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缺医少药，民间郎中‘大锅药’抗日军细菌战？中医救千万人

电影《731》预告片，让我们知道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研制细菌武器，以及细菌战的反人类暴行。在抗战那个艰苦年代，中国抗战百姓虽然没有疫苗和缺医少药，一些民间郎中却用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对抗日军的细菌战，让死亡率骤然减少，取得了颇有成效的实战效果。

731（赵林山执导的战争片）

如在1941年11月，湖南常德笼罩在一片战时的恐慌之中。当时，日军战斗机如狰狞的恶鹰，低空掠过城区，然后投下了许多不明的布包。

几天之后，常德市区和周围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大量患上鼠疫的病人都是高烧不退、咳血不止，通常在发病数小时内就痛哭离世。

这时候的常德，在抗战时候缺医少药，正规医院也就仅仅两家，且药品储备匮乏。在众人发愁之际，有一群背着药箱，身着长衫的民间郎中主动站了出来，用药方熬出了一锅锅“救命药”，不少百姓喝下药之后，病情获得了缓解。

这不是虚构的抗战故事，乃是记载在《常德市志》《湖南抗战档案史料》中的真实历史故事。这些民间郎中用自己掌握中药知识和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水”，不仅是抗战百姓对抗日军细菌战的绝妙药方，也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悲壮的公共卫生防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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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军细菌战，无声地屠杀

抗战时候，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为了解决常规武器耗费资源的短板，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设立731、荣字1644等细菌武器研究部队，打着防疫和给水的幌子，从事以活人为细菌武器实验材料的罪恶勾当。同时，又把研究出来大量的细菌武器投放到中国战场上，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密的《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档案汇编》（2015年出版）记载，1940年至1942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湖南等地发动了至少10次大规模细菌战。

1940年浙江衢州鼠疫事件乃是最为典型的案例。当时日军飞机在衢州、宁波一带投撒的跳蚤携带鼠疫杆菌，导致当地疫情大爆发，仅衢州一地就造成200余人死亡。

最令人触目惊心，就是日军喜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投毒，目的就是测试细菌武器在无现代医疗条件下的杀伤力，但实质却令广大农民患上了疾病，甚至不少留下了后遗症。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攻击下，抗战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战场上的医疗状况也是令人窒息。根据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报告，国统区每万人仅有0.2名医生”[1]，对抗细菌的抗生素、青霉素属于天价的奢侈品，疫苗更是普通民众闻所未闻。根据一名叫李祖蔚的常德细菌战幸存者回忆：“当时医院早被飞机炸平了，发高烧的人躺在路边，快死的人连买棺材的时间都没有。”

二 民间三大抗疫奇招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肆虐下，中国百姓在疫苗缺位、药品断绝的困境中，中国千年传统的中医就成为普通百姓对付日军细菌战的盾牌。当时，拥有传统中医技术的中医生，也就是郎中挺身而出，用自己学到和祖传的中医中草药知识，主动为百姓熬一锅锅沸腾的草药汤，创造了民间防疫的奇迹。

民间郎中治疗日军细菌战引发的传染病，并不是盲目用药，乃是传承千年中医的“瘟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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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看来，鼠疫、霍乱属于烈性传染病，乃是属于“温病”的范畴，也就是由“热毒之邪”入侵人体造成的。因此，治疗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需要以“清热解毒、扶正祛邪”。在这中医理论应用在抗战的民间疫情防疫，那是熬“大锅药”给患者。

民间抗疫奇招一：鼠疫克星——“解毒活血汤”

当时，民间中医对抗细菌战疫情的三大抗疫奇招。如第一，民间郎中就是用“解毒活血汤”，去抢救鼠疫患者的生命。

在1941年日军在宁波细菌战，宁波鼠疫爆发时，老中医范文虎改良清代名方“解毒活血汤”，也就是用连翘、柴胡、葛根、当归、桃仁、红花等配方，煎煮后熬成大锅汤，健康民众服用为预防，患者加倍剂量。这样，在宁波鄞县姜山镇300名服药者中，死亡47人（15.6%），未服药者死亡率达62%，还是颇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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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卫生署1946年编写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在日军细菌战爆发的鼠疫疫情时候，常德城内有三个街区的百姓，坚持引用郎中用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配制熬成的“大锅药”，结果这三个街区的鼠疫感染率仅为 1.2%，远低于全城平均 5.8% 的感染率。

