支配甲方的所有资产(包括资金)。作为一体化协议的一部分，甲方将“实验药厂”变为蒙特因公司下属企业。甲方将其新建的‘两厂楼’（印刷厂、仪器厂）第五层 1050M2，底层大厅 36M2 及专用电梯提供给乙方使用。为了企业的发展，从1996年到2001年，无论是从蒙特因公司，还是实验药厂，李竹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拿过，所得的所有收入包括利润全部投入实验药厂的再生产，令这个已经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李竹成为双肩挑的科学家，一肩挑起科研重担，一肩挑起校办企业起死回生的重担。

2001年12月，蒙特因公司和北京北大药业有限公司(原实验药厂)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鉴于1997年实验药厂与蒙特因公司曾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实验药厂应向蒙特因公司提供1996年至2000年技术转让费405万，之所以先以借款的名义进行，系因正值蒙特因公司按照一体化经营协议进行改制过程，要待改制手续完成后按原技术转让协议一并结算技术转让费，这完全属企业内部的技术性操作过程，而且均在李竹支配的经费权限范围之内。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改制成立“北大药业”的时候，蒙特因公司专利评估为328万。2007年4月，北京大学医学部擅自更换蒙特因公司法人代表，把蒙特因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专利无形资产）都给收走，后来更是把蒙特因公司在北大药业的股权都给卖了，所得（价值不祥）都被北大医学部占有。这笔因为技术转让而形成的借款协议，连同李竹等科研人员所做的一切贡献，都因为这种我国独特的科研人员对单位的隶属关系，一并被单位给“收走”。

而这发生在2001年（2011年事发前十年）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205万元，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有关部门每年都来审查蒙特因的账务，从来没有任何人认为这笔 205 万元的使用有问题；2007 年 4 月变更蒙特因法人代表后进行审计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这205 万元有问题——“他们应该清楚，真如果算账的话，应该是学校和这些公司欠我的钱，而不是所谓的我挪用了公款。”李竹陈述道。

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后来的申诉，李竹一直请求法院对这205万元的性质重新认定。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要求依然被无视。

四、检察院建议量刑三到六年，法院从重从快判处十一年背后的权力阴影

2011年6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立案，并组成合议庭，6月28日开庭审理此案。令李竹和他的辩护律师更为目瞪口呆的是：检察院因为认为李竹有认罪并有自首情节，且于开庭前退还了全部款项，建议判处3-6年有期徒刑。距离开庭仅仅7天之后，海淀区法院突然从快并从重判处了李竹11年有期徒刑，比公诉方建议的最长有期徒刑时间多了近一倍。

判决结果宣布后，主审法官还追到地下车库，在李竹上车前把他叫到一边，问他是否要上诉。李竹未置可否，这个法官竟用带有威胁的口吻对他说，“我本来可以对你判得更重，你最好不要上诉了。”

李竹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虽然也像一审的时候一样没有根据李竹的请求去重新认定注册企业的出资人到底是谁，企业的性质是否属于全民所有，和那被指的205万元到底属于借款还是技术转让费，但主审法官也认为一审的判决量刑过重，原本想给他减刑4-5 年，可在与一审的法官通气时，遭到坚决抵制，说如果减四年的话，他们将抗诉。 最后的结果是只减刑两年，判有期徒刑9年。

为什么非要和李竹教授这样一个当时已经60多岁，不但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反而对这个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先生如此过不去，下此重手，这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据“海法”内部人士透露，在审判过程中，北大医学部曾有人向“海检”、“海法”示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李竹的案件很关注，要求判决“从快、从重”——“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很具我国特色的一种现象，这样的特色下，有些学界人士可以因为其所担任的一些职务，具备的一些影响，从而担任高位，再利用这种权力干预学术，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学阀”现象。

这种因为学术领域经费支配权而发生的问题，以及“学阀”的存在，和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被诟病及不断呼吁，但还未得到有效改善的科研成果归属规则、模糊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无不在制造一个个李竹式悲剧的同时，也阻挠和妨碍着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科技强国。

2025年6月26日，经过三年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诉无果后，李竹先生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和很多走在申诉路上的喊冤者一样，开始了新一轮的漫长而又焦虑，但却希望渺茫的等待。
笔者也诚心地希望，有些问题，是到了该认真对待和解决的时候了，不但为李竹先生个人，也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和希望，以及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