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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药价高居不下,一支普通的胰岛素都能卖到上百美元,而加拿大却只需要30美元,身为总统的特朗普也是非常体恤民情,上任没多久就签署了《向美国患者提供处方药最惠国价格》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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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特朗普此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美国市场上贵得离谱的处方药价格给降下来。
这命令要求制药公司在美国卖药的价格,得跟在其他发达国家里的最低价看齐,这行政命令一出台,之前那些使劲夸美国医保体系好的人都不吭声了。
毕竟一直被追捧的美国医保,现在居然得靠特朗普化身“药神”来降低药价,这可跟他们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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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处方药价格高,这是每个美国老百姓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大问题,新闻里经常能看到,有的救命药价格从几十美元一下子涨到几千美元。
好多普通美国人要是得了重病,每个月光药费就比房租还高,而且保险还经常不管这些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用行政命令来砍药价,还说能让处方药价格暴跌 30% 到 80%,乍一听,好像是在解决民生难题,是个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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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美国药价高可不是像政客喊的口号那么简单,背后原因复杂得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咱得从制度、利益链条、资本博弈等好几个角度去分析,还得看看特朗普政府这个行政命令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美国药价离谱现状
先看一组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均药品支出高达12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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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3倍、加拿大的1.5倍,而且这数据还没算上在超市买的非处方药品,像感冒药之类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款药,成分和名称都一样,在美国的售价却比其他国家高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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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胰岛素来说,2023年,在加拿大一支标准剂量的胰岛素售价大概30美元,而在美国,同类产品售价常常在100到300美元,这还没算医保报销之前的价格呢,有些患者实际花的钱比这还多。
美国为何放任药价疯涨?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药品获批上市后,价格得接受政府严格监管,一般都有专门的药品定价委员会或者医疗技术评估机构来负责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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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厂得提交新药的疗效、安全性、成本、效益等各种数据,然后由专家团队评估这个药是不是物有所值,再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医保报销价格。
要是药厂定价太高,政府就可以拒绝把这个药纳入医保体系,药厂为了能打开市场,就只能主动降价,这样就能把药价控制在社会能接受的范围。
可美国就不一样了,完全打破了这个常规逻辑,美国国内根本没有全国统一的药品定价机制,制药公司几乎有无限定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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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药品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上市,药厂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就算定价是成本的几十倍、上百倍,也不用经过任何政府审查。
这种没有监管的定价制度,得从2003年通过的《医疗保险现代化方案》说起,这个法案里有一条特别有争议的条款,明确规定:“联邦医保不得与制药公司谈判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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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款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立法插针,表面上看是扩展了医保福利,实际上是给制药企业弄了个利润保护伞。
背后的利益逻辑很现实,就是制药游说集团长期对国会进行渗透的结果。
2003年法案审议的时候,制药行业花了数千万美元搞政治献金和游说活动,最后成功把禁止谈判这条款塞进了法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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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布什政府既想通过扩展医保来赢得选民支持,又不想得罪实力强大的药企财团,就拿扩大药品福利但不干预药价谈判作为交换条件,弄出了这么个畸形的制度。
这就导致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作为全球最大的药品采购方之一,居然一点议价权都没有。
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买的量大就应该有优惠,可在美国联邦医保体系里,采购量越大,花的成本反而越高,政府和患者都成了药厂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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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不是像有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说的市场化结果,本质上就是制度化掠夺,就好比一个人被强迫进了唯一一家餐厅,菜单上只有一道菜,还定价一亿美元,这哪是什么自由消费,分明就是明目张胆的勒索。
多层级剥削网如何收割患者?