饮用“大锅药”的人群中，即使出现轻微病情，也大多能逐渐康复，死亡率不足 5%，与未饮用者 30% 以上的死亡率相比，堪称“奇迹”。

浙江义务老中医楼樟法熬制的“大锅药”不仅供应本村，还通过商贩传递到周边村镇。当时，饮用“大锅药”的12个村庄，鼠疫死亡人数总计不足 80 人，未饮用的相邻 6 个村庄，死亡人数超过 300 人。为了表彰老中医楼樟法的治病救人，义乌县政府还特意给他颁发了“济世救人”的匾额，赞许他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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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霍乱：石灰+藿香的“土法灭菌”

为了消除霍乱病毒，当时民众在每口井投入石灰50斤，街道泼洒5%石灰水，借此消毒，杀灭霍乱病毒。同时，藿香、苍术、陈皮煎汤，配合大蒜捣汁服用成治疗霍乱病的药汤。服用此大锅汤的民众，霍乱死亡率从51%降至11%。

第三，伤寒疾病：青蒿黄芩汤

当时河北阜平村民，误将治疟疾的青蒿（含青蒿素前体）用于伤寒发热患者，发现退热效果显著。于是经过卫生处改良，熬成了“青蒿黄芩汤”，使伤寒患者康复周期缩短40%。

如1942年日军轰炸云南保山之后，当地郎中连夜支起百口大锅，根据《滇南本草》记载的防疫方剂，用板蓝根、蒲公英、金银花等数十味草药熬制的汤剂，为逃难百姓提供免费汤药。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在抗战时候，服用人群伤寒发病率较未服用者大约降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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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疾病治愈奇迹的背后，也是由于“大锅药”有多么神奇的疗效，却是这些中药材精准契合了当时的防疫需要。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这些草药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多种致病菌的生长，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同时，老百姓集体服用“大锅药”，也有了心理上慰藉，减少对疾病的恐慌情绪，再加上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形成了“药物+行动”对细菌战的双重防护。

郎中“大锅药”幕后的血泪故事

如在抗战的浙江衢州航埠镇，村民们自发成立“送药队”，青壮年都是轮流值守大锅，老人孩童们用陶罐分装药汤。就是这一种集体互助的防疫网路，活生生在细菌战中撕开一道生命通道。

但在抗战细菌战的艰苦环境中，“大锅药”的熬制与发放，也不是一帆风顺，幕后也是郎中们辛苦付出的血和泪，以及那一份责任意识和担当。如在河北定县，郎中李培生为了凑齐熬药的药材，冒着被日军封锁的危险，独自一个人进山采挖板蓝根、金银花。在途中，李培生虽然被日军巡逻队发现，在逃跑时候腿部中弹受伤，却为了治病救人，依然坚持把药材送到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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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疫情爆发时候，郎中们为了“大锅药”能即使送到百姓的手中，成立了专门的“送药队”。当时，郎中队的队友们背着药桶，穿梭在宁波鼠疫大爆发的街巷中，挨家挨户为民众送药汤。在1940 年 11 月，就有 5 名郎中在送药过程中感染鼠疫去世，他们的名字至今可在宁波的“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

在晋察冀边区，民间郎中和当地百姓利用竹筛、弹壳等简陋工具，将中药制成丸剂和片剂，抑制疟疾、流感等疾病的传播和蔓延。

抗战时候，中国民间郎中为救治百姓的努力，可谓是“一锅草药，救一城百姓；一颗仁心，抗万千细菌。”

结语

可以看到，抗战时候的民间郎中，虽然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也没有丰厚的资金报酬，更没有基本的防护措施，却凭借所掌握的中医知识，以及“医者仁心”的胸怀，坚持在细菌战的防疫一线上。这些郎中用尽心血熬制的“大锅药”，乃是对抗细菌战的“武器”，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和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

现在，中医药仍在抗疫中发挥作用，从抗战的“大锅药”到新冠“清肺排毒汤”，治疗疫情的千年医学智慧从未褪色。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