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坤立传》第五章：步入社会 开启新生

【作者：任金伟】1957 年 10 月，“公共食堂” 的热潮如汹涌潮水，迅速席卷了米坪的每一寸土地。依据相关规定，河西高级社的三个生产队各自筹建起一座农民食堂。农户们被要求不得再在家中生火做饭，为了彻底杜绝 “私厨” 现象，农户家中的铁锅也被全部收缴，随后被砸成碎片，当作大办钢铁的原料，用于制作烧结炉的引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期，每人每月仅定量供应 29 斤粮食，外加 3 尺布证。日子过得紧巴巴，然而处处却洋溢着 “集体化” 带来的热闹氛围。

为了彻底打破私有制的 “私” 字观念，村里还开展了 “大搬家” 行动。家家户户原有的居住格局被打乱，按照集体的统一安排重新分配住房。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依照毛主席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指示进行的。后来听干部们传达，中央六中全会还提及要效仿三国时期汉中张鲁的做法，让人人都能吃上大锅饭，期望最终实现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理想社会图景。但对于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来说，食堂的饭菜能否让人吃饱，才是最为关键、最为实际的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坤立的工作也随着 “集体化” 的浪潮不断变动。起初，河西新建高级社的会计被调往野牛担任管理区秘书，坤立顺势接手，成了高级社会计。然而，他这个会计还没干满半个月，又被紧急调到野牛沟火石坪钢铁厂担任会计。在那里工作还不到两个月，再次接到调令，前往米坪南头钢铁厂担任会计。当时，南头钢铁厂的支书是桂来宝，厂长则是宋天合。

南头钢铁厂规模宏大，炼铁的小高炉密密麻麻，从戏台子后面一直延伸至灌河边。这里是当时米坪最大的钢铁厂。为响应 “大办钢铁” 的号召，农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锄头，投身到挖铁矿、淘铁沙、烧木炭的工作中。整个米坪瞬间掀起了一股 “大办钢铁” 的热潮。相较之下，地里的农活则显得有些冷清，只剩下老弱病残在艰难维持。毕竟在那个特殊时期，“钢铁优先” 被视为头等大事。

就在这股热潮中，米坪由区正式改为人民公社。1958 年 3 月，年仅 21 岁的坤立再次被调岗，前往公社工业办公室负责工业相关事务。当时，韩永德担任第七书记兼综合厂厂长。上级明确规定，干部要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机关干部们便与米坪街的群众一同，在韩家店的食堂就餐。坤立身材高大，饭量大，食堂里稀得能照出人影的面水，根本无法填饱他的肚子。刚开始，一顿饭他能喝下三大碗，可没过三天，就增加到了七碗。即便如此，每天上午不到半晌，他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后来，食堂搬迁至南头陈家大院，伙食稍有改善，每餐有一碗汤，外加一个用二花叶和玉米糁揉制而成的窝窝头。这样的伙食虽然比单纯喝面水更耐饥，但对于坤立来说，依旧难以满足他的食量。

工业办的工作极为繁忙，如同上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得停歇。白天，需要上报三次铁产量，到了夜里，还得额外加报一次。半夜里，拉风箱的工人要加餐，可所谓的加餐，也不过是一个窝窝头而已。好在有炊事员刘道题，他总是在半夜时分，悄悄从界墙的电话洞里塞给坤立一个馍，轻声说道：“娃子，饿坏了吧，快吃了垫垫。” 在那个饿肚子成为常态的艰难年代，这一个馍所承载的情谊，无比珍贵。这份来自刘道题的偷偷关照，坤立铭记了一辈子。

1959 年 2 月，对于坤立而言，是人生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他成功被录用为国家干部，级别定为 26 级，每月定量口粮 29 斤，工资为 29.5 元，并调任米坪区党委办公室担任干事。到了 1960 年，他又晋升为办公室副主任。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他来说，就如同做梦一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 “公家饭”，如今真真切切地端在了自己手中。