美国药品的销售流程也不符合市场基本逻辑,在正常市场里,消费者能直接跟商家议价、选商品,可在美国药品体系里,整个链条全乱套了,形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多层级剥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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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一点选择权都没有,想买什么药,全由医生开的处方决定,自己没办法自主选择;医生呢,负责开处方、推荐药品,可又不用自己掏钱买药,也不参与药价制定;药房虽然负责卖药,却不能自己决定售价,得听第三方机构的指令;而这个第三方机构,就是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s),它看着像是个中立的协调平台,实际上却是整个药品体系的隐形霸主。
PBMs既不是医疗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却掌握着三大核心权力:制定保险公司的药品报销目录,决定哪些药品能报销;跟制药公司谈判准入条件;向药房和保险公司收取费用。
它的盈利模式简直就是三头通吃:从制药公司拿市场准入返利,从药房抽取佣金,还通过优化保险成本结构从医保资金里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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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个利益闭环:药厂表面上定高价,PBMs 通过砍价拿返点,患者看到的降价其实是假的,实际药价里藏着各种玄机;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后,又通过提高保费把成本转嫁给患者,最后所有负担还是落到普通人头上。
在这个极度碎片化的医疗系统里,真正掏钱的患者没有议价权、话语权和选择权,面对的是一个表面上自由,实际上被绑架的影子市场,是一个由企业代理人、游说团体和监管真空共同搞出来的多环节剥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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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合理的是,整个体系一点价格透明机制都没有,患者根本不知道为啥同款药品,自己今天买120美元,下次买80美元,邻居却只花30美元,这可不是正常的动态定价,完全就是暗箱操作。
药企如何靠垄断与投机牟利?
制药公司老是拿高额研发成本当借口,说药价高是因为药品研发得投入巨额资金,还涉及实验、临床、审批等好多复杂环节。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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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发成本被夸大了,美国媒体经常报道一款新药平均研发成本27亿美元,可这数据里包含了大量机会成本,比如失败项目的投入摊销。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2021年的独立研究,多数新药实际研发支出远远低于10亿美元。
其次药企利用专利保护制度来延长自己的独家销售权,核心专利快到期的时候,它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剂量、换个包装之类的,就能重新申请新药专利,继续延长市场独占期,这就是专利利益延伸。
这样一来,药企能垄断市场十几年甚至更久,消费者付的高价,其实就是在为它们的合法垄断买单。
还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每年批准的药品里,大概有1/3是“Me - too Drugs”(仿创药),就是对已有的药物稍微改良一下,主要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实际疗效根本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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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伪创新不需要太多研发投入,却能跟原研药卖差不多的价格,进一步把药价抬高了。
特朗普行政令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这个行政命令,有三项核心措施:允许进口外国低价药、强制医保体系参照国际价格定价、禁止药厂贿赂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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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看着好像是直击痛点,但实际效果会受到很多限制。
先说进口药,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就拿加拿大来说,它的药品产能远远满足不了美国3亿人的需求。
2020年的数据显示,就算加拿大全国的药都不供自己国家了,能满足的美国药品需求还不到1%,而且药厂还会通过控制供应链,阻止药品大量出口,这就进一步让进口空间变小了。
再看国际定价,这个措施缺乏执行机制,欧洲国家的低价药价,那是政府强制谈判谈下来的。可美国联邦政府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权力,能强制PBMs(药品福利管理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执行国际价格标准,政策想要落地,没有制度支撑可不行。
最后药价背后牵扯到药企利润、PBMs返点、医生用药习惯、保险赔付体系等好多利益,要是强行压低药价,药企可能就会削减研发投入、推迟新药上市,甚至停产那些低价基础药物,最后还是会损害患者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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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经常拿削减研发来威胁,说要是利润下降,新药上市就会延迟,罕见病药物也会断供,本质上就是把患者的生命当成谈判筹码。
但深层问题在于,美国医疗体系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药企掌握着创新主导权,制度层面又没有替代方案,比如公立制药企业,这就导致改革陷入了不降价患者受不了,降价又怕影响创新的两难境地。
全球对比
面对药价这个难题,其他国家早就开始探索不同的办法了。
欧盟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加速推进战略医药自主计划,通过政府直接干预供应链、调配资源、补贴研发、强化跨国集体协商机制,来平衡药价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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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国一直坚持市场自行调节,可市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永远向着利润那边倾斜。当患者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利润优先就意味着生命成本被忽视了。
改革为何牵动全身?
