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几千年，始终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问题？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是一张泛黄的“广西粮票”，压在一个老旧抽屉的最底层。

旁边还有几枚锈迹斑斑的缝纫机配件和一张1981年的收成报表。

谁也没想到，这些看似杂乱的旧物，拼起来就是一个村庄曾经最辉煌也最复杂的一段历史。

那年头，广西武鸣县双桥镇的这个村子，日子过得不算差。

说起来有点出乎意料，这地方居然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

村里有十几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台推土机，两辆汽车，还有每个生产队配的一两台手扶拖拉机。

那时候的“机械化”，可不是摆摆样子。

是真干活的，是真能帮人多收粮的。

老黄就是那会儿的机车手，常年跟着生产队跑田头。

他说，那时候最怕的不是下雨，而是机器坏。

因为一坏，整个队都得停。

可换句话说，只要机器不坏，哪怕下再大的雨，也能照样干活。

后来，转得快的村子开始推广杂交稻，化肥也逐渐跟上。

七十年代末粮食多得吃不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国家给的奖励也实在，自行车、缝纫机、钻石牌手表票，样样都是抢手货。

“我家是1980年分到缝纫机的，还是上海产的。”老黄记得清清楚楚，“那年过年，家家户户都穿新衣裳，都是自家做的。”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维持多久。1981年开始，村里响应政策，土地分到户头。

也就是说，原来由生产队统一调配的土地、劳动力、机器，全都分散了。

每家几亩地，想怎么种，自己说了算。

一开始的确挺热闹。

农民有了自主权，干劲很足。

种玉米、种蔬菜、种西瓜的都有，各忙各的，田里比以前热闹多了。

可是没过两年，问题就来了。

最先出问题的是水。

原来整个村子都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水渠、山塘、灌溉管道都是七十年代集中力量修的。

那时候讲的是“旱涝保收”。

但分田后，水渠没人统一管了。

哪段破了，谁也不愿意多出力。

结果呢？灌溉系统逐渐瘫痪，靠水吃饭的田地，变成了“望天田”。

“那年大旱，我家种的稻几乎全死了。”老黄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以前哪怕再旱，水库都能调水，现在？水库边都种上果树了。”

果树是后来村里人自己决定种的。

有些人觉得种粮食不赚钱，就把田改了。

可果树不是年年都好卖。

等到行情不好，果子卖不上价，想改回种粮，发现地也酸了，水也没了。

更棘手的是机器。

东方红拖拉机这种大设备，原来是全村合起来买的。

分田后没人能单独负担使用和维护成本。

每家几亩地，用不上那么大的机器，手扶拖拉机还勉强凑合。

那些大机器，只能停在仓库，一年比一年锈得厉害。

一个更难办的问题，是育种和技术推广。

原来是统一种杂交稻，统一施肥、统一喷药。

现在各家各户种的都不一样，时间也不统一，连病虫害都没法一起防治。

结果呢？产量能稳定就不错了，想再提升，几乎不可能。

村支书那时候也急，组织过几次协调种植结构的会，但没人听。

大家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种地，干嘛还得听别人的？

“那会儿，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地我做主’。”老黄说，“可后来发现，自己做主，也不一定就能种好地。”

再后来，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

田留给老人和孩子，可他们种不了几亩地。

村里大片土地撂荒。

以前人多地少，现在人少地荒，谁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不过，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走上这条路。

比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就没分田单干。

他们坚持集体经济，搞规模化经营，还发展工业。

结果呢？村民生活水平一直不低，反而比很多“单干村”要稳定得多。

有人说，单干能提高积极性。

但问题是，光有积极性不够。

没有水利、没有机械、没有统一管理，光靠一个人忙活，真干不过一个系统。

这事后来也有人反思。

一些地方开始搞农业合作社，搞土地流转，就是想重新把资源整合起来。

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用新的办法解决老问题。

老黄一直留着那张粮票。

他说，那是他种田最有成就感的一年。

那年粮食多，国家奖励的粮票能换不少东西。

可惜没过几年，粮票就作废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国家给粮食奖励的票证。

高鸿业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贺雪峰，《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口述史（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