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 我听马勒和詹姆斯·拉斯特

文 | 鲍尔吉·原野

又是马勒

直到去年，我才听到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资讯汹涌如八面来风的今天，人们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闻。社会认识层面，仿佛案上肉馅，被切割得极其细碎。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一家传媒机构当音乐编辑。去他家做客，见书橱里满满的读物竟无书籍，细看，全是激光唱盘，上面摆着交响乐总谱。我指着总谱问：“读吗？”他点点头。我想像他于深夜，在书房认真读乐谱的神态，好玩。

作为礼物，我请他自选两张唱片。他在音像书店将选到的一张唱片拿给我看，说：“马勒。”那会儿，他眼里的满足感，如同赌徒高喊“满贯”。他扭头时，敝着领口的大红羽绒服里面，亮光倏尔一闪，一根极细的项链，很精致。

回到沈阳，朋友寄来一篇音乐论文，我交由友人主持的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的题目是：《迷惘浮生的慨叹一一谈马勒的交响乐》。

又是马勒。

还有一回，漫然翻阅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书，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连读了几遍：“二十世纪是死亡的年代，马勒是我们的精神先知。”（莱纳特·伯恩斯坦）

马勒作为一位奥地利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在西方精神领域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找来一些书读，才知在西方知识阶层，马勒是继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和勋伯格之后最受欢迎的音乐家。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马勒音乐的复兴时代”这一文化现象。马勒作品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勒终生真诚又终生痛苦。他站在衰草丛生的传统价值的废墟上，目睹由科学进步造成的物质繁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

他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不受欢迎。”一位美国音乐评论家称，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与宇宙之间形成某种和谐，马勒则永远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协、内疚和焦虑，使他成为时代的预言者。

我借来一本由阿尔玛撰写的马勒回忆录，深为这位音乐家精神生活的精纯敏锐所感动。阿尔玛是传主的夫人，小马勒二十岁。此书似乎缺乏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马勒。公认写得好的《马勒传》是其门生布鲁诺·沃尔特所撰，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汉文译本。

我已经开始了听马勒的准备，虽然还没有听到。同时被一种对马勒作品的诠释所打动：“人生是一场悲剧，但生比死更有意义。”

读《今天》杂志。上有钟阿城回忆诗人叶三午的文章。文中说患有风湿的叶三午躺在沙发上与作者“握了蜻蜓点水手”之后，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阿城回答听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叹了口气说：“我在听马勒。”

我不能读交响乐总谱，只能由耳朵来听，到各处去找马勒的带子。在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音乐书店里，我问：“有马勒的带吗？”女售货员回答：“没有。有马玉涛的带。”我被噎个踉跄，接着问：“有马克思的带吗？”女售货员形色不改，回答：“没有。有马长礼的带。”我欣赏这个女人的冷隽。

马勒的激光唱片很多，但我的比较不高档的音响无力享受。

今年五月，手头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开一篇文章，题目为《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陈钢，我合上这本杂志，心里一紧。马勒，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了，我没读这篇文章。马勒无所不在，如他自己说，“我渗入音乐的永远是整个的人——感觉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难的人。”

七月末，我买到了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宝丽金公司出品，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小泽征尔指挥。作品是他的第二交响曲，主题是死亡侵扰与生命渴望的搏斗。像迈克尔·肯尼迪指出的，在这部“寻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马勒，而是人类·马勒”。

唱片的封套印刷精美，小泽征尔以善良的眼神注视着人们。我觉得听这套唱片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一个缘由甚至借口，但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唱片仍然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期待有一个朋友来，指着唱片说，“那是什么？”

“马勒。”我回答。

“听一听好吗？”他或她说。过去听或没听过马勒的名字都不要紧。

“好的。”我起身，用我纸刀慢慢划开唱片外边的玻璃纸，把它放在唱机上。

听一听马勒。有可能听不懂。

两个月了，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光临。

感谢詹姆斯·拉斯特

这几年，我的心境与詹姆斯·拉斯特乐队的曲子很贴切，成为生活中可以称为幸福的事情之一。我听了他的几十盘带子，聆听时怀着憧憬与犹疑，听过已在心里装下了充实，像从森林里归来的孩子兜里揣满松果一样。

人与音乐的契合，委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难事。作曲家与演奏家从来都是独裁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与哲理。听者只能用声音——唯一的传导符号来体味它背后的无限丰富。当然，伟大的音乐家也由此产生，即让自己作品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音乐家的诞生。希特勒酷爱瓦格纳，无数善良的人同样喜欢瓦格纳。因为瓦氏伟大。

风烛残年的贝多芬，耳朵全聋了，仍执意指挥《第九交响曲》。这是令乐人为难的事，又得配合。贝多芬眼盯着乐谱，手臂僵舞，他的耳朵里静悄悄的。乐人小心瞟他的手势，他们明知贝氏听不见，但生怕拉错一个音符。乐曲结束了，全场掌声潮起。 穿着燕尾服的维也纳人起立鼓掌， 眼里漾着热泪。他们尤为结尾“欢乐颂”这一为人类祈祷的乐思感染。贝多芬依旧木然，女高音卡洛琳·婉格只好以不礼貌的方式，抓住他的衣袖，指一指观众席。风湿蹒跚的老贝慢慢转过来，认真地瞪视着观众少顷，尔后鞠躬致谢。

还是回到詹·拉上面。说到贝多芬，我总有一种冲动的心清，像说到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者一样。我只是说，他们作品的伟大，是像辘辘把的绳子一圈挨一圈致密绕在人格的圆木上。詹·拉没有贝多芬那么伟大，至少现在还没有人这样说。他只是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和指挥家。他所做的是把所有好的音乐作品加以改编，从古典乐曲片断到流行电影插曲。在配器与风格上，使之具有独一无二的詹姆斯·拉斯特的风格。

他是通俗乐人，但典雅悠然富于沉思性。他本质上是古典的，但还不至于像曼托瓦尼那样远离电声乐器。对弦乐的迷恋，则是这两位大师共同的特征。在詹·拉那里，无论是对往昔的回顾，对世事的前瞻，都与我的心性契合。一种漫不经心的中庸之美，这里没有令人眼湿的激情。譬如说描写爱情，其感人处如脚下激起的细碎浪花，瞬间变幻而消隐，更多强调潮音与涛声，没有兜头的狂澜。

在照片上，詹姆斯·拉斯特，这位德国不来梅的老头，唇髭整齐，灰白的金发很长，背梳亦整齐，下颏的胡须剪得很好看。他表情带着宁静明朗的笑，脸膛是古铜色的。

最初听到詹·拉是由朋友王家俊的介绍。王从骨子里是个鉴赏家，每日听音乐与读书，尤钟《读书》杂志。他推荐的第一盘带子是詹·拉的《火鸟》。从那之后，我陆续收集。

詹·拉是我心中默默信赖的人，就像信赖华尔腾湖边的梭伦一样。他使我这个没受过很好的音乐教育的人，渐渐理解了许多西方古典乐曲，得以同大师进行儿童与巨人式的沟通。我感谢他。

听老詹。在他的曲子里，我悟出典雅、开阔与不避俗亦为文章之道。在这些纷纷如落叶的乐声里，我寂寞地写着自己的文章。许多时候，环顾左右，只有老詹乐声相伴。

还说什么呢？南非诗人乔科写道：“我只能说我等过你。”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760篇文章