美国药价问题早就不只是医疗领域的事了,已经成了金融资本体系的结构性支点,医药行业是标普500指数里最稳定、利润最高的板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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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辉瑞、强生、礼来、艾伯维等药企,可不只是医药企业,还是全球资本配置里的蓝筹权重股,它们的高利润支撑着数百万股民的养老金账户,给对冲基金、医疗投资信托、保险金融产品提供稳定回报。
要是药价出现系统性下调,那影响可大了,药企利润会断崖式下滑,医疗股板块会集体暴跌,金融衍生工具流动性会坍塌,企业债评级下降,大型基金资产也会缩水,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资本市场都会受到冲击。
而且,一些利润薄的基础药物,像青霉素、硝酸甘油、肾上腺素,要是降价太狠,药企可能直接就停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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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啥美国这几年老是出现救命药短缺的情况,在纯市场逻辑下,不赚钱就等于不生产。
拿中国新疆伊犁的庆华能源集团来说,它虽然跟医药没关系,但能反映不同制度的底层逻辑。
庆华能源集团是十二五重点项目,专注煤制天然气全产业链,虽然生产成本比进口天然气高,还长期亏损,可依然在持续运营。
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战略兜底,就算国际上被封锁,也能保证国内天然气供应,不会被外部势力卡脖子。
这种非盈利导向的战略布局,在美国那种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环境里根本实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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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药体系里,资本逻辑说了算,缺乏民生兜底的制度设计,这就导致药价改革特别难推进。
药价改革为何寸步难行?
美国药价高,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制药行业是国会最大的游说势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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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制药公司在国会游说上花了将近4亿美元,比石油业、军火商、硅谷巨头这些传统强势群体花的都多。
花了这么多钱,自然就跟议员们利益绑定了,在关键投票的时候,议员们就会保住药企的利益。
2003年的法案,通过禁止医保谈判药价条款,给药企弄了个价格保护伞。
2019年的《HR 3议案》,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旨在降低药价的法案,结果被受药企资助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搁置了,到现在都没进入表决环节。
奥巴马医改,这是美国医保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可因为害怕药企的阻力,根本没涉及药价谈判这个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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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2024年推进联邦医保与药企谈判10种高价药价格,这10种药在市场里占的比例特别小,而且药企已经一起发起诉讼,想用司法途径阻止改革。
这场改革,本质上就是病人与资本的战争,是民生健康与制度惰性的对抗。
美国政府作为资本的代理人,很难彻底牺牲既得利益集团的利润,去给普通民众争取公平的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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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药价一直居高不下,这不是个别药企使坏,也不是政客没本事,而是制度设计上利益优先的必然结果。
整个体系就像一台精心设计的 “吸金机器”,通过无监管定价、多层级剥削、资本绑定、政治游说等环节,让各方都能获利,却把成本都压到了普通患者身上。
任何想要打破这套体系的改革,都会遭到资本网络的强烈反击,得对抗制度惰性、监管失衡、法律保护和舆论收买等好多阻力,特朗普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更像是一场 “政治作秀”,根本触及不到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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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解决美国药价问题,就得重塑制度逻辑,得明白健康不是商品,生命不能按市场规则买卖,得抛弃资本主导医疗的模式,建立一个既能保证创新,又能实现公平的药品保障体系。
这就意味着要打破资本对医疗的垄断,推动制度重建,只有这样,药品才能从资本的猎物,变回服务生命的公共产品的本质。
美国药价困局可不是一颗坏果,而是一整棵腐朽的树,改革难就难在,利益的根系已经深深扎进了制度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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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生命价值超过资本利润,可这恰恰是美国当前社会最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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