坤立的日常工作繁杂琐碎，却又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天，他需要接听大量电话，认真收听县里召开的电话会议，并将会议内容详细整理成汇报材料。区委书记召开五个小公社的书记、社长电话会议，或是社直干部负责人见面会时，他都要负责会议记录和协调相关事宜。在那个信息传达极为重要的时期，他最害怕的就是漏接电话，生怕因此耽误了县里的重要指示。因此，办公室的电话旁，总是放着他的笔和笔记本，甚至吃饭的时候，他都得竖起耳朵，时刻留意电话铃声。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状态下，区委书记程志绪又交给他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 编写社志。坤立深知此事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立即抽调米坪小学校长杨青林、教师李建朝协助自己开展工作，还特意请来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张全义绘制米坪的地图。几个人齐心协力，熬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白天，他们四处奔波，收集各类资料；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整理、撰写。经过长达好几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社志的编写工作。随后，他们用油印机将社志印制成三大本，分别送往区里和县里存档。当坤立双手捧着那些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社志时，心中满是自豪。这是他第一次为米坪留下系统的文字记录，也算是没有辜负书记对他的信任。

1960 年秋天，区里响应上级号召，组织开荒种萝卜，旨在实现 “自给自足，缓解粮食压力” 的目标。领导安排坤立带领 30 多名区干部上山开荒。炊事员陈士杰背着一口大锅，跟在队伍后面。每找到一处较为平整的地方，大家便迅速支起锅灶做饭。真正是 “天当房，地当床，席地而餐”。白天，高强度的劳动让大家腰酸背痛，但没有人喊累。晚上，大家就睡在山坡上临时搭建的草棚里，盖着自己从家中带来的被子。听着风吹过树林发出的沙沙声，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只盼着种下的萝卜能茁壮成长，多收获一些，以缓解粮食短缺的困境。

1961 年春天，群众的生活陷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许多土地无人耕种，即便有人耕种，也只是挑选一些条件较好的平地种上少量庄稼。县委书记孙立魁来到米坪调研，坤立全程陪同，他们走遍了几个大队。当走到野牛大队上河组，翻过土地岭，出唐沟来到河西金中寺时，正好碰上队长刘金荣在吃午饭。孙书记望着地里青茫茫、长势喜人的麦苗，又注意到麦地里的石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便好奇地问刘金荣：“为什么你们这儿的麦苗长得这么好？” 刘金荣如实回答：“我们实行了小段包工，谁种的地谁负责，这样一来，大家的干劲都被激发出来了。” 孙书记听后，眼前一亮，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

回到区里后，孙书记立即与程志绪书记、郭国政区长、马玉良秘书商讨此事。马秘书对坤立说：“坤立，你把河西金中寺‘小段包工’的情况详细写成一份报告，孙书记明天回县里时要带回去。县里打算以县委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县各区社，还要上报给南阳地委办。” 坤立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当晚便熬夜写好了报告，及时交给了孙书记。

没想到，这份报告后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 年，社旗县的赵科长专程来到米坪，找到坤立说：“社旗县的造反派揪住孙书记不放，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污蔑他在河西大队搞‘分田到户’，企图打倒他。孙书记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要是能找到当年那份文件，就能帮他洗刷冤屈。” 坤立心里明白，孙立魁是一位难得的好书记，绝不能让他蒙受不白之冤。他赶忙回到家中，在柜子里仔细翻找，最终找出了那份保存完好的文件，郑重地交给了赵科长。后来，赵科长打来电话告知他，造反派看到文件后，确认是 “小段包工” 而非 “分田到户”，孙书记的县委书记职务也得以恢复。挂断电话后，坤立心中感慨万千：幸好当时妥善保存了这份文件，没想到多年后还能帮孙书记洗清冤屈。

1961 年春天，坤立再次带领干部们前往东沟、小叶沟开荒。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每多开垦出一块土地，就意味着能多收获一些粮食，就能多为农民们改善一点生活。他一心想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农民把日子慢慢过好起来。

编辑：李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