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令人难忘的三个特点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方方面面都有那么多杰出人物，而刘少奇不仅仅是这些灿烂群星中的一颗，还应该说他是一颗巨星。为什么说他是一颗巨星？他和我们党许许多多优秀的领导人相比，有哪些特别使人难忘、别人未必都具备的特点呢？据我肤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三点：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01

刘少奇是一个战略家

他具有能够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眼光和在关键时刻果断地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领导能力。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比如，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和组织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战略。这样的大手笔，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不失时机地做出来（当然，他也是同在重庆的毛主席等商定的）。

再如，领导土地改革，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自然也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党的功劳。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刘少奇是重要的决策者。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区土地改革，刘少奇都起了主要的或重大的作用。

再如，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领导扭转经济困难局面时，刘少奇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一直到后来的一系列决策，最后下决心要“退够”，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退够”了，整个局面就根本扭转了，就有了到1965年那一段相当好的经济局面。这不只是一般的经济工作，而是要能总揽全国大局，要有战略眼光，能做出战略决策，才能胜任。所以说，他是一个战略家。

△1946年1月，刘少奇在延安。

02

刘少奇是一个理论家

中国共产党内要讲到理论家，在老一代里除了毛泽东以外，大家就会想到刘少奇。他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不是坐在屋里靠冥思苦想来谈理论问题的。他总是针对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谈自己的意见的，但他谈这些问题时通常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地谈某一件事情层面上，而是会从个别中间看出一般，从一件件具体事情里面总结出一些可以用来指导处理许多其他类似问题的带规律性的认识，就像中国的老话所说的可以“举一反三”。

举例说，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以后，做过一个《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全文共分三部分，《刘少奇选集》里只选了第二和第三部分，这两部分讲到了华北、华中的形势，总结了经验。照理说，是很有理论高度的。

但他不满足于这样讲，他在这两部分之前，还加了一个第一部分——绪论。这个绪论里有四点，其中第二点是讲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党的新任务与革命斗争的新形式；第三点是讲党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哪里是党的主要工作地区；第四点是讲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行动路线的决定。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停留在介绍华北、华中的工作，而是在做出概括，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理论色彩似乎已经够浓了。

然而刘少奇还不满足于这样，他在这三点以前，又写了一大段话，来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他是这样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客观上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这是由于历史是在社会矛盾之斗争中发展的这种情形所决定的。虽然人们在主观上常常想推动历史依照客观上可能的直线道路前进，然而客观的历史行程总还是走着弯曲的道路。”“有一种时候，历史是走得很快的，是飞跃的前进，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就能走过平常时期几年几十年的路程；但在另外一种时候，历史又是走得很慢的，甚至使人们感觉不到历史是在前进，或者似乎还是在后退。”

听了这些，你就会多懂得许多带规律性的道理，可以用来自觉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我看这就叫理论家。

刘少奇不仅在总结上述这样大的、长时期的事情时善于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而且在谈到当前工作中似乎很普通的一件事时，往往也都提到理论高度来思考。

1964年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检讨不应该规定省委学习他自己的一篇讲话。刘少奇在回信中提到理论高度来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

再举一个例子，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方）写信给刘少奇，问怎样才能办好党校。刘少奇在回信中首先指出，既不能过分强调理论，忽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又不能过分强调实践，要注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说到这里，他觉得还不够，接下来又进一步发挥说，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革命的热情，也有很强的革命的组织能力，但是党的理论修养是薄弱的。

所以说，刘少奇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所讲的问题总能让人从中得到超出这个问题的更多的东西。所以刘少奇称得上是一个理论家。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03

从实际出发见解独到

刘少奇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是只去依傍书本和上级指示，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一些系统而又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请刘少奇研究一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到底该怎么搞，他很快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等一套完整的想法。当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关于农业的发展道路，他也有一整套设想。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中出现的矛盾，他在1951年首先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主张要分清敌对的和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他又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还有，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大胆地指出，总体来讲，1958年以来全党工作的缺点和成绩的关系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他还谈到造成困难的原因可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前面讲到的这许多见解，人们可以对其中有些看法作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善于独立思考，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就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而独到的见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