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康梁变法，一群读书人的强国热血！

“2013年秋天，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看到这本书，封面上梁启超的坚定眼神令我难忘。或许也是在那一刻起，我确认写作道路，要以梁启超为中心展开一部近代中国史的写作，它不仅与中国思想、社会有关，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在《伯克利的魔山》中，许知远这样说。

五卷本《梁启超》发轫于《梁启超：亡命1898—1903》，如今统一开本和装帧的新修版《梁启超：维新1873—1898》则让《梁启超》的壮阔初见端倪。而封面选用的康梁合影，更昭示着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十大弟子到康梁并称的蜕变。

“亡命”归来，回首“维新”，依然是宏大的视野、细致的笔触、特稿的手法，在更加流畅的表达中，许知远不仅描绘出一幅晚清变法强国的时代图像，更让我们重温了梁启超及众多维新者、读书人的救国热忱。

莽撞的变法者

许知远

修订比想象的更折磨人。

我犹记完成第一卷时的欣喜，它不仅是对梁启超最初岁月的叙述，还试图还原一个时代的色彩、声音与情绪，理解一个士大夫群体的希望与挫败。

重读时，我汗颜不止，意识到自己的雄心与能力间的失衡。我太想把一个时代装入书中，以至于人物常被淹没，还引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向，似乎个人只是时代精神的映射，其内在动机、独特性反而模糊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试图描绘一个思想者，却对其思想脉络了解不足。若不能分析学术风气、八股训练对于个人心灵的禁锢，怎能展现出冲破它的勇气与畅快！我也对权力与学术间的纠缠缺少洞察，不管古文今文还是汉学宋学之争，皆与权力合法性直接相关，它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之一。

对于官僚机制的运转，我也缺乏确切感受。这个体制看似严密却充满漏洞。一个小小的、万木草堂式的组织，就能迸发出如此力量，掀起滔天巨浪。

意识到弊端，并不意味着能修正。我似乎能看到八年前自己的莽撞，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很多时刻，全凭直觉来应对繁多材料，建立起某种生硬逻辑。偶尔，你也会惊异于这种直觉的准确性。

事实上，梁启超正是直觉型的思想者。他以二十三岁之龄出任《时务报》主笔，从孔子改制到明治维新，从春秋大义到福尔摩斯，无所不谈，笔触甚至比他的思考更快。他依赖即兴与直觉，头脑中的理念或许庞芜、凌乱，笔下却铿锵有力。他也受惠于上海的印刷革命，它重组了知识体系，催生出新的共同话语，这个年轻的主笔脱颖而出。

这一卷覆盖了梁启超最初的二十五年，从1873年出生于华南的茶坑村，到1898年卷入百日维新。在很大程度上，他以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宣传者的面貌出现。这段时间，他的个人资料并不充分，也因此其时代背景，尤其是康有为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我记得自己对于康有为的摇摆心理。他从一个大名鼎鼎的变法者，似乎变为一个盲目自大者、一个厚颜无耻的自我推销者、一个权力迷恋者，甚至毁掉变法的躁进者。但逐渐地，敬意又重新生出。面对一个恐惧与麻木蔓延的体制，他汇聚了一群维新同仁，带来一股新风，当舞台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上。他对青年人的魅力更令人赞叹，他将万木草堂塑造为一台学术生产与政治影响力的机器，学生们聚聚散散，却始终以某种方式联结。这种力量还将延续到海外，造就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商业、文化网络。

这群广东师徒也胆大妄为。他们并非日后宣称的渐进的维新一派，只要时机适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孙文结成同盟，推翻清政府统治。也因此，当维新受挫，围园锢后的计划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版的叙述更为流畅，我尽量将古文白话化，删减了一些烦冗的引用，但一个缺陷仍旧显著。1888年第一次上清帝书以来，康有为在十年间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从《公羊春秋》到议会民主，杂糅又充满大胆的想象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的思想不过是这套理论的阐述与延伸。但如何清晰、生动地描述这套理论，我尚未找到更恰当的笔触。

这一卷的修订，常伴随着威士忌与查克·贝利的歌声，后者常被视作摇滚乐的开创者之一，一首Roll over Beethoven尤得我心。我猜，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如彼时思想界的摇滚乐，带来巨大的感官震撼。查克·贝利令贝多芬翻滚起来，康有为则让孔子摇摆，变为他的变法思想的支持者。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

查克·贝利

《梁启超：维新1873—1898》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江门新会茶坑村，这里北距广州一百公里，而它的南面便是无比悲凉的“再无中国”的崖山。每年清明，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都会带着全家到此扫墓。当年的蒙元和那时的大清，在梁启超看来似乎有很多相像之处。

梁启超书读得很好，神童之名在新会县试后便传开了。1884年，十二岁的梁启超中了秀才，广州成为他学业精进的第一站。在学海堂，梁启超接受了清代朴学的训练，又结交了麦孟华、曾习经、陈千秋这样的亲密伙伴；1889年，他府试及第，又与李端棻的爱女李蕙仙订了婚。然而1890年的北京会试并不顺利，梁启超没留下任何记录，却第一次感受到了那里的气息。

回到广州，他遇到了“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的康有为，那是一个混杂着古今中外的奇怪学识，既能大谈孔子之道，也能描述西洋事物，痛陈时代弊病，雄辩滔滔的人。1891年年初，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在广州办起长兴学舍。康的魅力无可匹敌，他为年轻人打造了一座知识迪士尼，梁启超则将之视为一生学问的基石。

万木草堂

两年后，长兴学舍扩大成万木草堂，维新变法的滔天巨浪开始酝酿。《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让康有为有底气自命“长素”，弟子们别号“超回”“轶赐”“越伋”则带有强烈的道德感与使命感。梁启超开始以独立学者姿态出现，而激励式的语气也成了日后写作的重要特征。

1894年年初的氛围是自足、悠闲并充满期待的，因为那年的11月，慈禧太后将迎来六十寿辰。不过，甲午恩科并未给草堂师徒带来好运，他们全都落榜了，却也让翁同龢这样的大人物知道了康有为。随后的甲午战争超出了大清的预期，而就在战争正式爆发的第四天，康有为和他的《新学伪经考》也遭到打击，万木草堂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合影

战争失败了，洋务派垮了，主战的清流派也没了勇气，李鸿章被派去日本和谈。此时，五千多名举子聚在北京，除了参加会试，他们还成就了一段“公车上书”的传奇。康有为写了一篇近两万言的上书，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又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过，公车上书真正的领导者未必是康有为，但1895年夏天上海石印书局的一本《公车上书记》成就了康有为版公车上书的神话。

战后，清廷新的中枢班底形成，翁同龢成了众望所归的领导者。变法刻不容缓，康有为、梁启超也越发受到关注。7月，光绪皇帝将九份折片以四百里马递送给各省督抚、将军，其中便有康有为5月写就的《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这无上荣光令康有为沉醉其中，有种指挥一切的感受。先是《万国公报》的谨慎尝试，随后便是开办强学书局（强学会），不过查封也随之到来。突然间，梁启超失去了一切，他的事业、住所、人生希望都落空了，他和曾习经在碧云寺的石桥上相抱恸哭。还好，1896年的春天不只有感伤，更有朋友，那便是谭嗣同，一位异人，有一股旁若无人的气势。

1896年1月末，汪康年抵达上海，想把关闭强学会变成一个契机，创办一份报纸。吴樵介绍了黄遵宪，他知道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新闻业功不可没，那是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重要途径。5月初，梁启超也抵达上海，《时务报》应运而生。为了开启民智、勃兴教育、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展才华，如椽大笔震动寰宇。所写文章日后结集一起，便是著名的《变法通议》。《时务报》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梁启超由此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

彼时上海街景

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在众多选择中，前往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作为长沙第一座新式学堂，时务学堂不只教技术，更是思想的中心。这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维新者，他们要像明治维新中萨摩、九州两藩拯救日本一样拯救中国。此时的梁启超也不再是声名卓著的主笔，而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异端”。

早在1897年，《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便将康有为再次推入光绪帝的视线，于是他被安排在总理衙门作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旧大臣不复昔日的活力与弹性，康有为却在南海会馆建立了一个活跃基地。在强学会被封两年后，保国会的出现象征着政治热情的逐渐复苏，它变成了政治组织，分享着忧患意识与行动精神。那里的茶会模仿欧洲的议院，三面环聚戏台而坐，保举在座候选人，得票多者登上戏台演讲。康有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总能向听众灌输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而从上海来京的梁启超再度隐身在康有为身后。

保国会依旧被弹劾，参加戊戌会试的举人也不满破坏科举制，吊诡的是，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兴趣不断增长。皇帝要进行根本的变革，于是维新者期待已久的《定国是诏》毫无征兆地到来了，只是“期待已久”和“毫无征兆”都让人觉得冥冥之中不踏实。

1898年6月13日，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及梁启超被举荐为维新救时之才；两天后，翁同龢被罢免了一切官职……废除八股是康门最初的着力点，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康有为想更进一步，建立制度局，增加新的权力中心，他则是君主的指导者。弹劾、议论在夏日的京城无处不在，在很多人眼中，康梁只是“跳梁”，而康有为很享受这种状态，被争议总比没人理好得多。

然而变革蓝图与现实行动相差太多，光绪帝越发茫然与焦躁。两个月来，他不断发布诏书，却接连被挫败包围，大臣们心生抵触。8月下旬，维新者王照——鸦片战争中殉国的定海三总兵之一王锡朋的后人——因为建议皇帝和太后东游日本的折子未能及时上呈而暴躁地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不想王照的条陈成了光绪帝发泄挫败感的导火索，他革职了礼部六堂官，并于9月初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擢拔为军机四章京。

9月13日，光绪帝预备开设懋勤殿，一个新的权力中心。14日，他前往颐和园，想得到太后的准许。也就是在这一天，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来到北京。早在三个月前，朝廷宣布皇帝与太后要在10月去天津阅兵，康有为便担心皇帝在天津之行中被废黜，于是想寻求军队的帮助，袁世凯便成了他眼中的恰当人选。

懋勤殿没能被准许，革职礼部六堂官，特别是怀塔布，更令慈禧怒火中烧。光绪帝准备让步了，但17日的谕旨充满了皇帝失势的不祥之感。9月18日晚，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围园勤王，但没有杀荣禄、围颐和园的真凭实据。次日凌晨，康、梁、谭在关帝庙会面，那时他们都已意识到行动失败了。同样是9月18日晚，慈禧太后决定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

9月20日的紫禁城并无特殊，维新者杨深秀仍在上折，袁世凯和康有为都乘火车离开北京，一个返回天津，一个冷清地去了塘沽。而一场风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